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由于司马迁具有通变的思想意识，因而在史学体例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纪传体，即将叙事史和人物传记结合起来的史学体例，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将叙事和人物传记两者分离和对立起来。比如，罗马时期著名的传记史学家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传》开宗明义地说：“我现在撰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从那些最辉煌的事迹之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极其清楚地看出人们的美恶品德，但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话，或者片言只语，往往会比最著名的围城、最伟大的军备和死亡数以千计的战役更能使我们了解人们的性格。”[27]XI，211
显然，叙事与传记是历史研究中又一难题。究其原因，历史和传记是人们自我认识的两种重要的史学表现形式。从中外史学发展史来看，早期的历史叙述对象都是那些足以影响国计民生的政治、军事之类重大事件，如《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8]861，即深刻揭示了这一历史研究趋向。对于西方古典时代的史学而言，希罗多德叙述希波战争史的《历史》，修昔底德叙述斯巴达和雅典争夺希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有罗马恺撒记叙其率罗马军团征服高卢地区的《高卢战记》等等，这些名著所记叙的都是令人瞩目的重大政治军事题材，主要特征是借助作者的自身体验和众多事件经历者或目击者提供的确凿无疑的证言和证词，以彰显其无可争议的历史真实性。而传记则不然，其研究的对象则是不可触摸和目击的人物心灵和性格，人们无法像历史事实一样可以通过准确无误的时间和地点作为依据进行论证，只能依“人性总是人性”这一朴素人性论为依据，再通过生活的细节和动人的轶事来描绘人的灵魂世界。
所以，在普鲁塔克看来，史和传是对立的，历史是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而传记是记叙人物的内心世界，既是历史的就不能是传记的，是传记就不能是历史。但在《名人传》的其他地方，普鲁塔克又经常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历史，或以历史的标准加以要求，将二者试图统一起来。如他在《提修斯》传记开头所说的那样：“但愿我能将虚构的传说予以澄清，使之合乎理性，具有历史的容貌。”[27]227正如郭小凌先生所指出的，这一切都表明了普鲁塔克“认识上的矛盾性和游移性”。[29]103因而，自希腊罗马始，西方传记走上史传分离、传史对立的发展道路。
与普鲁塔克不同的是，中国的传记史学虽然也源于叙事史学，但在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标志形成后，传记史学并没有将叙事史学加以抛弃，而是将叙事史学同传记史学二者结合起来，定为一尊，形成了中国的正统史学。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太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题裁之内，同样包括记事和编年，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30]75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司马迁创立的兼容并包、融为一体的传记体史学体例，中国古代的学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文心雕龙》高度评价司马迁史传结合的写作方法，认为《史记》仍然可以与被刘知几称誉为“述者之冠冕”[31]15的《左传》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了《左传》，而为“述者宗焉”[32]206。自《史记》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趋向是史传结合，人物与事件史统一。如汪荣祖所言：“史传合一，既为定体，吾华史学传统，遂以人为中心矣。”[33]78从而形成了与普鲁塔克及其希腊罗马史学发展方向不同的史学类型，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式”（Paradigm）。
其三，司马迁将文与史统一起来，统一于历史之中。《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认为《史记》所具有的文学特色并没有破坏史学的真实性，相反却更增加了《史记》的史学魅力。但对于希腊罗马而言，历史与文学是对立的，文学在历史中的作用只能破坏历史的真实性，比如“修昔底德轻蔑地提到那些以在演说比赛中得奖为目的而写出的历史，轻蔑地提到那些为取悦于凡夫俗子而沉湎于寓言的历史”[34]147。古罗马著名史学家波里比阿特别痛斥这么一些人，他们力图突出动人的详情细节，描写乱发蓬松和泪流满面的妇女以及骇人听闻的场面，热衷于以奇闻轶事吸引人，以戏剧式的动人文句取悦读者的史学倾向，认为那会成为戏剧，强调了历史的真实可考证性。[35]12，25，5；28a，1由此，“他经常受到那些名为历史学家，但书中却包含着神学、悲剧或者感情场景的人的攻击。”[36]9因而，史学的真实性问题其实质是探讨传记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区别于文学传记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的基本点是将事与人在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有机的统一起来，将历史与文学既对立又统一于历史的范畴之中，将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发达的传记史学观念。与司马迁《史记》不同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徘徊于人与事，历史与文学之间，表现出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相对立，但最终将传记史学文学化的趋向。[37]
其四，价值判断与因果判断的关系问题是传记史学价值观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司马迁在求真的基础上，将真与善统一于历史进程中，而希腊罗马则表现为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趋向。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他在柏拉图的“理念”基础上，把理性分为两种，一为“理论的理性”，一为“实践的理性”，[38]388前者要求去假以求真，后者则要求斥恶而求善。但两者的关系如何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说明有关存在和真理的问题时，不应该涉及德性，因为“二者无任何共同点”[39]242，求真与求善不可兼得。因而整个古希腊罗马的史学观念，包括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则表现为长期徘徊于两端，莫衷一是，无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不了解历史的真谛。
对于中国而言，自孔子创立中国史学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倾向是将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起来。对于司马迁而言，乃是从哲学的高度，在“继《春秋》”基础之上又“成一家之言”，以探讨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某种规律性，在两者的统一方面具有更多的自觉性。其结果，司马迁的史学观念为儒学增加了更多的求真的内容，从而和社会伦理秩序拉开了距离，使道德主体和它的客观世界建立起一种理性认知关系。表现在史学中，就是将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地统一起来，并最终统一于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为中国史学树立了不朽的丰碑。[40]
综上所述，对于西方古典史学而言，其观念和基本特征应追溯于希罗多德《历史》之前更为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发展环境中。中国人的血缘意识（祖先崇拜）则正是中华智慧的活水源头。这是古代中西方精神文化在发展起点和途径上的重大差异。当然，中西古典史学的突出特征在中西古典时代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等史学家的观念中得到了特别明显的表现，并深刻影响了中西史学以后发展的趋向。中西史学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古典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按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理论来说的话，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不断地散发着巨大的影响魔力，甚至今天我们还在很多方面沐浴在古典文化成就的阳光之下。这对于史学而言，可以通过中西古典史学的比较，古今联为一体，中西合为一璧，以揭示古今、中西两者史学观念和传记史学观念间所存在的客观而真实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进行中西史学“对话”，取精用弘，推陈出新，无疑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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