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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醇在奏折中首先提出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主张?真的假的?


    


    王开玺,男,1949年10月10日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 道光卷》。


    


    人们大多认为是董元醇在这一奏折中首先明确提出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主张。例如,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写道,“八月十日(日期有误,应为9月10日),御史董元醇上疏言,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重事,暂请皇太后垂帘听政。”


    笔者认为,这一认识也有失片面。董元醇奏折的第一点,虽然文字不多,要求由两宫太后权理朝政的意图也十分明显。然而,在两宫太后是否可以公开垂帘听政这一关系祖制家法的关键问题上,却可谓是文字颇为讲求,几乎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其“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一句,写得如同游龙一般,见头不见尾,文词游移闪烁,决不授人以把柄,力图能够左右逢源,可退可进。但于虚无飘渺之中,却又影影绰绰,依稀可见,甚至可以明确感觉、意会。所谓可以退,即是说,后宫不得干政,乃是大清的祖制家法,是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改变的。


    


    对于清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初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孝庄曾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先后养育辅助顺治、康熙两代幼帝。但是,无论她对当时的朝局有着如何重大的影响,却自始至终只能在内廷予以操控,不愿,甚或是不敢通过垂帘的形式直接出面听政、理政,朝政仍是或由摄政王多尔衮,或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顾命辅臣出面予以维持运作。


    缘此,无论董元醇是否确有周祖培的授意(依笔者看来,奕䜣决不可能授意于他),他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此变改祖制之难。相对于清廷之祖制,董元醇可以强调此句话的前半句,即本人仍坚持“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的根本祖制,而由两宫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只不过是在清帝冲龄年幼这一特定条件下,“审时度势”的“通权达变之举”。


    


    所谓的两宫太后权理朝政,系沿袭前朝孝庄太后不居垂帘之名,而收于内宫权理朝政之实的故事,决无公开变改祖制之意。所谓可以进,在于其可以强调此句话的后半句,即尽管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但是,“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因此还是可以通权达变地采用太后垂帘之举的。这样,既申明了祖制,却又暗寓可行“太后垂帘”之意。究应如何理解与实行,完全可由最高当权者乾纲独断,视情况如何而后决定进止。其“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一句,既不用“太后垂帘之制”,又不用“太后垂帘之典”,其中一个“仪”字,颇有妙用之处。“仪”者,仪式,形式之谓也。这样,表面上并未触及“仪”的内在实质──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但又足以表明其需由两宫太后“权理朝政”,简在帝心的主旨。其后,慈禧太后即是借此大做文章,从而开创太后垂帘干政朝局的。董元醇其人不敢,其他清廷朝臣同样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出变改祖制的要求。尽管当时在京的某些“当国者”,如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人,的确存在吁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想法,但事实正如时人所说:“窃谓垂帘之事,国家所戒。”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周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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