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去今最为遥远的上古史竟纠缠了中国学术界整整一个世纪。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疑古”实际上仅是顾颉刚学术的一个侧面，严格说来，顾学是座结构宏富、深邃莫测的庞大宫殿，中国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现代经学、古籍整理等等都是这座宫殿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开拓与创辟之功，使顾颉刚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终结者和现代学术的先驱。
“开创历史学的新时代”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刊所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引起了人文学界的巨大震荡，一场古史论战就此展开；1926年，顾颉刚将各方讨论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使得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中国史坛迅速崛起，成为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七册《古史辨》，构成了民国学术史上的辉煌一页，是前后20年间这一学派巨大业绩的历史明证。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被后人誉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此一发现在当时则充当了“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两千多年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君统，“三圣传心”、“尧舜孔孟”的道统，以及以经学为主体的学统，“古代为黄金时代”的三代王制观念，一直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均立足于帝系即“历史”的叙述上，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尧舜禹启这些历史入物，就根本不会有所谓“黄金世界”和道统，失去这个根基，“封建”意识形态将全部坍塌。顾颉刚揭出上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事实，并采用釜底抽薪、历史还原的方法，全面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经学上古史系统，出此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古史革命”。
这场“古史革命”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广泛赞誉：“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个新纪元”（胡适语），并被认为“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语），“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余英时语），齐思和则认为“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世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布尔（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广铭曾总结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哲学史、思想史方面，胡适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在历史学方面，真正开创了一个时代、代表新思潮的，应当是顾颉刚。”
今天看来，作为现代中国史料批判运动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主要推动者，顾颉刚对历史学最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他奠定了历史考据或史料批判作为现代史学基本纪律的地位。现代史学的铁则是“拿证据来”！只要这个铁则还不过时，只要历史研究还需要审查证据，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会过时。中国历史上最需要严格审查的一批证据，就是关于上古史的文献--不管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因这批文献全出自后人的追述和传说，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为现代史学所认可的“一手材料”或“原始文献”可言。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不朽业绩，就是按照现代史学的规范，启动了对这批文献的审查程序。应该说，这一审查迄今并未完成，甚至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
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推进到现代历史地理学，是顾颉刚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又一不朽贡献。在清理《尚书》的《尧典》、《禹贡》时，顾感到问题复杂，几乎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遂移师历史地理，于是有了《禹贡》杂志的创办及禹贡学会的成立。《禹贡》半月刊之英文译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即中国历史地理，可以说，从名称到研究内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都与禹贡学会密切相关，顾本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
如果说将沿革地理推进到历史地理是出于学术自身的考虑，那么，禹贡学会从最初的古代地理研究入手，向后来的民族史与边疆学的转移，则是顾颉刚们以学者的身份报效国家的明证！《禹贡》发刊词说：“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则指出：“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边疆史地的研究从此发端。
顾氏在培养历史地理人才方面的成就尤其辉煌，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于顾氏家门（杨向奎语）。并称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的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都曾是顾颉刚的学生。他们循着顾氏之门径，发扬光大了顾氏的研究业绩，今天上海、北京、西安等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即围绕他们及他们各自的弟子们所形成。
如果说顾氏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尚存争议的话，顾颉刚在历史地理方面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则赢得当今学界的一致公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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