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什莱的例子的确很有启发性，但是我们需要更加实质的分析以便认同平行进程论在历史实践中的可靠性。这正是鲁尼亚在其论述中所提出的，即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在那里7500个穆斯林在荷兰派驻的联合国军队眼皮底下被塞族人屠杀），以及荷兰的政客们对他们卷入纳粹统治结束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屠杀所作出的反应。当一个奉献道德至上的民族忽然不得不承认它的身上堆满了一个民族陷入重大政治事件时所能沾染的最多的污垢时，问题在于又发生了什么？
令人惊讶地，或者说似乎也不那么令人惊讶，事发之初什么都没有发生。从那些负责任的政客们的举止看，仿佛斯雷布雷尼察惨案发生在另一个星系，与他们自己的安逸的小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行为就像人们童年面对无法抗拒的现实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无辜一样。镇压和隔离的机制迅速运作。值得商榷的地方还在于，隔离机制把这个惨案从那些无法承受它的人们身上移走，并通过将其变成某些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对其进行政治分析而使这个惨案转移到了历史领域。因此，惨案之后并没有出现毫不留情的严厉的政治调查，取而代之的是将这个事件转交给了荷兰战争文献学会（NIOD）。历史学家被要求搞清楚哪些是政客们不能控制的，哪些是他们不想控制的。
但是，正如鲁尼亚所看到的，这并不是该事件的结束。历史学家们在惊人的程度上复制了政客们和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军方高官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NIOD的历史学家们写出来的报告被认为是平行进程式的历史写作的一个典型例子的原因。我向读者谈及鲁尼亚的文章是为了列举在上述事件中所能看到的全部平行进程，我把自己限制在下面这一点，驻斯雷布雷尼察的荷兰军队的主要目的是“在场性威慑”--是的，你读的没错：“在场。”当时的想法是：只需要两百名轻装备的荷兰军队在场就足以保护穆斯林并赶走塞族人。这一点可以证实军方十年前的错误评估。
现在，正如鲁尼亚极富洞察力的论述所表明的，“在场性威慑”也是NIOD的报告所具有的下意识的目的。因为这份报告，包括附件，一方面厚达7000多页，记录了有关那次惨案的几乎所有可以被记录的内容，但是，这份规模宏大的报告事实上并不能帮读者理解清楚整件事情。整份报告实际上由一系列关于这一悲剧的某个方面的单独研究组成，尽管在最后一章给出了一些结论，但是这一章与其说是关于这份厚达7000页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有见地的大纲，不如说是另外一篇文章。可以说NIOD的报告再次谨慎地复制了现实生活。因为从它的篇幅和结构来看，它把“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转变成了一个不适合公开辩论的话题，这有力地阻止了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因此，至少在这个时候，“在场性威慑”产生了作用。⑤
再现与“在场”
提醒读者，我这篇文章以讨论（历史的）再现开始。因此我们很可能会正好问自己，就在场和再现问题从鲁尼亚对NIOD的报告的分析中可以学到些什么。最明显地，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鲁尼亚的平行进程理论恰好是再现问题的制高点。因为如果再现总是“使再次呈现”，那么平行进程中对过去事件的复制似乎就为再现提供了所有它曾经期望的东西！“通常地”，在绘画或者历史再现中，再现和被其再现的“真实事物”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同一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这里两次得到了“真实事物”：NIOD的研究人员的行为与他们的上司的行为实际上是相同的。这难道不是再现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例子吗？
从上述可以推断，我们应当在两种不同的再现概念间做出区分。一方面存在更一般的再现变型--与绘画、雕塑、历史再现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相关--在何处再现以及再现什么都有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鲁尼亚使我们意识到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再现，这种再现实质上是先前行为的重复或重演，或者更一般地，是已经存在的人造物的重复或重演。这种再现与在场相关联，这种情况下，过去被再次呈现，即从字面上讲，被带入现在。
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很复杂的因素。因为即使NIOD的研究者们在他们的报告中复制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他们也并没有在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因此，两种再现的观念非常混乱地纠缠在一起。这就产生了如何把这两种再现清楚地区分开来的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清楚，前一种再现与人造物有关--一幅画、雕塑、历史文本等等--而另一种再现似乎与人的行为相关：NIOD以各种方式重复了荷兰政府被卷入波西米亚混乱局面后采取的行动。
这是一种颇富成效的且可以被阐释的联想。我希望提醒读者注意M.夏皮罗（Meyer Schapiro）著名的画框理论⑥。他认为画框的魔力在于使我们意识到，当我们看一幅画时，我们进入了另一个现实之中：画框的语义作用在于把图画的两维世界与它的观察者的三维世界区分开来。主要决定了我们如何介入从画上看到的东西，进而决定了画的意义。
但是所有这些都与第二种再现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忽视了画框，夏皮罗特别强调了它的至关重要的语义含义。也就是说，在第二种再现中，再现与被再现者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再现与被再现者属于同一实在。这正是NIOD的报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尽管NIOD的历史学家坚信他们对1995年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事件所进行的研究是独立而“客观”的，但事实上，他们的确复制了所有镇压和隔离的策略，这些策略典型地具有他们政治当局的行为和他们在报告中所再现的行为的特点。因此我们这里看到的实际上与夏皮罗所认为的恰好相反：被再现者与再现的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就像是两个湖在地震或者某些灾难性的事件后因为地质运动而变成一个湖一样。
关于被再现者与再现的这个整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包括在这个整体中的东西对于它是盲目的：NIOD的研究者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平行进程，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不自觉地在他们的历史写作中程度惊人地复制他们当局的幼稚的清白。为了使报告具有煽动性，NIOD的研究者们历史化了有关斯雷布雷尼察惨案的所有一切可以历史化的东西，除了他们与当局的隶属关系。更一般地，从NIOD的报告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在我们可以成功历史化的东西方面，经常或者说总是，存在着一个界限，我们不能成功历史化的东西就是我们被迫去重复的东西。就像一句古老的格言所表达的：谁不能够从过去汲取教训，谁就会重复过去，直至他最终准备汲取那些教训为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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