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看，从理论的角度，从宏观思维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理论的兴趣在逐渐下降。1954年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学术讨论，充满了理论思维，引经据典，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探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发展趋势。这一讨论进行数年，在学术史上可以记录在案。当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会有失误，会有幼稚的表现，会有标签现象，也有影射史学的出现。这些失误，会在特殊的政治气氛下，使史学工作者走入歧途，出现“文革”期间“评法批儒”、“儒法斗争”中史学工作者被利用的情况。
“文革”结束后，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讨论中国近代史宏观理论问题的热潮。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关于洋务运动性质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都曾经坚持数年时间。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理论问题的兴趣，逐渐降温了。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呢？不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问题，关于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问题，关于“告别革命”问题，关于是否需要用唯物史观指导近代史研究问题，等等，问题提出来了，却未见引起热烈的争鸣。不是完全没有争鸣，而是争鸣开展得不热烈，完全达不到20世纪50-60年代、80年代的水平。对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理论问题讨论的降温，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的下降。与此同时，来自域外的各种史学理论蜂拥进入国内。以前学者在论著中，往往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来开展自己的论证。现在的年轻学者则往往引述西方某学者的论点，来开展自己的论述。处处引述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是一种教条主义；处处引述西方学者的言论，也是一种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所谓宏大叙事被冷落，所谓碎片化选题出现，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研究结论就容易出笼了。
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思想领域、学术领域出现多元多变现象，这是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下降的客观原因。但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多元多变的情况下，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立志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者，可以借鉴后现代史学的积极因素，却不能被碎片化选题牵着走，否则，史学研究的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不是要一句一句地去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而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历史，研究历史。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还原历史真相，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是会大有帮助的。
回顾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走过的路程，尤其是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我以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近代史实际相结合，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多种可能性，探讨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下，中国历史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在学术研究工作上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注释：
①参见拙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该文依据胡绳武先生的意见做了若干修订，收入拙著《追求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②按：1949年以前，历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见，或者说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基本上是一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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