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可取用的史料也越来越多。翦伯赞说：“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1]（p.21）在文艺作品中，诗词歌赋、小说戏剧，都含有丰富的史料。本文专谈小说的史料价值，首先引述中外各家的论点，然后分5方面举例说明①。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有一段名言：“他（按指巴尔扎克--笔者）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pp.683～684）
我国学者也认为虚构的小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小说的史料价值，他说：“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等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3]（pp.60～61）陈寅恪也肯定小说可以证史。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到康駢《剧谈录》所记元稹见李贺之事不实时说：“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4]（p.84）据他的学生石泉、李涵追忆，陈寅恪认为：“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5]（p.33）又据石泉追忆，陈寅恪还讲到：“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6]（p.157）杨绛说：“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劈头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耳。’这段话把事实、故事、真实的关系，说得最醒豁。‘凭空捏造，以实其事’，就是说，虚构的故事能体现普通的真实。”杨绛还引西方文论家的话：“一件虚构的事能表达普遍的真理（a particular fiction can lead towards a general truth）。”[7]（p.152；p.159）
以上诸家从原则上讲清了小说能够反映历史真实，故可以作为史料使用。下面从5个方面举例，具体说明小说是如何反映历史情况的。
一、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某一部分（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
例一：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这个总标题下写了91部小说（包括已发表的和已脱稿的），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展示了19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复辟王朝时期的整个法国社会。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成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重要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8]（pp.361～362）拿破仑帝国取消后，封建王朝虽然复辟，但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日甚一日地打击封建贵族，“上流社会”的崩溃已不可避免。金钱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9]（pp.274～275）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决定一切的本质，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用文学的形象表现出来。在《贝姨》这部小说里，趁法国大革命之机暴发起来的老花粉商克勒凡，当他的亲家母阿特丽纳向他借20万法郎时，他有一段妙论：“呃，老妈妈，你以为巴黎能有一个人，单凭一个差不多神经错乱的女人一句话，就会当场立刻，在一口抽斗里或随便哪里抓起二十万法郎来吗？而二十万法郎又早已乖乖的恭候在那儿，但等你伸手去拿是不是？……在巴黎，除了法兰西银行殿下，除了大名鼎鼎的纽沁根，或者风魔金钱像我们风魔女人一样的守财奴，此外就没有一个人能造出这样的奇迹！哪怕是王上的私人金库，也要请你明日再跑一趟。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钱周转运用，尽量的多捞几文。亲爱的天使，你真是一厢情愿了；你以为路易·腓列伯能控制这些事情吗？……他跟我们一样的知道：在大宪章之上还有那圣洁的，人人敬重的，结实的，可爱的，妩媚的，美丽的，高贵的，年轻的，全新的，五法郎一枚的洋钱！钱是要利息的，它整天都在忙着收利息。”[10]（pp.487～488）
巴尔扎克写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上升地位。在《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里，葛朗台这个满身铜臭的暴发户成为地方上权力的象征和众人膜拜的对象。“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象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把他仔细研究，象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终于发现他的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11]（p.8）在小说《纽沁根银行》中，巴尔扎克刻画了纽沁根这个心狠手辣的银行家如何用倒账清理的手段掠夺千家万户的财产，“这头金融界的巨象会把议员卖给内阁，把希腊人卖给土耳其人”[12]（p.14）。
巴尔扎克的政治立场是同情贵族的，但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他依然毫不留情的对这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给以尖刻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在小说《古物陈列室》里，巴尔扎克生动地描绘了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和门第观念。他虽已家道败落，又对经营产业一窍不通，但仍然鄙视新兴的资产阶级，拒绝他们进入他的客厅。他寄予厚望的儿子德·埃斯格里尼翁伯爵把放荡享乐视为贵族子弟的天然权利，在巴黎一年，便挥霍了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一辈子的10万法郎，欠下20万债务，还伪造证券诈骗了30万法郎。年轻伯爵的所作所为，象征着贵族阶级的灭亡已是无可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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