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国杨军]重塑认同：国家非遗运动与地方文化实践的双向考察(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01 中国民俗学网 孙正国 杨军 参加讨论
三 文化认同重塑与地方文化建构 孙：国家非遗运动的核心任务是保护文化传统，继承历史智慧。然而从保护实践的过程来讲，国家非遗是一个抽象概念，三级名录制度的本质是地方文化建构。也就是说，国家非遗运动是经由地方文化建构来实现的，因此，国家非遗运动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即文化认同重塑，其有效路径是从地方文化建构中得以完成。 发掘地方文化资源，建立国家非遗名录，是国家非遗运动的基本逻辑。究竟有哪些价值，地方文化才能上升为国家名录、进而成为文化认同的标识呢？一是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二是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价值；三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价值（国办发〔2005〕18号）。这些价值有一个共性，即强大的文化传承能力，既具高超的文化创造力，又兼稳定的社区传承能力，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杨：我们观察国家非遗运动的实现方式，地方文化建构确实是其基本路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乡土中国”的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整体品格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乡土性，而这种乡土性正是地方文化建构出来的品格。大量的地方文化内容作为国家非遗名录被申报与评审、认定，最终以国家文化形象出现，有一个巨大的升华与转型过程，长期被典籍文化与精英文化掩盖的地方文化传统，直到今天这样的大变革时代，才重新被强调与保护，不得不算是一项紧要的文化现实了。 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系统阐述了非遗名录体系和非遗产权的使用与管理，突出了地方文化的层级基础性与代表国家执行文化管理的职能，以国家法典的权威形式明确了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的交融互动关系。 杨：非遗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熔炉，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还是人类创造性智慧的结晶。这样一些表述，为地方文化实践提供了诸多可能性。相对国家文化而言，不同特质的地方文化互为激发，历史性地形成复杂而积极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大小、强弱、盛衰不能构成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更不能以优劣之分来处理二者的历史意义。因此，地方文化可以在更为包容的文化视野下得到多样性的发展，不仅可以丰富文化形态，而且可以提供可持续性的文化创造力。这也是国家非遗保护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孙：是的，非遗保护的多样性目标也是非遗本身的多样性形态。目前无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非遗的类型，从这些类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多样性的文化魅力。结合国家名录评审要求，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非遗分为三大类： 一是艺术类，包括6个小类，即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曲艺和传统美术；二是知识类，包括3个小类，即传统技艺、传统体育－杂技－武术、传统医药；三是集会类，即民俗、人生仪礼、社会组织、信仰庙会、文化节俗。这样区分是为了进一步厘清非遗形态的巨大涵纳、包容性，可以充分展现非遗的价值与意义，也体现了非遗多样性的历史面貌。 杨：您是否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阐述地方文化符号提炼后作为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影响力。 孙：那我以武汉三大传说为例，说说地方文化符号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关系。地方文化符号持久地传承与凝聚在一起，发挥着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武汉市有三项国家级非遗项目：黄鹤楼传说、木兰传说和伯牙子期传说，它们是武汉文化的代表性传说，堪称“武汉三大传说”。这三大传说源于三大传统，即仙道传统、家国传统与儒士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三大理想：与自然同造化的长生理想、家国一体共兴衰的入世理想、文人雅士合志趣的知音理想。而且，这三大传统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仙道传统建构了儒士传统与家国传统的社会理想；儒士传统规范了仙道传统与家国传统的日常秩序；家国传统塑造了仙道传统与儒士传统的人生模式。 这样，出自武汉市的三个地方传说，上升为国家非遗名录后，我们重新找到了国家历史上已经建构起来的文化认同，它们不是直接诉诸于国家观念与政治话语，而以地方文化的艺术表达来沉演与记忆。所以，我们强调非遗保护，打开历史智慧之窗，返身于地方文化资源中的国家现场，很容易为当代中国找到“礼失诸野”的文化认同感。 杨：这个实例非常深入地揭示了国家文化认同与地方文化实践的历史性关系。 中国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逐渐融合“四夷”而国家化的形成过程。不同“夷”就是不同的地方文化之源，而且这种融合过程强化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文化”相呼应的国家理念。可以说，“中原—四夷”的国家化过程，奠定了国家文化认同与地方文化实践的基础结构。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不是对立、等级的制度关系，而是由上而下、以下映上的文化整合系统，抽象的国家理念，常常以地方文化的个性化实践生动地显示出来，地方文化的创新动力得到了国家文化的认同与保护。 孙：国家文化认同的本质是地方文化认同。我们国家的文化优势不仅在于国家历史传统的一体化、连续性，自然人文资源广博多样，历史智慧累积丰富强大，也在于个性鲜明的地方文化传统全面发展，实力雄厚，具有强烈的国家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出自地方传统的文化精英既有地方文化个性，兼且浓郁的天下意识。他们的文化自觉性与文化认同感，将地方传统与国家传统结于一体，将家国文化内化于心，从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念。这些观念来自于地方传统，来自于乡土情怀，来自于丰富多样的地方自然人文资源，因此，国家文化的认同符号，都是地方文化的个性与精髓，其本质是地方文化认同。这样一种文化逻辑，使得我们国家有了坚实的整体性与多样的创造力，虽经无数次分分合合的历史考验，最终天下归心，文化大同，个性鲜明。 杨：您的视野很开阔，从地方文化实践为国家文化认同提供的丰富性与代表性非遗项目，洞见国家文化的认同本质是地方文化，历史逻辑与当代转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文化规律。 孙：一定时期国家认同危机源于对地方文化的漠视。国家制度以绝对权力的方式重新建构抽象的思想体系，完全忽略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将地方传统的人文资源、精神个性、民众愿望粗暴地挂上“旧、封、愚”的帽子，结果导致文化灾难，严重侵蚀了国家文化认同，这是我们需要记取的惨痛历史教训。 杨：是的，任何违背历史规律、否定自身文化传统的行为，都将被历史抛弃。今天，我们国家的文化理念正在经历新的重大转型，核心是文化回归与认同重塑，吸取我们文化的人文与自然的融合智慧，从尊重地方文化传统中去建构守护家园的文化自觉。这种对地方文化传统的重新开掘，正是我们国家非遗运动的根本之所在。 同时，我们也注重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认同，强调地方文化融合与世界文化对话，共享人类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非遗运动从地方文化实践中实现文化多样性的理想才能达成，从中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确保当代复杂的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才可能得以实现。 (该文曾刊发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