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我的学术转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31 爱思想 欧阳哲生 参加讨论
| 本文为欧阳哲生教授对其新近出版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一书写作构想的简介。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在中西关系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历史地位堪与汉、唐长安媲美。从元代以来，西方的旅行家、传教士、外交使节和商人源源不断地走向北京，他们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北京经验”（The Beijing Experience）以笔记、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各种文体记录下来，带回到自己的故土，成为西方世界介绍北京、想象北京的经典题材，构成西方“北京形象”的源泉。从这些西方人士的“北京经验”中，我们可以窥见西方人士近千年中国观的演变过程——从极为倾慕，到逐步渗透。通过解析这一过程，我们将看到中西关系演变的一个侧面——西方视野里的北京形象。 确定以“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作为研究的新方向，有着文献的、历史的、学术的、现实的和个人的多重因素合力促成。 从文献材料看，元代以降，西方人士源源不断地走向北京，或游历，或传教，或经商，或奉使，北京是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后的首要目的地，北京的城市文化、风土人情、建筑园林也成为他们考察、记录的主要素材。围绕这座文明古城和享誉世界的大都市，来京的西方人士撰写了数量众多的不同体裁的纪实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游记、回忆录、考察报告、旅行札记、社会调查、绘画作品，它们具有纪实、写实的性质，这类作品可谓西方人士亲历北京的历史记录，亦是西方人士留存的“北京经验”或“北京记忆”的历史文献。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值得特别提到的有：反映元大都盛景的《马可波罗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反映晚明北京风情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利氏书信、俄罗斯伊万·佩特林使团《关于中国、喇嘛国和其他国土、游牧地区与兀鲁思以及大鄂毕河和其他河流、道路等情况之报告》；反映清初改朝换代后的北京状况有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著《中国新史》、荷兰使节约翰·尼霍夫著《荷使初访中国记》、俄罗斯使团《费·伊·巴伊科夫条陈文本对比》、斯帕法里《中国介绍》；反映康熙前期京师风貌的有法国耶稣会士李明著《中国近事报道》、白晋著《康熙传》、《张诚日记》，荷兰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与德国亚当·勃兰德合著《俄国使团使华笔记》；反映18世纪北京风俗政情的有法国传教士汉学名著《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志》《中国丛刊》；反映18世纪末乾隆接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纪实作品有《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巴罗中国行纪》、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和随团画家亚历山大的大量画作。199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新西兰驻华大使克里斯·埃尔德编纂的《老北京：世界统治者之城》（Old Peking: City of theRuler of the World）文集，该书搜集了从1300年至1993年七百年间出版的142种有关北京的英文书籍（部分作品为英译著作），从中摘选了400多处精彩片断，按十六个专题，分门别类，编选成书，浓缩了西方人士对北京的评价和印象。该书被列为“中国城市旧闻丛书”首卷出版，足见西方人士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爱好。据我个人不完整的统计，迄今仅使用英、法、德、俄、葡、荷等欧美语种写作的、以北京为题材或研究对象的著作，至少在五百种以上，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笔学术、文化资源，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理应为我们所重视和取鉴。 从历史地位看，北京是继长安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作为汉唐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公元前2、前1世纪到公元8、9世纪这一时段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她对沟通中原与西域、中亚、印度、波斯等地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关键的作用。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也是同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安（西安）、北京若如前后并峙、交互辉映的双子星，北京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从现有的学术研究来看，相对于北京这一历史地位而言，我们现今对北京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对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更是缺乏深度的研究。 当然，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课题，与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亦有很大关系。在京二十余年，从最初的向往，到长年浸泡在北京文化所产生的陶醉，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可谓与日俱增，因而对这座城市也产生了从学术上探究的兴趣。平时闲逛书店，留意搜购北京历史的研究专著和古籍文献。出国访学，寻访收集西方有关北京学的文献材料、研究著作，日积月累，渐有所获。以自己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工作感受，以为中西关系是近代以来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复杂、最难处理的一对关系。把握好这一关系，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极为重要。因此，产生了研究中西关系史，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兴趣。而以“北京与西方文明”作为切入点，具有天时（时代的急迫需要）、地利（身处北京的地缘）、人和（京城近年国际汉学研究的热烈气氛）的优势，可谓是再合适不过的课题。加上北京大学本身具有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北京学的学术传统，前辈学者如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即为研究长安与西域关系的经典之作。季羡林先生以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与敦煌学见长，在地域上实为以汉唐长安与外来文明的关系为中心。周一良先生在1980年代组织北京大学相关专业教师，撰写了《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再次确认了北大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侯仁之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时即撰写以北京为题材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of Peiping），从此将身心投入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他是大家所仰慕的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宗师。他们的长处是具有国际视野，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广阔的国际视野基础之上，因为他们的研究成就，国际学术界才对中国在这些领域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我从事“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这一课题研究，实际上是承传北大老一辈学者开创的这一学术传统。这多重因素的结合将我引入“北京与西方文明”这一课题中来，这项课题实际上是我多重兴趣点的结合或贯通。 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主要是探讨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之间关系，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探讨西方人士在北京的活动及其相关历史记载，西方有关北京的历史文献及其所形成的北京形象，西方人士的“北京经验”对西方文化、历史的影响；一方面探讨嵌入北京的“西方元素”（如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对北京城市文化及中国文化历史的影响。具体探讨的问题主要为：一、元朝中西交通的新形势及西人在“汗八里”的活动与相关历史记载。二、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在北京的活动与相关历史文献。三、明末清初俄国使团的“北京经验”。四、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的“北京经验”。五、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的“北京经验”。六、西方外交使节（主要是罗马教廷、荷兰、葡萄牙）的“北京经验”。七、英国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使团的“北京经验”。这是一项跨元明清史、中西关系史、国际汉学、北京史等领域的研究。 笔者从事“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发掘鸦片战争以前北京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文献材料，主要是传教士、外交使节、旅行者来京访问、旅行、工作或居住的历史文献，勾勒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人士的“北京经验”，评介西方与北京相关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代表作，从而梳理“西方北京学”的历史沿革，构筑“西方北京学”的基本框架，将“西方北京学”内含的丰富性、复杂性呈现出来；对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人士来京的诸多历史作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与中国文明及实力重新做出评估，为中西关系史、国际汉学、北京史研究拓展一片新的天地。 在文献材料上，本书主要以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来京西方人士撰写的游记、回忆录、书信、日记、调查报告和美术作品等纪实、写实的作品为主，同时参考西文相关研究著作和中文历史文献材料（特别是档案文献），做到中、西结合，中西文献相互印证。应当承认，西方文献材料具有不同于中文历史文献材料的自身特点，来华西人初来乍到，他们的观察和活动常常带有“田野考察”的性质。他们观察的视角和留意的地方，常有中文文献所不涉及，或语焉不详，或避讳之处。来京的西方遣使或传教士多受到清朝皇帝的召见，他们对觐见清帝时的宫廷场景、皇帝相貌的描写，对接受的外交礼仪之重视，在中文文献中常常鲜见道及；他们因条件限制，多只与接待的官员发生关系，对接触的满汉官吏差异的敏锐洞察，是极好的政治史材料；早期西方来华遣使、传教士和旅行者几乎为清一色的男性，他们对中国妇女装束审美趣味的品头论足，可谓当时妇女生活的写生素描。日本学者矢泽利彦发掘、利用这方面的材料，撰写过《西人所见16—18世纪的中国妇女》《西人所见的中国皇帝》《西人所见16—18世纪的中国官僚》三著，显示出西文文献材料的特殊性。 在结构布局上，本书将全面介绍与重点研究相结合，即先以概略性的文字评述某一时期或某一专题西方人士的“北京经验”，然后以代表人物或重要文献为例案作重点解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取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做法，尽量争取详略得当。 在问题设置上，本书既与传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视中外之间科技、艺术交流有别，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外交史关注双方订立的条约制度不同，它以研究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来京的西方传教士和遣使的“北京经验”为主，着重探讨西人来京的路线、途径，在京居住、生活、活动和通信手段，与元、明、清三朝和北京士人的交往，对北京建筑、风俗、历史、地理的观察和研究，在北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情报的搜集和研究等问题。这些问题大多不在传统的中西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视野之内。 自笔者2006年应邀发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北京》一文，到2010年开始着手撰写马戛尔尼使团一章，再到2018年本书顺利出版，前后已历十余年，于我而言，可谓一场学术长征。在此期间，我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转型，一方面继续推进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工作，寻求新的提升和拓展；一方面开拓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寻找新的学术发展空间。在拙著即将问世之际，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着这个新生儿的诞生，这样说并非自谦。当我向出版社交付书稿时，就感觉尚存这样那样不尽人意之处。追求完美当然是每一个学者的最高境界。但研究工作总有阶段性之分，我应该对过去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成果先做一个交代。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启动续篇的研究——“近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至于本书所存的问题，就留待以后有机会再修订、增补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