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十批判书》的争议和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然而对《十批判书》的争议却并未停息。
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逐渐倾向于尊法反儒、扬秦贬孔，他曾经说过，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196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除了对孔子持肯定态度之外，对秦始皇的指斥多处可见。如他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幸运”的“成功”；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项事业“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秦始皇“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他逐放母亲，囊杀婴儿，逼死有功的重臣，毒杀有数的学者，如尉缭批评他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照史实看来，是一点也不曾过分”。将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业绩和个人的作为行事一并加以否定，这显然与晚年毛泽东的观点是不同的。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缘于林彪一伙曾有肯定孔孟的言论并诋毁毛泽东就是当代秦始皇，故而郭沫若对秦始皇的否定就更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973年8月，毛泽东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8]（P682-685）平心而论，毛泽东突出秦始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不同意郭沫若崇儒反法的见解，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看法并非全然属于学术见解，而且在“文革”那样特殊的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学术研究可言，以当时的状况和毛泽东的地位，给《十批判书》的定论不啻是将这部著作连同作者推到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的郭沫若所作的表态和观点上的修正，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今天，“《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说法当然不应被视为评价《十批判书》的正确观点。
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余英时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期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论证并指责《十批判书》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但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时至90年代，余氏所著两本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麟--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印行）和《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初版）先后出版，二书均以原来的副标题为题收入了该文，①并在文前写有“跋语”，进一步宣称“《十批判书》作者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这一重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9］（P121）此后，“抄袭说”在学界遂产生了相当影响，被视作一桩学术公案，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某些人信以为真，随声应和。②
“抄袭说”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对《十批判书》的评价，更涉及到对郭沫若学术及其学品的看法。对此已有学者撰文辩驳。翟清福、耿清珩在《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了《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把《互校记》（即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笔者）和《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的有关材料也互校了一番。结果发现，《互校记》对《十批》的攻击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离正常的学术批评准则。余英时在文中对郭沫若的肆意斥责和嘲讽，完全出自于他对郭沫若的偏见”。该文“就余英时《互校记》中罗列的《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略加爬梳和辨析”，分“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关于前期法家”、“关于稷下学派和其他诸子”等几方面，“说明余英时攻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文末特别提及：“如果余英时先生对这桩公案还有什么新的看法，我们是愿意和余先生进一步讨论的。”但一直未见对方回应。之后，另有一些反对“抄袭说”的文章纷纷发表，进一步澄清了事实真相。③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术界研究气氛的逐渐正常化，对《十批判书》的研究与评价也更为全面和深入。首先是能够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十批判书》。如卜庆华著《郭沫若评传》（修订本）有“《十批判书》”一节，从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研究、先秦学术的研究、对秦始皇和孔子的评价等三方面分析了《十批判书》的成就与不足，作者指出：“《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古代思想进行卓有成效探索的著作。尽管其中一些论点尚有缺点或可讨论，但作者走的路子是正确的，开拓性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10]（P256）孙开泰撰文评述了《十批判书》反映出的研究先秦诸子的特点，即以“人民本位”的尺度评判先秦诸子的基本立场和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先秦诸子，并指出郭沫若的相关研究对学术界的影响和研究的不足。[11]（P409-454）
其次，通过《十批判书》进一步探讨郭沫若史学思想与方法的特点。林甘泉的《从〈十批判书〉看郭沫若的史学思想》一文，通过《十批判书》探讨了郭沫若史学思想的若干特点：一、“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失误作了自我批判”，郭沫若希望就中国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他作这种尝试的最初成果。在《十批判书》中，这种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贯彻”。二、郭沫若“兼备了‘比次之书’、‘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三方面的功力和学识”，“《十批判书》在这方面，就是一部代表作”。三、“《十批判书》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的是坚持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统一，有的则是用道德评价代替了历史评价。这里暴露了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标准的局限性。”④笔者认为，该文对深入认识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以及如何评价《十批判书》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开辟新角度、发掘新材料，力求对《十批判书》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和突破。2007年第3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戚学民的《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该文认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不仅意在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榷之意”。具体而言：“《十批判书》和《中国通史简编》等书的观点存在直接的呼应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批判书》对先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作者对同道的批评的回应。虽然我们尚不能绝对地说《中国通史简编》是《十批判书》唯一的理论对象，但是就其观点的全面性和权威性而言，类似《中国通史简编》的观点正是引发郭沫若撰写《十批判书》的重要因素，这是今天阅读和研究《十批判书》时不应忽视的问题。”作者在此一定程度地明确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所说的“我们（指‘新史学’家--笔者）的方法虽然彼此接近，而我们的见解或所得到的结论有时却不一定相同”，“我不否认我也是受了刺激”，“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和鼓励，恐怕也是写不出来的”等言语背后的实情。尽管作者只是“推测”了“《十批判书》整个写作过程”，即要想证明此“推测”的正确尚需更多的史料依据，但是该文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十批判书》的撰写动机并深入讨论其论学宗旨颇具启发意义，亦有助于更为实事求是地评估《十批判书》的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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