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除去政治史”与“重提政治史”
自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后，传统的政治史就似乎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其实，这也是中西方新旧史学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其典型表现就是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对传统政治史路径的直接挑战与反叛。正是在强烈反对政治史统领全部历史的声浪中，一种“排除了政治的人民的历史”成为西方社会史最初的一家之言，屈威廉的《英国社会史》便是代表。加纳在1980年代进行评述时说，屈威廉的这个定义“成为关于社会史的最著名的定义，它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又不断遭到批判，而且迄今为止未被充分理解”。（11）勒高夫用“同政治史的一场斗争”作为小标题，即谈到第一代年鉴派代表人物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初期反对政治史、尤其是外交政治史的斗争。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政治史一方面是一种叙述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由各种事件拼凑而成的历史，那就是一种“事件性的历史”。（12）
其实，年鉴学派虽然反对传统的政治史写作，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排除政治史。丹尼尔·罗什就认为，“政治史从未在法国消失过”，“在早期的年鉴群体中布罗代尔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让人做政治史。马克·布洛赫不仅写了政治史，而且也开了政治史方面的课程”。（13）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并没有明确地排除政治史的说法，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建立在以反对政治史为主导，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书写框架的基础上，因此在其复兴和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史的内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在倡导“新史学”“新社会史”的实践过程中，杨念群教授又力争重提政治史。2004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杨念群的《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一文。他有感于政治史被碎片化，“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提出了要复兴政治史，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义。（14）
笔者以为，重提政治史研究，并不是要回归到旧史学笼罩下的那种传统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史；而恰恰是一种与社会史沟通的超越传统政治史的“新政治史”。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如何实现政治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史。政治史与社会史并不相互排斥，社会史可以丰富政治史的内容，政治史可以凸现社会史的意义。我们知道，社会史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多学科的交融、“长时段”的观念、总体史的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甚至是田野调查的方法等都可以很好地运用到政治史或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去。所以，“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键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也是追求“总体史”的一种内在体现。
笔端至此，我还想强调一个相关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史复兴30年来，主要的成果和研究队伍相对集中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领域，1919年以后，尤其是1949年后的所谓现当代史的社会史研究显得相当薄弱。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该在1949年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具体的研究往往难以延伸下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史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正如田居俭教授所指出的：“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15）可以说，把社会史研究引向现当代史，必将为中国历史的整体推进做出新的贡献。因为“现当代史距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最近，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往不久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把社会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负的一份社会责任”。（16）
社会史首先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这也正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方法论的核心。勒高夫明确指出社会史“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17）而中国现当代史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紧密相连，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它割裂开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史研究仅限于古代、近代的探讨而不顾及现当代，那将是社会史研究一个巨大的缺失和遗憾。倘若将社会史的视角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史之中，则有助于我们重新解释或评判很多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现当代史和革命史模式；如何突破人为的历史时段划分，进而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史；如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结合来研究中国革命史；如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研究中国革命史，如此等等，都需要社会史研究者努力思考并付诸实践。近年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李金铮教授已开始提倡一种“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即“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说就是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18）近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开展的“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研究”，也是在反思传统革命史的基础上的新探索。在我看来，这种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路径也将大大丰富对中国革命及其现代性转变的认识与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