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43 《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李金铮 参加讨论
一切具有符号意义的象征物，都可能为政权所用。那么，服饰、旗帜、徽章、图像、标语、纪念碑、遗址等象征物是如何被中共革命作为一种力量运用的，对民众的革命认同和政权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象征物如何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新旧交替？ 可以断言，开拓以上每一个视点或者说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增加革命史研究的角度和内容，都能深化革命史的认识，颇令人期待。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六个方面或维度只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著述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21)不过，这些问题不一定都在革命史范畴，也在其他历史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同样是适用的。 “新革命史”研究的实践 任何学术理念、方法与具体实践的关系，都不是先后、切割，而是一个连绵不断的互动过程。就我个人而言，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的提出本来就是一个较长时间的研究实践和不断思考的过程，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正式提出之前，已经开始运用这一理念和方法研究中共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借贷关系，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等问题。2010年正式提出之后，除了《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之外，还发表了六篇或大或小与中共革命史有关的文章：《从“问题”到难题：“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解》(《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强调只有体现中共革命过程的艰难、曲折和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问题”，不能理解为“抹黑”，而是中共克服的难题。《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共革命与农民之间关系的论争，强调重视农民的主体性、能动性，打捞被遮蔽的农民的声音。《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以抗日根据地为例，强调研究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革命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改变中共革命研究的孤立、隔膜状态。《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2016年第2期)，通过无党无派的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的观察和记述，比较客观地呈现局部执政时期中共的理念、行为、绩效和精神面貌。《“理”、“利”、“力”：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考(1946～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6年第93期)，提出农民参军除了与土改报恩和保卫胜利果实有关，更多的是出于自利动机，也有躲避乃至抵制的现象，但共产党有能力将他们变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历史教科书中的“红军长征”》(《苏区研究》2016年第5期)，以红军长征为例，指出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中对中共革命史的描述有诸多不统一乃至矛盾之处，教科书如此，其他著述更可想而知。此外，我还将触角延伸之后的革命时期，发表了《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劳动、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男女的“同工同酬”》(《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等文章，不赘。 以上成果，尽管有的不一定完全具有我所界定的新革命史的意味，但大致能够反映出我的努力和追求。迄今，我还积累了数十个题目，有的自己正在进行研究，有的建议博士生、硕士生作为论文选题。此外，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开设了“新革命史”课程，博士生招生设立专门的“新革命史”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开设“新革命史研究”课程。培育相关人才，也算是我倡导新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与新革命史相关者已有十数篇，主要有：《中共革命、工作队与华北乡村(1946～1949)》《利益、制度与信仰：抗战以来华北革命根据地基层干部研究(1937～1949)》《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1937～1949》《中共党员与乡村革命：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农业建设研究(1937～1949)》《革命与传承——晋西北互助合作运动之研究(1940～1949)》《中共革命与太行山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共革命政权与烟毒治理研究——以华北乡村社会为中心(1937～1949)》《流动的革命：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研究》。此外，还有中共革命后半场时期的《中共政权对天津的接管研究》《1949～1966年天津的疫病及其防治》《水利与民生：“根治海河”运动与流域乡村社会研究》《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等。硕士论文也有涉猎如家庭手工业、民间文化、陋俗改造、社会流动、英雄模范、堡垒户等。有的论文出版后，获得学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如齐小林的博士论文《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以《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为题201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学者认为该书“回答了前人没有关注或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新观点”(22)。 以上成果，大多以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为研究区域，讨论的主要是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还鲜有探讨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革命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没有触及新的革命史研究视点，诸此都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相关学者也或早或晚地发表了在我看来属于新革命史的论著，当然作者是否认可是另一回事。仅以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特别是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为例，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结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版；丸田孝志《革命の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拠地の政治动员と民俗》，(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版等。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应星《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年第5期；孙江《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12月号；黄文治《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孟庆延《“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社会》2016年第4期；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胡永恒《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郭于华《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佩国《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徐进《政治风向与基层制度：老区村干部“贪污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岳谦厚、黄欣《“郭四颗事件”与“反封先锋”的构建》，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七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豪《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等等。以上所列显然还不能涵盖所有相关学者，而且有的学者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此处仅择一篇。这些成果具有多学科色彩，不仅有历史学者，也有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政治学者，他们都冲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