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凤凰村”与“江村”之比较及其对人类学村落研究的贡献(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02 《社会学评论》 周大鸣 参加讨论
三、“凤凰村”与“江村”：资料、方法之比较 在本文的标题中，我虽言比较“凤凰村”和“江村”，这并非是对两个村落本身进行比较。我的比较，是侧重对两个村落研究的资料、方法的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将会发现中国村落研究中的一般取向和方法，也能发现其中存在的困境，这将可能对未来的村落研究产生影响。 （一）资料之比较 正如前文所说，葛学溥研究凤凰村和费孝通研究江村，都立足于具体的田野调查，而非统而化之的概括性泛泛之著，这也是它们成为经典的村落民族志的原因之一。但两者在收集资料和资料的安排上却存在差异。 凤凰村研究的资料得益于两部分调查，一是1918年至1919年完成的，二是1923年完成的。据笔者考证，前部分资料并非葛本人收集，而是其学生收集的，葛所做的仅是1923年在凤凰村的短暂访问和进行体质测量。至于葛在著作中，对收集资料的主要贡献者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也一直为后来学者所批评。 作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村落的名著，或许由于主体资料并非其本人收集，或者是对中国文化和文字的欠理解，葛著中出现了一些对资料的误读现象。如认为凤凰村是单姓村落，事实上该村从创建到今天一直是多姓并存的，只不过从20世纪开始，仅以一个姓的人口为主而已。这大概作者是为了更突出其全国的核心概念“家族主义”（见下文分析）的缘故。原书地图所标方位的错误，这是没有认真地核对资料。一些是望文生义的发挥，如对“归湖”字面的解释，把归湖说成“鬼湖”，把风水解释成自然界风和水的力量，从女子“千金”而推论男子“万金”的说法等。有些是随意的联想，如从凤凰村市场道路的修筑方式，先认定是外来的，然后联系到从沿海城市，到汕头、到潮州，最后到凤凰村的传播过程。 相比之下，作为本土学者的费孝通则对江村资料驾轻就熟。《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基于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现为吴江市）开弦弓村所做的田野调查而完成的。作者并没有在田野上停留人类学家所倡导的长达几年的调查时间，而仅仅只有2个月。这源于作者的调查地即是作者的家乡，因而减少了调查进入的难度、学习当地语言的烦琐，以及事先就有的对当地面貌的了解。正如作者所意识到的：“由于时间有限，我的调查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如果我在一个全然不熟悉的地方工作，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进行任何细致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开弦工村属于吴江县，而我就是吴江人，我首先在语言上就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别是进行实地调查的实际困难之一。村里的人们除了方言之外，一般不懂任何其他方言。作为一个本地人，就不必再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方言。而且同乡的感情使我能够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不致引起怀疑。”（费孝通，1939/2005：40）正是对调查地环境的熟悉，作者实现了“短平快”的人类学民族志，却没有造成如葛学溥一样的误解，而且以作者过去的经历和人们口头提供的资料作为补充，作者掌握的资料也足以对当地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分析。 在资料收集上，两位作者都利用了“当地人”的优势。葛氏的主要调查者之一就是来自凤凰村的一名学生。据笔者考证，这名学生名为戴天纵。他受过社会学的基本训练，“同时有过村里的经历，这样他进入调查不会引起惊疑，能够获得一个外来陌生人难以获得的资料，使得一项不平常的田野调查能顺利完成”（葛学溥，1925/2006：3）。而费孝通本人即是吴江当地人，所以进入难度自然小得多，再加上他姐姐在村里的社会地位，使得费孝通“一开始就直接进入调查本身，无须浪费时间去做那些初步的准备工作”（费孝通，1939/2005：40）。 相对于费孝通更多关注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葛学溥给我们展现的凤凰村的面貌更为完整，几乎是全景式的描述，涉及村庄的方方面面，尤为特别的是，为了说明凤凰村人的族群关系，他还特意地做了人口的体质测量，而指导他做体质测量的，正是费孝通的导师史禄国。虽然费孝通也曾师从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在江村研究中费孝通并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两位作者收集资料和解读资料的比较中，这里我需要强调调查者的身份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两难之一。一方面，以外来人调查村落，像古塔和弗格森（1997/2005）所言，更能体现文化的差异性和人类学的味道，自然是真正的“田野”，但又容易造成诸如葛学溥一样的误读和理解偏差；另一方面，假如作为土生土长的局内人调查村落，虽然收集资料和解释资料都是那么驾轻就熟（这也是费孝通仅仅花了2个月的时间完成其博士论文的重要原因），但往往会犯下“熟视无睹”，难以形成文化敏感性的问题。自费孝通开创的里程碑意义的论著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选择了以熟悉的场域作为其田野点。但纵观人类学的田野实践，在“田野”与“家乡”之间还是存在着选择次序。毋庸置疑，所有的场域都可能作为田野，但人类学对那些不熟悉的，有文化差异的，尤其是带有异域情调的文化现象尤为偏爱。传统的“田野”观念依旧处于人类学实践的中心位置。因而，为了减少和消除外来者的误读和理解偏差，我们需要重新回到马凌诺斯基（1922/2002）在田野方法中倡导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要“完全生活于当地人之中”，才有可能对当地的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做到这样，我们的田野调查注定就不能是浅尝辄止、一蹴而就的，而必须花较长时间（通常为1年以上）浸淫，与当地人持续互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