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调”。①历史研究如何处理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20世纪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创建之日起，就围绕着“革命”展开历史研究活动，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家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在刘大年的史学观念里，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一代的“革命家兼学者”的共性，又有作为后继者的个性。作为来自“根据地”的“战士型学者”②，刘大年身上带有不同于来自“国统区”或“大后方”的革命学者的精神气质和对待“革命意识形态”的特殊态度，③而这种“不同”恰恰是构成刘大年史学的最突出的特色，也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刘大年被认为是“有力的代表者”④的一个重要依据。有学者在评价刘大年时这样说道：“在大年同志心目中，作为一个杰出学者不过是他作为一个坚强战士的一部分，学术工作只是他‘尽了爱国的中国人的责任’的具体体现。”⑤刘大年自己也认为：“革命的历史家，必然是革命理论的积极宣传家，无产阶级科学文化事业的推进者。”⑥
把做学问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尽爱国的中国人的责任”，因而是一项崇高的、正义的事业，这是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学者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刘大年身上继承着、发展着。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把历史研究当作武器，很容易使人在不自觉中降低了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要求。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学术本身看，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亦有不足之处。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今天，笔者以刘大年为个例，通过探讨其史学观念，进而试图管窥“革命”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张力。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说：“历史学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其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卡尔还说：“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出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以至于可以把他（她）们所写的历史著作看做是“由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成的”⑦。考察刘大年革命史学观念的形成，一是与民主革命时代的塑造有关；更重要的是，1949年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环境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直在寻找人生出路的青年刘大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经历了短暂的人生彷徨，决定投笔从戎。1938年6月，经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安排，奔赴延安，同年7月到达洛川，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从在抗大学习、到晋冀鲁豫边区冀南抗战，再到北方大学任教，刘大年一边拿枪同敌人战斗，一边研学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是促使刘大年从传统史学观念向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观念转变的重要时期。⑧1943年，刘大年读过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后，产生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念头。⑨1947年秋，在范文澜的帮助下，刘大年撰成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侵华简史》⑩。该书出版后在反美高潮的政治环境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刘大年此后50年的治史旨趣和方向。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出于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需要，强调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偏重历史研究的革命性要求，“革命”与“历史”建立了“战时”（11）的特殊关系。1949年革命胜利后，为革命服务的史学在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使命的驱使下，继续强调着“革命与历史”的特殊关系。尽管在50年代初期，郭沫若、范文澜等人曾试图对过去的一些做法进行反省，但总体来说，历史学家们并未获得全面调整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治史观念和作业方式的环境。其原因主要在史学“外部”：国际上“冷战”不断加剧，国内新生政权亟须巩固，中共又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在当时看来，完成这一任务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继续强调历史上作为推翻旧政权工具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正面价值和意义，而作为这一时期盛开的“五朵金花”之一的“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之所以能成为其中最鲜艳的“一朵”（12），是与这一意识形态的诉求直接相关的。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除旧布新运动也接连不断，“左”的思潮不断高涨以至于泛滥，阶级斗争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并且敌我界线分明的政治环境中，历史研究领域弥漫着“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的非历史主义思潮，战争年代形成的战时史学观念还在延续着，发展着，并深深地影响着刘大年的史学研究。这种史学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归纳：在“战时历史框架”（13）上，表现为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14）的通史体系，在近代史编著上，建国前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和建国后刘大年主持编撰《中国史稿》第四册是这种框架的典型范例，它们长期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叙述；在学术导向上要求“学术要听从、服务于当时政治，呼应现实主题，配合中心任务”；在思维习惯上，表现为“两军对垒”、“敌我分明”；在对人类文明史的看法上，认为“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是剥削阶级罪恶的堆积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罪恶的讨伐等”，强调“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的两极化特点。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对历史上的阶级统治、统治阶级缺乏历史主义的考察，对被剥削阶级的天然同情代替了对他们的科学分析。这种史学观念已经远离了唯物史观，而陷入了伦理史观的泥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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