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系列办公系列(Office Series)，共132个编号，一个编号一个报告。相当部分为海关解决历年工作所遇到的问题的文献，例如：1876年古巴的中国移民，通商口岸的鸦片贸易和香港、广东沿海的鸦片走私与海关对策，九龙海关，1876年镇江因外轮停泊与租界等问题引起的外交文书，长江沿线和苏州、杭州的厘金，常关的国内税收，港口疏浚，帆船的登记和管理，1865-1872年的关税修订，湖南岳阳开关报告，盐的生产和税收，以及1911年武昌起义和1933年长城各口商务等专项报告。还有一部分与商业和贸易的规则有关，如海关总税务司署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建立良好商业规范的建议书、通商口岸货物装卸章程。反映当时的金融状况，如通商口岸海关银号和本地货币、马蹄银的重量和价值、铜钱、中国的通货，也都有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报告与灯塔灯船、关员名录、关员组织、各地常关报告、海运部门报告，以及海关关员在内地的旅行见闻有关。
第六系列督察系列(Inspectorate Series)，共10个编号，一个编号一个报告。内容包括电报码文本、海关出版物名单、关于修改长江通航条例的建议、1854年海关建立过程的回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海关和常关税收的征收和支出、香港和中国海关，以及1911-33年间总税务司的通告，等等。
第七系列邮政系列(Postal Series)。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任命赫德出任中国第一任总邮政司，仍由海关兼办邮政，直到1911年，海关连同人员、房产等一并移交邮传部。在此期间，邮政事务是海关的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旧海关出版物邮政系列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形成。按滨下武志列出此系列的10种报告，其他人均未提到本系列。滨下武志读到其中的三项报告，第3号是北京等16地设立书信、包裹等业务及邮寄费用的规定，第4号是1878年设立主要通过轮船招商局处理与海外中国使馆通信工作的文报局的规定，第5号则规定在邮政、电报业务上采用中文发音罗马字化的方式。[1](P801)笔者读到其中的两项，第6号《邮政地图地名索引》(Index to the Postal Working Maps)，1903年出第一版；第10号《邮局名录和邮政指南》(Postal Guide and List of Post Offices)，1910年出版，主要介绍各类邮局的工作以及各地邮局名称。
除了以上的7个系列，还有数十本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或出版，但未列入任何系列之书，不妨简称为“系列外书”。其内容也非常广泛，包括《语言自迩集》、《南京官话》、中文修辞手册、英汉标准口语辞典、中文教科书等语言学的著作，以及海关法典和工作手册、银行和货币报告、中外关系等。
以上所说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加上系列外之书，约达504期(卷)。如加上第一系列的506期(卷)，共1010期(卷)。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日报、月册和月报在内。因此，旧海关出版物可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大的资料库之一。
二、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价值与局限
(一)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特点与价值
纵观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大致具有以下几个近代中文文献多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系统。自1860年开始，海关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的制度，海关总税务司署在此基础上定期编辑发布报告，月有月报、季有季报，年有年报，专题有专题报告，单项活动有单项活动的报告。有的重要口岸甚至还有日报、周报或旬报。这种定期汇报、发布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49年，其时间覆盖近代中国的80%的年度。在有关中国近代的各种文献中，估计没有比海关内部出版物更为系统的资料了。
第二，科学。海关出版物中的数据和文字描述，都是按照西方经济制度和科学标准，按统一的要求和格式汇总上报的，其科学性和严谨性，是近代大多数中国官员漫不经心的统计和士大夫的随意性描述所无法比拟的。其实，中国今天仍在使用的经济、贸易甚至科学的词汇，相当一部分都首先出现在海关出版物上。由于这些词汇至今仍然使用，海关的各项报告均可拿来就用，不必转换成现代词汇。甚至医学报告也都由海关中的西医医生撰写，完全采用沿用至今的现代医学语言，医学史研究者同样可以拿来就用。
第三，丰富。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的海关史、对外贸易史的基本资料，也是研究交通史、产业史、政治史、医学史、生态变迁史和地区历史的多方面的资料宝库。以上第2至第7系列以及系列外书的内容，从部分报告的名称便可想到其内容之无所不包，而第一系列的贸易表格和贸易报告也同样涉及到与贸易有关的一切：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商品供求情况，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状况，政治动乱和自然灾害，中国百姓的消费习惯，金融与物价，城市建设，法律和法令，以及媒体和信息传播等多方面的内容。甚至研究近代的生态变迁，离开贸易报告也会困难重重。例如，自1860年代开始的长江近10个口岸的贸易报告，每年便有反映当地长江河段各月份水位涨落的曲线图，有关数据一目了然。而各城市最早的关于气温、降水的记载，最早的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城市地图，黄河、长江、闽江、西江等河流最早用科学方法绘制的河道图，往往都较早见诸于各地的贸易报告。
第四，准确。海关出版物记载详实精细，且多用数据说明问题，远胜于绝大多数中国文献的笼而统之的描述。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笔者在多年阅读海关报告和相关的中文文献上形成这样的印象：同样的事件，凡是海关报告有记载的，一般比中国文献的记载详细，且有数量的记载，而且还有一定的分析。因此，在近代史研究时，凡海关文献有所记载的，一般都应该阅读并利用。
总之，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固然浩如烟海，但类似海关出版物这样，在时间上覆盖近代中国80%的年度，在内容上如此丰富，在分析标准和统计方法上严格按照西方的科学制度，在论述上力求详细且常用数据的文献，却并不多见。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经济史的最大、最科学、最系统、最详实的资料宝库。
(二)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局限
海关出版物为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统计、报告和专书中仍存在一些缺陷，谨慎地利用方能发挥其独到的学术价值。
首先，受海关职能所限，海关统计的贸易数据并非当时中国的全部贸易。一是海关的统计不包括非法的进出口；二是海关数据不包括合法贸易、对外贸易、国内埠际贸易中，不属于海关监管的国内土货贸易与跨国贸易，国内贸易的统计基本上是有关通商口岸的港际贸易；三是海关数据不包括开放贸易的口岸以外的纯粹的内陆贸易；四是在1904年以前，海关的统计基本上是轮船和洋式帆船，而不包括中国民船，1904年后仍然不包括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新式交通方式的进出口贸易。因此，在利用海关统计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进行“量”的方面的研究时，须持审慎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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