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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德曼调停中,蒋介石为何认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复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


    


    


    


    


    蒋介石


    


    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 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调停中的陶德曼


    


    然而,日本政府与军方并没有因南京政府准备妥协而罢兵,随着12月间日军分别攻占太原、南京、济南等大城市,其气焰更加嚣张。本来,日本人引诱蒋氏和谈只不过是他们实现灭华目标的另一种手段,他们哪里是真的准备与中国实现和平。可是诱和却大大地麻痹了中方的抗战意志,影响了中方作战部署。当日本在军事上节节推进之时,九国公约会议的结果竟不顾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对中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充分表明了英美也不愿开罪日本。日军更加有恃无恐。


    


    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进一步提高了“和平”的条件。复文首先要求中国政府对日“表示乞和态度”,而后提出中国承认伪满、中日“满”合作、在占领区设置特殊机构、对日赔款等“四项基本条件”,以及“九项条件细目”,限定中国政府在年内作出答复,然后派出代表在日本指定的地点谈判。 23日,日本外相又向德方送交一份书面声明,以威胁口吻警告中方,如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方“就将被迫以完全不同于前此所持的观点来对待目前的局势”。 无疑这已是对中方的最后通牒。


    


    


    


    


    于右任


    


    蒋介石接到陶德曼关于日方新提各项条件的通报后“表示极其惊讶”。他于29日在汉口约集于右任、居正等国民党元老,会商后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 此时国内舆论也闻风而动,强烈反对对日媾和。因此,蒋介石不愿意再冒险对日和谈,决定采取拖而不决的策略来应付日方。而汪精卫一伙亲日分子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却继续主张对日谈判,认为不能再次“错失良机”。


    


    马振犊、陆军:《抗战正面战场启示录——八一三淞沪抗战》


    


    编辑: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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