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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文]新媒介环境下的日常生活——兼论数码时代的民俗学(2)


    二、日常生活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
    既然民俗学家们试图把“普通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么,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具有何种特征?显然,正如日本民俗学者河野真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现代生活是在和科学的技术性机器的自然而然的交流中展开和运营着的。我们是如此地生活在科学技术已经一般化了的环境之中,今天的此类状况已经变得和过去的生活文化有极大差异,这是任何人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的。电话和手机不可或缺的生活状况,很显然是与传统性的生活形态大不相同的。不仅过去不曾存在的各种机器发挥着它们各自的功能,而且,所有这些机器还具有促使生活的整体面貌和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的侧面”。
    问题在于,河野真所谓现代生活中“自然而然”的现象是如何变得“自然而然”的?既然现代生活中的科学发明与技术革新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加速的过程,那么,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感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极大差异”的呢?如果一个特定的个体从小就生活在没有“电话与手机”的环境中,他至少有可能敏感地辨识出“电话与手机”被广泛使用之前与之后,其日常生活形态的前后差异。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电话与手机”已经是其日常生活环境一部分的年轻人来说,想像这种“差异”恐怕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换句话说,当民俗学家们意识到当下的“日常生活”是一个由新媒介连续建构着的日常生活时,他们还必须同时意识到,这个“日常生活”是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而存在着的。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假想为一条平静的、缓缓地流淌着的河流,那么,那些新奇的、具有震惊效果的新技术、新发明突然被投入到这日常生活的“河流”中时,总会在其中激发出一波又一波的浪涛。不难想象,这些新技术、新发明会无情地冲刷着人们固有的日常生活之堤,改变着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但是,作为一个连续发生着的过程,日常生活又总是会“使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了;逐渐对习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物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日常就是这个过程或成功或挫败的足迹。它目睹了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创新如何堕入鄙俗不堪的境地。生活中所有领域中的激进变革都变成了‘第二自然’。新事物变成了传统,而过去的残剩物在变得陈旧、过时之后又足资新兴的时尚之用”。
    “日常生活”被不断地革新以及“革新”被连续地日常生活化,这一双向的、辩证的过程,彻底地改变了民俗学固有的学术观念。“民俗”“传统”等概念都丧失了被“本真化”与“固定化”处理的理由。在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新技术、新发明持续地、猛烈地改变着特定群体与个体的外在环境、知识传统与思维习惯。传统民俗学所界定的那些“民俗”要么消失了,要么被改头换面后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形式、意义与功能。而在这些所谓“新技术与新发明”中,最具有革命性、基础性的要算是“新媒介”了。
    三、“新媒介”主导下的日常生活
    新世纪以来,中国快速进入全民普遍使用手提电脑、平板电脑、掌上电脑、智能手机、台式机、有线与无线网络的时代,一个新媒介全覆盖的时代到来了。计算机技术媒介化的交流方式已经全面地渗透到了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来。这里所谓“新媒介”指的就是基于计算机媒介技术的全部技术领域。比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Wikipedia、Blog、Foursquare、Myspace、Digg、Second Life、Podcasting等互联网新技术产品。之所以强调“新”,是为了突出新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的性质,突出“数字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机结合时代风驰电掣的发展速度”。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如其运转,则已过时”。所谓“新媒介”就是强调了其疯狂地不断更新着、一路向前发展的趋势。
    普通生活者是如何依赖于计算机媒介技术来安排其当下的日常生活的?正像工业化机器时代曾经从根本上重新界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一样,基于计算机媒介技术的数码时代正在引领着巨大的社会生活世界的变迁。在当下全球范围内,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以某种全新的方式“概念化”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程,重塑着他们人际交往以及自我认同的模式。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现在,许多人(尤其是都市中产阶层)基本上是通过采用符号性互动的模拟渠道完成他们的社会媒介式印象管理,并以此来完成其身份的塑造。这对于“数码一代(Digital Native)”来说尤其如此。数码世界就是“数码一代”的日常生活世界。
    所谓“数码一代”,指的是这样一个年龄群体,他们一出生就是在数码化的环境中成长的。对于他们来说,多元化的大众媒介可以被轻易获得并受到他们周围所有人的追捧。计算机媒介化的交流模式从根本上建构了他们与外界沟通的方式,建构了他们的个人生活世界。与这一群体相区别,民俗学家们把那些目睹数码技术之出现与发展过程的群体称为“数码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他们逐渐了解、发现了新媒介技术的出现,并逐渐有选择地、被动地接受与使用新媒介技术。当然,无论对哪一种群体的人来说,许多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事实,比如现在,人们要寻找一家餐馆,不会再向路人询问地址,而是用自带的导航仪探路;人们要购买任何物品,不再必须去购物广场,而是坐在家里点击网页;孩子们也不再经常看到他们的父母手捧书籍或者报纸进行阅读,而是在埋头浏览网页;父母们也不再关注孩子们在看什么色情杂志,而是密切关注他们在浏览什么色情网站,如此等等。
    “新媒介”的广泛采纳与持续更新,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影响了民俗被传承与解释的方式?按照“媒介环境学”观点,媒介本身的威力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低估的,因为它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互动环境、互动方式甚至是思维模式。
    马歇尔·麦克卢汉如是说:(1)媒介即信息(Message)。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2)媒介即环境(Ecology)。一切人工制造物,一切艺术或技术,无论和交流有无关系,都要产生一个背景,也就是产生一个环境和相关技术的复合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样的背景浑然不觉,因为我们把它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既定事实。(3)媒介即按摩(Massage)。我们有幸享受技术创造的环境,却对该环境浑然不觉。用麦克卢汉经常引用的一句极聪明的话说来说,“我们不知道谁发现了水,但我们相当肯定,发现水的不是鱼”。媒介技术最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最意识不到的影响。这些外化的环境之所以看不见,正是因为它们是环境。环境的这个特征正是“鱼儿不知道水”这个隐喻给我们传递的意义。
    既然一切人工制品,从最早的工具到汽车到以计算机媒介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都是人的身体和神经系统的延伸。那就意味着,一方面,它们都是人类进化的构造成分,也就是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们潜在的效果又往往超出了人类意识。认识到媒介本身同时是“信息、环境与按摩”,说明人类社会对于媒介本身的特质(积极的与消极的)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麦克卢汉在《媒介定律:新科学》一书中提出的一种启发式的、用以探索人工制品在人与社会中如何运作,并产生文化效应的理解方法,他称之为“四元律”,关注的是任何媒介的四个维度:(1)这一媒介使什么得到放大、提升或拓展?(2)使什么东西过时或者说它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使很久以前的什么东西(也许是过去废掉的东西)回归?(4)当它被推向极限之后,它猝变或逆转成什么东西?
    作为新媒介,数码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之后,信息流通的速度与范围已经变得似乎没有边界限制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渐变得模糊。然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新技术产生的新环境,有一个原因是,这些新技术一个替代另一个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我们不可能看不到这些变化之中的场景,不可能看不到它们走马灯似的换岗”。媒介环境学提供的洞见使我们认识到:一切民俗事象得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去(再)语境化”已经成为一切普通生活者应用文化资源开展日常生活实践的基本模式。忽视媒介环境之快速变迁的事实无异于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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