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前孔：近代满族纪程诗对藩部的书写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0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 原文出处：《民族文学研究》(京)2017年第20176期 第69-79页 作者简介：郭前孔，济南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满族文化与近代满族诗人群体研究”(项目编号：J11WD01)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近代纪程诗/“内藩”/“外藩” 清代是我国大一统多民族融合的朝代，在这个时期，各民族居住在这个空前庞大的版图之中。清廷将统治的重心集中于中原的汉民族，以求得对汉人的有效统治；其次是加强对外藩的控制和管理。清朝将国内边疆地区以及境外部分国家视为“外藩”，又将“外藩”划分为“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两个层面。“内属外藩”包括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境外外藩”包括朝鲜、越南、琉球、苏禄(菲律宾)等附属国。清朝针对内属外藩，创建了边疆民族首领朝觐年班制度；针对境外外藩，延续了前代实施的朝贡制度，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整个统治政策如同圆周，由统治中心一层层向外延伸开来。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始终是清廷关心和瞩目的重点区域。与其它朝代不同，清代完全将边疆地区视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设置了行政区划，制定了比较系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实施了有效的主权官理，建立了军府制度、盟旗制度、伯克制度、土司制度、噶厦制度等，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这对控制和稳定边疆发挥了极大作用。在这些制度之外又制定了朝觐管理制度，而其核心和重点又是年班制度，即边疆地区的王公，分班轮流进京朝觐庆贺元旦之礼，故称“年班”。对此制度，《清稗类钞》专门加以说明，其“朝贡类·年班朝觐”条云：“蒙古内外札萨克、青海、伊犁、科布多、察哈尔所属各旗，回部等处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公主子孙，及奉天、热河、五台山内外札萨克喇嘛，四川土司等，均有年班朝觐之例。逢元旦进内，行三跪九叩礼。皇帝临幸各处及内廷宴赏，则又有跪迎跪送跪受等礼。”①此外在皇帝大婚、皇上、皇太后万寿、皇帝行围、出巡、冬至节等，都可以亲自或遣使朝觐。而清廷也定期不定期地派遣官员到边疆地区进行安抚或巡视，以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如顺治十三年(1657)八月一日，顺治帝“遣官赍敕慰谕”蒙古科尔沁等部首领时云：“你们自太祖、太宗之时，就诚心效顺，结为姻娅，请为屏藩。太祖、太宗就崇以爵号，朝觐往来，时令陛见。但朕自亲政以来，到现在六年，未得一见，盖因地广事烦，万几少暇，总想到尔等效力年久，战伐多功，担心有诚意不得上通，特遣使赍敕，赐尔等缎匹，以谕朕意。嗣后有欲奏闻的事，即行奏请，朕无不体恤而行。朕只想致天下太平，你们心怀忠直，不忘太祖、太宗历年恩宠，我国家世世为天子，你们也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②对于“境外外藩”，清朝并不将其作为一个行政区域，而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藩属国必须奉宗主国正朔，按照既定礼仪称臣纳贡，实行朝贡制度；而宗主国则向其国王、王妃、世子等颁发诰命、印章，承认其正统合法地位，并使之得以延续。 从整个清代来看，无论是“内属外藩”还是“境外外藩”，他们与中央政府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然，前者较为紧密，后者则相对松散。双方都存在着双边关系，而非单一关系。朝廷派遣官员不远千里出使外藩，使官员有机会看到和了解到迥异于内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这些官员主要是八旗官员，因为按照清廷的政策，藩部和内地行省实行双向隔绝和封禁体制，形成了两大相互封闭的系统。在官员任命上，外藩地区的贵族和官员不能到各行省任职，汉族官员也不能涉足外藩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不能在民族聚居区担任官职。③另外，清代实行官缺制，边疆大吏如驻防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又由旗人特别是满洲旗人专任，汉人是不能被派往边疆或到边疆地区任职的。而被派往出使外藩的八旗官员，都被要求将行程写成书面报告呈给各旗都统或朝廷，以供朝廷处理外藩事务作参考，这就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游记”体，有的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行程，有的则是以诗歌的形式记录行程。以诗歌形式记录行程和途中见闻的称呼不一，或称之为“纪程草”，或称之为“纪事诗”，大多数称之为“纪程诗”。因而，在此将这类诗歌统称为“纪程诗”。大量纪程诗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满族文学的书写内容，也成为八旗文学有别于汉族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近代满族纪程诗创作概况 根据恩华《八旗艺文编目》④统计，清代有关边疆地区和藩属国以及欧洲的游记共四十五种，道光以后共有三十六种，其中纪程诗八种(见下表)： 
除上述专集外，笔者翻检近代满族诗人的别集，还发现不少散落其中的该类诗⑤，计有：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记录前往蒙古的纪程诗最多，占多数，盖因满、蒙亲合，清廷与蒙古各部关系密切。⑥记录朝鲜的有三部，出使青海一部、新疆一部、西藏二部。其中，斌良最多，有七种。 严格意义上或曰标准的“纪程诗”，笔者认为要具备两大要素：其一，有较为详细的时间和行程纪录；其二，以诗纪录或写景述怀。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奉命出使，就具有纪程诗的这两个特点，如魁龄《东使纪事诗略》，交代作者作为正使于同治五年(1866)七月初四日奉旨前往朝鲜册封王妃之事。每天的行程、事务、见闻都一一用散文体加以记录，并写诗纪事吟咏；第二类有的是奉命出使，有的是任职或者出差见闻，也不用归来进行汇报，如景廉《度岭吟》就没有时间和行程记录，只是吟咏途中奇山异景，诗中注释事件与简介景点等。其前言云：“途中无所事事，日唯与管城子相周旋。归检行箧得诗三十余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手录以存用志鸿爪。”写诗仅是为了打发途中无聊时光而已，并无规定任务，行踪地点基本明朗。 清代出使或任职边疆民族地区，早自顺治年间。其目的是清廷安抚民族地区的王公大臣或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定局安边。这一点，时人早已指出，如何乃莹序延清《奉使车臣汗纪程诗》云：“车臣汗为外蒙古东路部落，即秦汉时所谓匈奴，唐宋以来蠕蠕突厥之类是也，代为边患。至我朝圣武神功，超越前代，内外蒙古莫不服从圣教，而朝廷所以御之者，亦有以慑服其性而感化其心。子澄之奉命车臣汗，赐奠也，所以柔远而感化其心也。”⑦出使主要是贯彻朝廷的扶绥政策。也有发挥“诗可以观”的作用，让使臣借出使之机观俗采风，如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十一“朝鲜采风录”条云：“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卫狼瞫颁孝昭皇后尊谥于朝鲜，因令采东国诗归奏。副行人孙致弥，遂撰《朝鲜采风录》，诗多近体，其清丽芊绵，不亚宋、元传作。渔洋尚书录取数十首。盖天朝文物之盛，远被东藩矣。”⑧既然“诗可以观”，那么在文人笔下呈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行程的单纯记录，这些颇具奇风异彩的异域自然风光和风情民俗，自然被染上浓重的审美色彩，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允礼在《奉使纪行诗》序言中就说：“雍正十二年冬，余奉使泰宁，计程凡五千九百余里，往返仅六阅月，又以其间校阅燕晋秦蜀之兵。其余计日按程公馆，严肃有司，旅见旅退，虽欲问民之瘼，察吏之疵，而诹谋询度，其道靡由非独，时有不暇也。唯是所过名山大川、雄关重镇，俯仰形胜，辄追念祖宗奕世之威德，抚古圣贤豪杰遗迹，则忾乎想见其为人，赋诗言志，往往流连而不能自己。其他岩崖洞垒、幽遐环谲之观，风雨晦明、物序旅怀之触，有会而作，亦间侧其中。至于圣恩优渥，寻常在途，复颁训旨，慰谕谆谆，赍赐频仍，传车相踵，瞻望辰极，激忱时结，则大雅所称‘永怀’者，盖信有焉。返后逾月，偶检前稿，编而录之，因为序其雅略如此。”⑨除了政事之外，出使或任职途中的名山大川、地势形胜、名人古迹都是文人格外关注的诗料，也拓宽了文人的风雅之举，有利于诗人才情的发挥，所谓“江山之助”。关于游历与诗歌的关系，诗史上有诸多表述。清代满族文人也认同游历与诗歌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文昭《古瓻集》自序云：“余益肆力为诗，而诗往往不工。然以余闻，古之能诗而工者，盖未有不出于游，李、杜、韩、苏诸公其大较矣。余才不逮古人而志窃向往，重以典令于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故间有所游不过郊坰而外，乘一  屐，尽日辄返，夫所谓高山大谷、浦云江树之属，举足助夫流连咏叹者而顾未尝一寓于目。诗之不工，抑又何尤耶?”⑩作为著名宗室诗人，其于两者的关系有着深刻体味，对于有行为限制的京城满族人来说，充满奇异风光的“外藩”地区，其魅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二 近代满族纪程诗对“内藩”的书写 由于纪程诗所记都是自京城至目的地沿途风土人情，有关内地的风景诗作暂且不表，只涉及到达外藩所见所闻的诗作。 近代“内属外藩”地区绵延我国北部、西北及西南广袤的边疆地区。在这广袤的区域里，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差异。就地貌来讲，大漠戈壁、洼地绿洲、高山雪原，不一而足；就气候而言，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炎热而短促。在不少地方，由于地势高耸，如卫藏(又名前藏，即现在西藏的东部地区)，夏季则温暖如春。自然环境既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制约人类活动的重要因素。在古代，自然环境决定了当地居民的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生活方式。因而，某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与该地区人类的生活方式存在着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某一地区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与其自然环境息息相关。钱穆说过：“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11)作为文学作品，尤其是自然景象的纪实性作品，总是免不了要记录该地区的人文风情。近代满族纪程诗普遍着意于各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记述，对政治层面并无涉猎，且以纪实手法为主，间以比喻、拟人等手法，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风貌，形成了一幅风格迥异的艺术长廊，具有自然风貌与民俗风情双重内涵。 青海明代属西番地，清雍正三年(1725)设西宁办事大臣，总理青海事务。其属地屡有变化，于嘉庆十一年(1806)定型，至清末未变。其地东至西宁府边外栋科尔庙及松潘边外之漳腊岭，西至噶斯池以西及勒谢尔乌兰达布逊山，南至巴萨通拉木山及鄂穆楚河，北至博罗充克河南岸(12)，与今天的青海大体相当。斌良于七月初三日奉命去青海致祭湛巴拉多罗贝勒，九月七日行抵丹噶尔，前去札木巴拉多尔济贝勒努克图大藏寺祭奠，十二月廿三日回京，历时五个多月。其《青海纪行集》主要记录了路经青海东部湟水谷地一带的行程。作者以生动的笔触书写了秋天青海的自然景致和民俗状况。深秋之际，这里“秋塞荒，秋风凉。雪积众峰白，挥鞭我马黄。陇西健儿好身手，自挽雕弓射白狼”(《湟中吟》)。色彩鲜明，阔大壮美，具有典型的塞外风貌。野外如此，人居之处则宁静幽美。《老鸦堡》写一居处，这里秋意盎然，枫丹柳碧。古寺里，人迹罕至，黄菊晚钟，景致空幽。平番郡则是“乱峰如画障，细水不成河。落叶寒于凝，秋禾涤圃多”(《平番县》)，美丽如画，景色醉人。但留给作者印象最深的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和山谷中粗大的古树。这里山峰高耸，直与天齐，有的“阴崖沉积雪”(《登孩儿岭》)，有的“天连雪岭峰峰白”(《渡大通河》)，还有的“眼明群玉峰千笏，知是晴云是雪峰”(《镇海堡》)，白云与雪峰难解难辨。而沟谷中往往生长着高大的树木，由于人烟稀少，无人光顾，虽然木身粗壮，树冠庞大，但年年枝叶自长自凋，不免令人产生惋惜之感，《深沟塘古柳》记录的即是这样的柳树，所谓“垂杨合抱柳阴圆……长条踠地自年年。”近代青海尚属贫瘠之地，中央政府由于财政匮乏，无力安抚边地民生，因而这里居民生活困顿，衣不蔽体，《青海纪行集》对该方面也有反映。如《平番县》云：“民贫无襦袴，抚字意如何?”即使有衣可穿，也是“衣褐”之类(《平戎驿》)。为了御寒，他们往往将住房用泥土堵塞得严严实实，所谓：“山农多墐户，节使尚冲寒”(《平番夜雪》)。这也是对清代中后期青海农牧民真实生活的书写。 西藏为神州西南之地，《禹贡》称为“三危之地”。至宋朝开始纳贡，康熙间回归中央政府，乾隆间设驻藏办事、帮办大臣，管辖前后藏。此后屡派使臣前往。近代有文干《辛巳纪程诗》(13)、斌良《藏卫奉使集》两部诗作记录西藏的自然风物。我们具体看斌良《藏卫奉使集》的创作内容。斌良自丙午(1846)正月二十八日出都，历春夏秋三季，至该年七月十六日抵达拉萨，所经藏地清代称为“前藏”。行程一万三千里，作诗五卷，共402首。《七月十六日抵藏喜成》四首之一云：“半年车骑镇长驱，壮观平生兴不孤。卫藏康居三部落，蓟秦晋蜀四名都。山川南戒多时赏，风俗西招著意摩。添得牛腰诗卷富，海天高咏敌髯苏。”如此看来此行不虚，收获颇丰。总体上来说，一路上山岭纵横，人烟稀少，夷险交错，阴晴变幻。山区地貌破碎，气候瞬息万变，在同一山地系统中，因地势高峻，温差较大，可能出现多种奇幻景象，民谚中就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及“山高一丈，大不一样”的说法。 首先，这里奇观妙趣颇多。西藏东部地处横断山脉，横亘着数不清的侧岭横峰，由于地势海拔较高，山上终年积雪，冬季气候寒冷；夏天气候分外凉爽湿润，“漫说蛮荒风物陋，寒轻仲夏似春初”(《普拉晓发》)，“深林密篝气阴森，仲夏凉飙肌骨侵”(《奔察木山中遇雨》)。立秋一过秋气立刻袭来，与干旱炎热、动辄三十度以上高温的新疆哈密地区迥然不同。此处遍地鲜花盛开，“野花无数不知名”。因是偏僻之地，松树布满山谷，甚至有十人围的千年古树。更为异常的是这里气候多变，晴雨变化莫测，所谓“峰顶高寒峡中热，一山气候雨番更”(《山中晴雨不常口占一绝》)。除山峰和峡谷气温差距之大外，山中晴雨也随时更替，出人意表之外。 其次，这里美景频现，陡峭的山坡植被葱茂，犹如一幅幅画廊；山涧或是绿草遍地，或是水流涌动，一切都饶有画意。如“翠塔耸楼松”“云峰杂雪峰”(《三壩塘房夜题》)的原始林木与高耸入云的雪峰，“仿佛夔巫峡里天”(《竹巴陇山中作》)的青翠崖壁，无不令人驻足流连，叹为奇观。 再次，这里人文风光与自然环境合二为一，天人浑融，堪称人间佳境。他们居住的房屋尽管简陋，但周边环境清幽秀美：“万峰排闼花屏如”(《空子顶蛮房题壁》)。牧羊人酣眠画卷之中，自由自在：“风翻麦浪绿云铺，牛鼻浮凉俨画图。细草如茵敷软翠，酣眠堪羡牧羊奴。”(《南墩道中见牧羊者》)这些场景展示了牧民们舒适惬意的生活。此外，斌良的诗作还涉及了他们的风俗：一是见到远方的客人献上蔬菜表达亲近之意(《蛮人以蔬菜为献喜成》)；二是通过庖厨做食物时醋已用尽而无处可寻(《硕板多道中庖人醋已用竭，无处可觅感题一绝》)的生活细节，揭示他们的饮食习俗：“麦牟麦牛酥共煮茶”，即将炒熟的麦子(大麦和小麦)和酥油入茶同煮，以为饮品，类似于现在的“酥油茶”。 总之，东部藏区具有奇异的自然风光和民俗，斌良的纪程诗形象地记录下了行程中的见闻，使人们看到了彼时彼地的自然人文状况。 新疆在汉代归属中央政府，汉武帝时设西域都护，辖天山以南三十六国。后历经变更，至清朝，经过康、乾两帝征伐，各部悉数归顺。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伊犁总统将军及都统、参赞、办事、协办诸大臣，分驻各城，并设阿奇木伯克管理事务。同治三年(1864)阿古柏叛乱，光绪八年(1882)荡平，九年(1883)建行省，设置巡抚及布政使司。可见，有清以来，新疆一直动荡不宁，为此，中央政府极为重视，数派大员前去管理。近代满族有关新疆的纪程诗并未全面反映天山南北广袤的沙漠戈壁，而是聚焦于新疆西部的冰山奇景。景廉(1823-1885)，咸丰八年(1858)被授伊犁参赞大臣，管理疆务，《度岭吟》就在此期间写就。冰岭是纵贯天山南北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从伊犁到南疆最为便捷的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但山势高耸，常年积雪覆盖，险峻异常，每年的夏季和冬季都难以逾越。咸丰十一年(1861)，时任伊犁参赞大臣的景廉为查办阿克苏案件，取道冰岭，从九月二日上路，十二日翻越冰岭，再八日后抵达阿克苏，当中休息了两天，实际用了十七天。景廉从当时的伊犁惠远城出发，绕过巴图孟轲台和海努克台，从索果尔台开始走上了冰岭道。这次冰岭之行最大的副产品就是写下了《冰岭纪程》和《度岭吟》。前者非常珍贵，是难得的史料。它将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希望成为后继者的向导(14)。景廉也说：“伊江戍卒换防恢武及南路各城运送官物者皆取径于此，路甚捷，景亦甚奇。”并云：“其道路之崎岖，山川之诡异，诚有非意料之所及者。乘危履险，生死呼吸，壮志豪情，一时俱尽。”他认为，“余生平之大观，亦以此行为最”(15)，将所得诗歌三十四首，汇为一卷，因路经冰岭，故名《度岭吟》。 诗从交代物候写起：“画角声中木叶凋，霜华点点拂弓刀。寒生大漠征人健，草浅平原塞马调。”(《秋坪漫题起程一首》)九月的西部边陲，已经是满目萧瑟，使人倍感凄楚。一路的衰象，让作者“睡魔驱复来，诗情匿弗逞”，但当听说“水石辟佳境”，就“惊喜不成眠，翻疑更漏永”(《发察布察尔晚次索果尔台》)。的确，一开始景色迷人，“秋色澄鲜正午晴，无边林壑画难成”(《博尔道中》)，但越来路途越险，天气也越来越糟。《早发沙图阿满过天桥遇雪》一诗就写了这种极端天气和极险路程：大风呼啸，冻云密布，令人惊殐；而大如手掌的雪花，可谓神奇之至。那直冲霄汉的天桥，又艰险至极，使人毛骨悚然，行人只得小心谨慎，且行且止。大雪过后，一轮新月悬挂东山，晶莹剔透，则是内地之人见所未见之光景。《冰搭坂行》一诗写一段蜿蜒崎岖在崇山峻岭中的小径，连用三个“有时”突出了小径的艰险程度，令行人叹为观止!那高耸的冰山，在朝阳的照耀下精光闪烁，形态各异，气势飞动，令人百看不厌。时而上天，时而下地，一路奇景变幻无穷，一路惊险又时时相随，“行路之难至此极”! 除了路途惊险之外，还有满身尘埃“不具佛形具佛性”的石佛；峡谷中水流湍急能将石头冲走的河流以及晶莹灿烂“瓦砾琼瑶少区判”的玉山和摄人魂魄可供骏马驰驱的平原地带，种种神奇之景在这里竞相绽放。途中间有风土人情的记录，《中途杂咏》即是如此，其中前四首尤其鲜明。《穹庐》一诗所谓“穹庐”即今之蒙古包，回疆的蒙古包设施简单，易于搭建，且与马群相连。《威呼》一诗所记之“威呼”是独木舟，小且轻便，适用于内陆地区的河流湖泊。《蒙古妇人》一诗写了蒙古妇女的穿着打扮以及象男性一样放牧，毫无内地妇女的闺阁之态。《茶尖》一诗所云“木碗铜瓶携取便，自烧野草煮湖茶”，用铜瓶木碗盛水盛茶的生活习俗为边疆所独有，在内地是看不到的。 记录蒙古的纪程诗最多，最为典型的是斌良《瀚海绥藩集》和蕴秀《敖汉纪程》。斌良丁酉(1837)腊月奉命偕安上公至土尔扈特赐赉多罗札萨克郡王三达克多尔济。这里离京城五千五百里，初六日出发，至来年夏天返回，往返行程约一万一千余里，作《瀚海绥藩集》，共计诗作190首，记录了外蒙古的山川地理，风物人情。蕴秀曾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九日，奉旨偕国子监祭酒胜保前往敖汉赐奠郡王达拉玛济里第，始于二月二十四日，讫于三月二十五日。作者将自北京至内蒙古敖汉旗沿途亲历、亲见、亲闻的山川道里、险要形胜、驻军防守、人物风情、民族习俗、典章礼仪等逐日札记，间附纪事诗，奇情灏举，清音朗激，其“借酒浇胸”“挥毫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所记资料真实可靠，于各地设置、沿革略有考订之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16)。“瀚海”一词，本指内陆中的湖，如青海湖、贝加尔湖等，到明代以后，即专指北方广大地区，戈壁沙漠，如皂保《瀚海》一诗：“瀚海原无水，平沙极目遥。狂风终日簸，一似往来潮。”即是此意。这里“平沙浩渺望无垠，币地穹庐遍野坰”(《纪事》)。隆冬季节，“冰天雪碛连衰草，触目风光妙句无”(《车中偶成》)，不仅一片冰天雪地，万物凋敝，而且寒气刺骨：“气嘘髭化白，血汗须攒冰。日色侵晨淡，霜华隔岁凝。”(《哲里木寒甚》)作者明白这里有未曾遇到的“奇寒”。狂风之猛更是见所未见：《夜闻大风初八日早风定喜成》云：“午夜  飙发，牛鸣窌底狂。糁沙吹硬雨，掀幕掷顽礓。窟宅蛟龙徙，绦鞲鹰隼扬。”午夜帐外狂风大作，从牛鸣般的吼声、飞沙走石的气势，可以想象到风力之大之狂，这是内地绝少能碰到的。
高原大漠深处，不仅人烟稀少，而且草木稀缺，隆冬时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只能以牛粪代薪，所谓“粪饼添炉火，油酥点乳茶”(《毡庐不寐有忆京华》)，“牛粪马通供饮爨，苍凉风物见何曾”(《札嘎素台书所见》)。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可能连牛粪也成为稀缺资源，《塞外向无柴薪，蒙古风俗作食皆以牛粪代薪。闻去岁牛粪为螳螂转丸摄去，蒙古烧烟甚缺，名曰粪荒，感此成绝》一诗就记录此事。 不过，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能练就人的生存技能，蒙古男儿个个身手不凡，他们骑马打猎，迅疾如飞，勇猛异常。《布隆即目》一诗先写蒙古族男子的装束，既精干又不乏纹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这只是铺垫，此诗意在突出他们骑马飞奔的草原技艺。又《乌兰哈达即目》云：“避客黄羊疾似飞，追风骠骑一鞭挥。此来惜未携弓矢，好向平沙猎一回。”牧羊儿高超的骑马技术赢得了作者的羡慕，竟然也想身佩弓箭，驰骋打猎，一试身手! 与青海牧民不同的是，这里并不贫困，反而牛羊遍地，生活富足，如《察布奇齐书所见》一诗所云：“猎猎狂飙逐马蹄，草痕黄到小冈西。欣看藩部多殷富，遍野封牛褐色齐。”看来，北部和西北部各地牧民的生存状况小有差别，不能一概而论。 比较特殊的是志锐《廓轩竹枝词》，因为志锐由京师到蒙古并不是奉命出使，而是被发遣；也没有回京汇报的任务和使命。尽管如此，其《廓轩竹枝词》因广泛反映了蒙古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具有纪程诗的性质。序云：“古人行程，必纪其山川道里险要形胜者，考古证今，以示博富。锐不才，在滦阳营次奉待罪乌里雅苏台之命，未许回京，迂道出口行篦，无书未能援征，仅就军台各名各旗风俗与夫目之所见，得《竹枝词》百首。于山川形势，鲜有所关，聊为一己纪程，非敢云诗也。”虽语意谦逊，可知作者也将其当做纪程诗看待。所以，在此一并论述。 志锐(1853-1912)，字伯愚，又字公颖、廓轩，他塔拉氏，满洲正红旗人(一作满洲镶红旗人)。甲午战争前夕，因直陈时事，坚决主战，被慈禧“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未许回京，从降职地直发乌里雅苏台，因而《廓轩竹枝词》又名《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记录从张家口至行乌里雅苏台途中见闻。“公闻命就道，初与夫人李氏偕行，中途病归，乃直身率二三童仆，度天山，横绝漠，长途风雪，每到一台站，必有小诗纪之，成《竹枝词》百余首。襟怀冲淡，若自忘其为谪官投荒者也。”(17)其中《六十四台》六十四首，《风俗》二十一首，《杂咏》十五首。采用“诗中夹注”的方式，对诗作详细说明和解释，显得更为详尽和明确。 《廓轩竹枝词》内容广泛，举凡自然风物、风俗生活、忧国思乡、吊古怀今，均给予反映。在此我们仅关注前两类。诗歌叙写一路行程，到处可见“黄沙白草暮云平”(《鄂伦虎图克第十四台》)的壮阔景象。蒙古多大漠戈壁，但路途艰险，行走不易，“一山乱石一山沙”(《本巴图第十一台》)、“乱石平沙无所见，碍人行路马兰堆”(《博罗鄂波第三十台》)。有的地方甚至凹凸不平，寸步难行，驼茨满地，高低错落。在这片荒原中，还蕴藏着丰富的宝库——矿产资源，有些就裸露在地表，形成矿山，如《吉斯黄郭尔第十八台》云：“吉斯黄郭产铜山，崚山嶙峋石笋尖。蒙俗不知开地利，牛羊寥落草纤纤。”还有的在大山深处，《特穆尔图第六十二台》云：“松杉夹道入山深，铁矿多年贡潦涔。若假洪炉开鼓铸，一经陶冶尽祥金。”小注云：“译言有铁矿也。相传矿甚宽深，产铁极佳。蒙人欲开而不得其法，近闻俄人颇有意焉。”时至近代，随着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人们认识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志锐也以近世目光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价值含量，这是十分可贵的。 其实，蒙古大地不仅有荒芜的地表，也有秀美的景致，那些有水的地方也草木丰美。《哈达图第四十四台》《噶噜底第四十六台》都写到了这种情形。前者云：“征车尽日行山里，草绿如茵秀可餐”；后者云：“此乡水草称双美，时见仙禽掠羽衣”，大自然呈现出了富有生命力的景象。人们也尽可以在此定居，放牛牧羊，“毡庐到处沿溪筑，争牧牛羊趁绿莎”(《阿录吉拉噶郎图第五十九台》)。若是在冬季，雪景之灿烂也堪称佳景：“白雪白云两相杂，岭头一月不分明”(《鄂伯尔吉拉噶郎图第五十八台》。 当然，蒙古草原上最有特色的还属蒙古族男子的骑术——套马，这是放牧中的高难度技术，《套马》云：“一从假手佣奴牧，亦自低头任峦衔。”小注云：“蒙古套马，以长杆系绳其端，缠马项牵之而走，不受羁勒者，亦贴耳服都焉。”这一技术恐怕非技艺高超者不办。 蒙古族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般穿着宽襟大袍，喜穿软筒牛皮靴，男子多戴蓝、黑褐色帽，也有的用绸子缠头。女子多用红、蓝色头帕缠头，冬季和男子一样戴圆锥形帽。未婚女子把头发从前方中间分开，扎上两个发根，发根上面带两个大圆珠，发梢下垂，并用玛瑙、珊瑚、碧玉等装饰，但各地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内、外札萨克也差别较大，尤其是妇女的装束。如《内札萨克妆束》云：“双辫平分戴佛冠，绀珠累缀任人看。束腰箭袖戎装小，顾盼生姿在据鞍。”《外札萨克妆束》云：“发分双扇用胶多，箭袖高低似翘拖。命妇胭脂红两颊，教人误认醉颜酡。”小注云：“发分如两折扇，垂于项前，用胶涂之不散。箭袖于肘上又加一层，似翘。”首先在发式上有明显的差异，一为双辫，一为双扇状；其次，上衣尽管同为箭袖，也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两诗都突出了蒙古妇女的端庄妩媚。 蒙古民风淳朴，待人接客热情周到，《蒙妇执爨》一诗就涉及此事：“彼姝二八饰明珰，执爨司茶镇日忙。待得釜中羊胛熟，为侬含笑一先尝。”客人到来，为招待客人忙得不亦乐乎，还笑容可掬。当地官员，见到京官也都礼节周到，表现的诚朴殷勤：“台官常跪迎天使，诚朴风犹见一斑”(《庆岱第九台》)献给客人的礼物是哈达，哈达也有分别，“递来哈达分三等，绣佛光明第一尊。膝地手高擎过顶，按班安好笑言温。”(《递哈达》)最尊贵的是绣有光明佛的那种，礼仪也非常隆重，代表着尊贵和荣耀。 关于婚嫁习俗，也非同内地。如《蒙古婚嫁》《蒙古女多不嫁》两诗即是此类，前者小注云：“男家以牲畜为聘，女家无妆奁，三年内生子应得外家财产一半。如三年内不育，则勒令女归，并追还原聘，听其择人再蘸焉。”按照蒙古习俗，若夫妻不合，离婚也很自由，若男家不同意，妻子仍回娘家；若妻子想离婚，女家当归还一部分聘礼。双方离婚后，可以随意再婚，并不受到歧视。志锐诗中出现的古老习俗，具有很高的民俗价值。 三 近代满族纪程诗对“外藩”的书写 除内藩外，有关外藩的纪程诗主要是记述出使朝鲜的途中见闻，其它外藩的纪程诗在近代诗歌中尚未发现。这里仅论述有关朝鲜的纪程诗。 近代出现了两部出使朝鲜的纪程诗集，即铭安的《东使纪略草》和魁龄的《东使纪事诗略》。前者记录光绪元年(1875)三月十七日偕散秩大臣兼副使立瑞由辽阳起程前往朝鲜，后者于同治五年(1866)七月初四日奉旨前往朝鲜册封王妃一事。此次以理藩院侍郎魁龄为正使，委散秩大臣希元为副使，八月三日请训，十二日巳刻由礼部受节起程，至十一月十一日回京，历时三个月，行程三千里。归来后辑成《东使纪事诗略》，记录行程途中事务甚详，每天的路途行程、事务接洽、送往迎来、途中见闻、天气征候、记景感怀无不有之。以文纪事，以诗写景感怀，叙文与诗作相辅相成，可谓清晰详备。其后记云：“往尝见前辈大儒或出使邻封，或宦游异域，罔不纪天时、纪人事、纪风俗、纪名胜。凡一名一物为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率皆笔之于书以示不忘，非好异也。诚以一事不知儒者所耻，一行不谨，大德堪虞，则因事征实，不徒记我言动寔，欲范我身心意至善也。岁丙寅仲秋，余东使朝鲜，过都越国，道经数千里，阅人甚夥，深恐言行不谨，或致贻羞中外，爰作《纪事诗略》一则，思欲效法前人，白诸同类，俾观者一目了然，知不佞往返之所为，非敢以雕虫小技妄登诸大雅之堂也。不然闲轩缮写，鸠拙宜藏，何遂谬附剞劂致成笑柄，则是编直谓之纪事可也。”(18)其《东使纪事诗略》即是效法前人纪天时人事、风俗名胜之作。 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度，除了平壤一带地势平坦外，处处崇山峻岭，又形态各异，引人入胜。九月十九日途径的洞仙岭，山势高耸，“仰观则云霞咫尺，俯视则涧壑空深，真险境也”。《过洞仙偶吟》云：“洞仙关里舍人岩，怪石玲珑面面嵌。十里松阴盘驿马，万重岚气染征衫。螺旋深入穿云壑，蝉翼高攀过碧巉。不必问天天已近，红尘以上总非凡。”二十日经过的葱秀岭又是另一番样子：“葱秀本天然，山高玉溜悬。松阴寒峭壁，石凳挂飞泉。秋老余红叶。林深只缘烟。拔云来洞口，权作小游仙。”(《葱秀留题》)山势秀美，飞泉流瀑，烟雾氤氲，有如仙境。二十二日经过临津江，对面两山排闼，恰似雄关(《过临津江至坡平馆》)。十月初五返回途中路过的晓星岭，则十分陡峭，乱石盘空：“崇峦棋布势嵯峨，乱石盘空不易过”(《晓星岭》)。总之，山势陡峭，山路崎岖，各有特色，各有其趣。 朝鲜的风俗与清朝不同，“该国俗尚质朴，除宫殿外，均不事雕凿涂饰。衣尚白，食尚俭。其器质而洁，坐必席地，用矮脚桌。将上堂，户外有二履，一切度用，多沿古制。其文同其语异，非笔谈不能得其仿佛。”另外，朝鲜文人也喜好汉文化艺术，绘画作诗都模仿汉文化，与清代文人诗歌唱和。 外交礼仪是《东使纪事诗略》突出的一项记录。魁龄一行进入朝鲜后，当地官府派官员前来接圣旨请安，招待使臣，安排食宿。临近王都时，国王派遣高级官员前来迎接。进入王都，他们受到朝鲜国王亲自接见，受到隆重的礼遇。此与《清史稿》中所记使臣到朝鲜的外交礼仪相同(19)。《东使纪事诗略》详细记云：“二十四日辰刻，国王遣使来请入王京，当于巳初起行。国王迎旨至，距城十里之迎恩门。行礼毕，先入城。余偕副使入外城崇礼门，至内城淳化门，又东行抵进善门外。下肩舆，入仁政门殿。殿傍有更衣幄，次易蟒袍补服。国王衮衣出迎，拜旨，读诏，均行三跪九叩礼。鸿胪官唱引三次，作乐三章，山呼三次。礼毕，更常服，入仁政殿，宾东主西，相向坐。王遣通官三人，即古摈介之礼，问‘皇上圣安、两宫皇太后圣安?’龄旁立左，向答曰：‘皇上圣躬万安，两宫皇太后圣躬均安。’王复问：‘天朝王、贝勒均好?’余答以均好。嗣复酬酢数次，互有问答，皆要言。王遣官曲道欲行拜见礼，辞之再三，始作谢。彼此一揖，入坐。坐中列数筵，觥酬交错，箫管齐闻，凡九献礼始毕。”作者作诗二首，寄兴述怀，如《奉使礼成恭纪七律二首》其一云：“王京翘首入云端，节钺遥临万众欢。紫诰宣恩君命重，皇华作赋使才难。琼筵对语罗珍错，仙乐和鸣集凤鸾。海国人文昭礼数，笙篁酒醴尽衣冠。”该日国王屡派使臣来问安，文武官员也都前来拜会，直至亥刻才散去。第二天，国王亲来拜会，列筵如昨，礼数繁多。国王之父兄、朝中大员也都前来笔谈，索诗索字，不一而足。魁龄送他们墨刻诗章，整整一天，他多方应酬，以至疲惫之极。二十六日，返回送别，时逢疾风骤雨，按照礼仪，必须返回。国王备仪仗鼓吹，候于西郊之迎恩门外饯席，礼数繁多，款洽很久，致使使节不忍离别。朝鲜是清朝属国中最亲近者，所以对清朝使节关爱有加，充满深情。魁龄吟咏《西郊留别》二首，其一云：“十里邮亭送客程，西郊祖饯怅行旌。飘风骤雨何曾计，欲别仍留太有情。”诗中注云：“是日风雨疾来，仍恋恋酬酢，不忍言别。”其二云：“昨宵夜雨曾留客，今日石尤又阻风。不是公车难久待，深情肯负主人翁?”于兹可见中朝友谊之深厚。 近代满族纪程诗广泛地记录了出使地域的山川地貌、季节征候、风土人情，留下了彼时彼地较为珍贵的文字材料。不仅以纪实为主，也兼具文学性；不仅具有少数民族史料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很多诗歌描摹真实生动，形象逼真而又自然有趣。总体看来，有如下特色：一是如实地记录出使各地的见闻。这一点从上文所述足以看出。再看一则同时代诗论家的评论，吴仰贤论文干《辛巳纪程诗》云：“长白文干桢士，道光初奉使西藏，有《辛巳纪程诗》一卷，自正月十二日从打箭炉入，二月初十日行抵前藏，所经历皆系以诗。如……数联夷险殊致，皆纪实也。”(20)明白其以诗纪实之特征。因而，纪实性是近代满族纪程诗的最主要特性；二是具有浓郁的文学风味。近代满族纪程诗既然是以诗纪实，诗为文学之精者，那么，这种纪实文字就免不了著上浓厚的文学色彩。事实也是如此。诗人们在摹写山川风物、人情世态时并不一味追求文笔的枯淡和无趣，而是力求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为此，在以白描为主要手法的基础上，还大量运用了包括比喻、拟人在内的文学手法。诗语也清新流丽，干净而又富有张力。当然，浓厚的文学意味并不影响整体的纪实风格，反倒是加强了纪实文字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这一点，早就引起了诗家的注意，如民国期间的诗论家海纳川《冷禅室诗话》云：“升勤直公寅出使喀尔喀，途中有‘怪声山鸟如人语，绝壁晴云似马行’之句，画出边塞风景。又《戈壁竹枝词》云：‘皮冠冬夏总无殊，皮带皮靴润酪稣。也学都门时样子，见人先递鼻烟壶。’语颇风趣。”(21)所给予的评价是中肯的。 注释： ①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00页。 ②邹博：《清通鉴》，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192页。 ③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7页。 ④恩华纂辑、关纪新整理《八旗艺文编目》，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⑤铭安：《止足斋诗存》，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京师刻本。宝鋆：《文靖公诗抄》，光绪戊申年重雕。宝彝：《寄园诗集》，民国抄本。连成：《喜闻过斋诗稿》，清光绪刻本。英瑞：《未味斋诗集》，稿本。皂保：《天然如意斋诗存》，清光绪刻本。宝琳：《知足知不足斋诗存》《马佳氏诗存》，清咸丰至光绪间刻本。斌良：《抢冲斋诗集》，清光绪五年(1879)湘南薇垣官署刻本。以上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文出此版本诗作，仅随文标注题目，不再另注。 ⑥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409-533页。 ⑦延清：《奉使车臣汗记程诗》，清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⑧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6页。 ⑨允礼：《奉使纪行诗》，清雍正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⑩文昭：《紫幢轩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8页。 (1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12)傅林祥、林娟等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67页。 (13)亦写作《壬午赴藏纪程诗》，见恩华纂辑、关纪新整理《八旗艺文编目》，第44页。 (14)参见王启明《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辑。 (15)景廉：《冰岭纪程·自序》，吴丰培《丝绸之路资料汇钞》，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18页。 (16)李俊义、石柏令：《蕴秀与<敖汉纪程>》，《满族研究》2013年第1期。以下内容均根据蕴秀《敖汉纪程》中的诗作进行论述。 (17)志锐：《廓轩竹枝词》，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8)魁龄：《东使纪事诗略》，清同治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9)见赵尔巽《清史稿·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78-2679页。 (20)吴仰贤：《小匏庵诗话》，载张寅彭《清诗话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77-6578页。 (21)海纳川：《冷禅室诗话》，载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