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于2008年至2009年在日本做“20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研究的一年中，常常受到感动的是20世纪日本学者所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前面介绍京都帝大成立之前九鬼隆一所说的那样，京都帝大建立的宗旨之一是要有参与世界文化的责任与主宰东洋学界的能力。仔细想起来，这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先后提出“脱亚入欧”、“脱欧入美”的建国理念也是相吻合的。众所周知，福泽谕吉提倡“脱亚入欧”的主旨在于让日本尽快脱离亚洲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采取全部欧化的模式来建立日本的国家体制。其目的无疑是想拉近日本与近代欧洲文明的距离，将日本置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政治上如此，教育与学术上的发展追求也势必如此。20世纪初，白鸟库吉自东京帝大毕业后曾在德国和匈牙利留学，归国后在留学所感中写道：“向西洋人学习东洋的历史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东洋的研究，应该率先由东洋人进行。”白鸟库吉在学术研究领域决心赶超欧洲的志向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80年代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在南开大学讲演时所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也同样表现出一种日本学者对敦煌学研究领域居于世界领先位置的自信。在日本学者看来，建立一所大学、从事一个领域的研究首先要明确其将来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大学要有参与和领先世界学术界的地位，一名学者也要有超越其他国家学者、争做一流的研究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结背景下，日本在二战失败以后的几十年间，不仅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也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国。
20世纪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从事这个领域的学者都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例如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新城新藏、能田忠亮、薮内清等学者，全部是宇宙物理学专业的博士，这些出自理科的学者为了解释研究中国古代天象图、古代历法形成等问题，首先选修了当时京都大学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讲授的古典文献与古汉语等课程，并持续数年集体研读了《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古代历史文献，在严格的史料解读基础上，最终获得了为世界科学史领域所赞誉的优秀成果。其他如开创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的三上义夫、研究中国本草学的冈西为人、研究中国食物史的篠田统等学者大体也有同样的经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日本学者最终均把科学史研究的视线投向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以及科学社会史等领域，并且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例如薮内清在1970年的《朝日新闻》上曾写道：
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与年代学的研究不同，它不是历史的辅助学科，它和政治史、经济史一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代文明中，天文学一直属于高层次的科学，而且深深地染上了世界各种文明时代所具有的特色。
再如，继薮内清之后的另外一位毕业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专业的教授山田庆儿也认为：
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借用生态学的词汇来说，不仅要搞清生存在这片森林里的各种生物共同体，更要搞清包括无机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一边要学习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问，一边还应该把握那些支持人类各种活动、同时又作为人类活动一个领域的科学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学者的研究意图首先是：第一考察历史对各个时期的科学家给予的社会地位及其评价；换言之，通过那些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古代科学家的个人经历，来重新看中国科学历史的发展。第二研究科学家的活动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不是通过个别的学科史或学说史的研究来完成，而是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人文活动的科学历史来看待。
山田庆儿正是基于这样研究理念，在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本学者在历史语言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坦率地说，日本民族在语言模仿方面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民族。但是从事中国史以及中亚史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掌握三门以上的语言工具。对日本学者来说，研究中国史不仅需要有读懂古代汉语的能力，不仅要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对西方的研究动态也了如指掌，特别在一些欧美领先的研究领域。日本学者中凡致力于塞外史、中亚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学者，更要精通四、五种乃至更多的外语。这种语言优势从白鸟库吉、羽田亨的时代开始一直保留至今。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在利用各国文献资料以及选题角度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也是如此。
日本的学术环境良好。早在19世纪末期东京帝国大学设置史学课程后，即请来德国兰克的弟子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讲授西方史学方法论，而且像白鸟库吉这一代的学者，毕业后又几乎全部有留学德国的经历，可以说日本的东洋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即与西方史学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从军国主义专制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之后，一个真正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出现在日本。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无论是文化史观还是精神史观，学者们各抒己见，著书立说。他们在进行历史反省的同时，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早在1949年《史学杂志》第58编第3号即刊出了题为“中国社会史的新课题”的文章；第二年同刊物的第1期又发表了“韦伯与马克思--现代历史理论的课题”。显而易见，从时间上看，在接受西方新史学方法与理论方面，日本学界在整个亚洲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在此影响下，新的课题与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众多的知名学者及其重要的学术著作接连问世。20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学术界迎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重视学术传承是日本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记得笔者1988年留学京都大学后不久，当时的京大东洋史学主任教授谷川道雄先生就在他的私人研究室，为我和另外一名留学生专门介绍了京都学派的历史形成。那时我们日语水平很低，谷川先生专门请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台湾学者邱添生先生做翻译，这堂“入学教育”是分几次讲完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谷川先生把我领进了京都学派的历史大门。1992年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江上波夫主编的《东洋学系谱》2卷，2000年刀水书房出版的日本东方学会编《东方学回想》9卷，2002年砺波护、藤井让治主编的《京大东洋学百年》，2007年《大航海》杂志第64期特集出版的“近代日本的学者101人”等著作，都是专门介绍日本学术史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籍通常都是通过弟子回忆老师的笔法，将20世纪的名师大家的研究风格与他们的一些个人嗜好及生活趣闻，用文字和生前照片的方式鲜活地保存了下来。这既是一种永久的纪念，同时也为后人了解前辈学者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的学术特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重视学术传承，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反映，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它对学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学术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时代，随着网络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历史研究的时空、方法及手段都因此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时代巨变，促使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既要具有传统的史学研究功底，同时还要有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意识与能力，掌握各国学术前沿动态与信息则成为当今学者从事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笔者希望这部工具书的问世能够为中国史学界同仁了解日本的学术成果提供若干方便，在促进国际学术接轨方面发挥一些可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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