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早期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访谈对象聚焦于白人精英，最初20年间，在200位受访者当中只有3位是黑人，而且都是美国知名黑人：杜波伊斯（W.E.B.Du Bois）、乔治·斯凯勒（George S.Schuyler）和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28）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并在6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的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以及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催生了大量有关非裔美国人的口述历史著作与研究计划。著名作家哈利·阿列克斯（Alex Haley）与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Malcolm X）经过多次口述历史访谈之后，于1965年出版了《马尔科姆·爱克斯自传》，（29）该书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口述历史在美国黑人史研究中的不断流行。（30）而当时最大的有关非裔美国人的口述历史计划是“民权运动记录计划”（Civil Rights Documentation Project），它开始于1967年，由福特基金会主办和资助，目的是记录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参与者的经历与观点。据统计，该计划共收集了700多份口述历史访谈，从1973年开始保存在美国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31）另外，在这个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计划是开始于1972年的杜克大学口述历史项目（Duk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gram），其主要目标是希望通过利用口述资料来重新书写传统的美国历史，尤其是有关黑人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历史。而为了书写一种和谐的多种族的历史（multiracial history），该项目通过口述历史访谈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用项目负责人之一威廉·雪夫（William Chafe）的话来说，“它是学术界第一个系统地对种族关系和民权进行全面研究的计划”（32）。
除了上述这些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包括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南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和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在内的多所大学都设立了有关非裔美国人和民权运动的口述历史计划。显然，这种流行与口述历史在涉及有关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有一定关系。正如金·罗杰斯（Kim Lacy Rogers）所说：“口述历史对于那些试图理解民权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关键的资料……口述历史能够产生在当代文献记录中很难获得的证据……口述历史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能够让我们理解社会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从个人的角度来记录社会动员，而且经常能够揭示运动参与者的心智变化……民权运动的口述历史显示，社会变迁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和立法的事情，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其中普通个体的生活也经历了一种革命性的转变。”（33）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一直以来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叙述的“缺席者”与“失语者”。而口述历史正是试图将那些被忽视的妇女的生活、经历与情感融入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理解与反思的基本手段。正如美国著名妇女口述史学家肖娜·格拉克（Sherna Berger Gluck）所说：“妇女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利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和经历。我们正在挑战传统的历史观念和那些所谓的‘历史上重要的’的东西，我们正在确认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历史。”（34）美国妇女口述历史最早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它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基层计划，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妇女政权论者口述历史计划”（Suffragists Oral History Project）、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女性主义历史研究计划”（Feminist History Research Project）和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的“爱达荷农村妇女历史计划”（Idaho Rural Women's History Project）等。根据《边缘》杂志统计，到1977年全美共有18个州开展了大约30多个集体性妇女口述历史计划，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个人妇女口述历史计划。20世纪70年代妇女口述历史主要处于发现被忽略的妇女生活经历的“挖掘过程”，而且访谈对象也主要集中于著名白人妇女。作为这一阶段妇女口述历史实践的学术成果，就是1977年《边缘》杂志“妇女口述历史专题”，该专题主要集中分析了妇女口述史学家参与具体计划的实际经验，不过并没有深入探讨妇女口述历史的理论问题。（35）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妇女口述历史计划继续发展，根据1983年《边缘》杂志“妇女口述历史专题II”统计，全美共有27个州开展了大约50多个集体性妇女口述历史计划。（36）除了这些集体性计划搜集的大量口述历史收藏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些以妇女口述历史为基础的著作，颇受学界关注。（37）
相对于其他新社会史家来说，美国劳工史学家较早地意识到了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38）1959年至1963年间，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劳工与工业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的杰克·史基尔（Jack W.Skeels）开展了一项口述历史计划，围绕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的创建与早期历史采访了54位工会人员。（39）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新劳工史的兴起，口述历史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它不仅超越工会制度史的局限而扩展了研究视野，而且挖掘了一段从前被忽视的有组织的劳工本身内部的争斗历史。通过让工人积极致力于撰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口述历史提供了一种与工人阶级社群建立新型关系和赋权于工人阶级的手段。（40）在20世纪70年代，劳工口述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以爱丽丝·林德（Alice Lynd）和斯陶顿·林德（Staughton Lynd）、彼得·弗里兰德（Peter Friedlander）以及塔玛拉·哈利文（Tamara Hareven）和伦道夫·兰格巴赫（Randolph Langenbach）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这些研究不仅充分体现了口述历史在劳工史应用中的巨大潜能，而且日益具有理论与方法论意识。（41）
除上述新社会史领域之外，口述历史在社区史、地方史、家庭史、儿童史、性史、移民史和战争史等传统与新兴领域都显示了它巨大的吸引力，（42）这种跨学科应用在1984年出版的《口述史学：跨学科文集》中已经初现端倪。（43）在这个阶段，美国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变”不仅为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而且口述历史所具有的民主动力（democractic impulses）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美国历史基于精英白人男性的传统书写模式。（44）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所说：“通过从底层引入新的证据、转变研究焦点和开辟新的探究领域、挑战历史学家的假设和公断以及重新认识那些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简单而言，口述历史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45）
最能体现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民主性特征的研究是美国著名作家、电台主持人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作品，他被尊称为普通美国民众心声的记录者。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骚乱遍及全美。“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还能叱咤风云吗”、“美国人的梦怎么了”等一系列问题脱颖而出，带着这些问题，特克尔走上街头，深入社会记录美国人的心声，采访对象有美国小姐、影星、歌手、政界与媒体人士、老板、工人、学生、教师、黑人、教徒、移民等美国各界三教九流人物。他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共完成了四部口述历史著作：《狄维逊街》、《艰难时代：经济大危机口述历史》、《工作》和《美国梦寻》。（46）这些著作都属于当时的畅销书，至今仍有众多读者，也因为他所开创的这一新颖的“口述实录体”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赢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47）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的十几年间，美国口述史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从研究组织与机构发展来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不断壮大，不仅会员人数激增，而且开始出版《口述历史协会通讯》（OHA Newsletter，1967）和官方刊物《口述历史评论》（1973），成为加强同行交流的学术平台，地方性口述历史组织与研究机构也不断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相关的组织与研究机构达到500多个。从研究成果来说，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口述历史的论文和著作数量也大幅上升，更重要的是开始出现有关口述史学理论思考与实践指南的专著。同时，口述史学的发展也影响着正规的教学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它逐渐成为美国历史和相关学科的重要教学方法。（4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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