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国家”叙事(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12 中国民俗学网 朱伟 参加讨论
波罗诞和北帝诞等传统祭典仪式的境况，反映出国家化仪式体系在现实中的尴尬境地，这些曾经作为“文化中国”体系中最基础的文化表达，是对“家国天下”格局最直观的观照和话语表述，被历史与现实所割裂成为独立的文化事象。但是，即使国家话语的表述体系不再，诸多民俗活动仍将乡土连接起来，进而建构出一个文化脉络中的中国。在岭南民间存在“里坊—村落—区域—中国”的认同体系，正如在江门、东莞、佛山、广州等地端午赛龙舟习俗中看到的，每一条龙舟都是一个典型符号，代表了一个里坊以及其供奉的神祇。在这里，通过龙舟将神祇信仰与世俗区域整合起来，再以竞渡习俗将不同龙舟整合成一个区域网络，这些区域又被纳入更加广阔的时空之中。江门市江海区的礼乐龙舟就是当地传统里坊社会的缩影，而东莞市万江区的龙舟月活动则覆盖了更加广阔的村落。佛山的“盐步老龙”与广州的“泮塘小龙”，在民间叙事中结成“契爷”“契仔”关系，并一直延续至今。前面提及顺德勒流龙眼村，这个地名即是源于这里曾经是周边顺德、南海、中山乃至更大区域的龙舟点睛之地，如今每年端午节前仍有珠三角不少地区的龙舟到此参拜、点睛。可以看到，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传统的龙舟习俗将区域社会整合起来，不仅有村落里坊间的竞渡，也有延续数百年的情谊，更有将区域社会连接起来的“点睛”之地——如此说来，龙舟竞渡又何尝不是珠江三角洲的区域文化形象。 表一:礼乐龙舟与里坊、村落对照表  正如在岭南诸多民俗活动中所看到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性尚在，而其对于“天下”与“国家”的观照却缺乏必要的传承；加之国家化的仪式体系多已不复存在，其或被历史过程所解构，或隐藏于某些特定的仪式环节、民间叙述的背后。“家国天下”在传统文化所建构的话语中，已然被肢解为一个个单独的概念，现实语境中如何重构“文化中国”的体系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文化中国的现实观照 历史过程中，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构建起了“文化中国”的底层形态，而传统中国的“家国天下”观念与“文化中国”有着诸多不谋而合之处，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这种传统认知不仅蕴含在乡村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也被纳入国家化的仪式庆典。正如岭南民间的祀典活动，虽然主体大多是家族或村落里坊社会等，其中传达的却是所谓“正统”的中原文化，“中心向北”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精辟表述。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家国天下”观念与文化系统受到冲击，被解构、批判乃至摒弃，如今中国的传统不断得以复兴，这一方面是民众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却也得益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近年来，国家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不遗余力，但应意识到，文化行政所构建的体系性并不能够取代“文化中国”的叙事。我们面临的历史与现实是，过去近百年间，国家化的仪式传统如同旧社会的影子被打破、摒弃，这或许是历史必然，正如钱新祖先生认为的，“说到传统，其实是一件十分复杂的现象，不是全然稳定持久、一成不变的，而其演化形成的过程，也不是单线单向而没有曲折迂回的。”列文森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中兴起的改革思潮，脱离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造成了“天下”观念的丧失，但传统仪式中“天下”观念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儒家的文化体系被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根脉还在，“文化中国”早已经被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民族精神，仍旧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近四十年来，国家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化与转型，为传统文化复兴带来了一定契机。从民间庙会活动的复兴，到各类仪式庆典和信俗活动被国家、社会所认可，特别是“妈祖信俗”2009年被推荐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表明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不再局限于民间艺术，传统的仪式庆典和信俗活动都成为代表中国国家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源于当前国家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其实，近些年在民间逐渐恢复这些仪式传统之后，国家层面上也正在试图重构“文化中国”的仪式体系，诸如祭祀黄帝、祭祀成吉思汗等祀典活动已经由国家进行组织——这些活动本意也许在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长远看来却在逐步建构新的“中国”文化表述体系。 笔者探讨过“社会主义新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成型与发展过程，认为“社会主义新传统是建立在中国社会传统中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上的，传统与革命、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化与国家化等各种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交融、博弈，有摒弃、有再造、有濡化、有复兴，且随着社会形势变迁其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延伸，不管是从何种角度，文化的“中国”一直都在，甚至成为当代诸多非遗赖以存续和复兴的根本力量源泉。李亦园先生对于“文化中国”与“小传统”的论述，对于“文化中国”叙述框架下的非遗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其解析却无法抛开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大传统”。 过去汉学界普遍强调中国社会的“儒家”特质，但是革命以来特别是近百年的社会转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甚至发生着何种变化？由此而来，当代中国对于国家化仪式传统的重构过程，乃至于当前对于“一带一路”的建构，如果简单认为是对文化传统的复原，那么在新的中国能否重建“天下”的观念与秩序？如果要将这一重构过程解释为现实条件下的文化再生产，那就必须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伴随着中国国际化的文化视野和话语体系的形成，以及新形势下文化传统的复兴与重构，有别于传统的“文化中国”已经在逐渐成型。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5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