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圆用神”——《史记》编纂体例、结构的匠心运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3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陈其泰 参加讨论
《史记》在体裁、体例上的匠心运用凸显出司马迁雄奇的创造力，全书达到了丰富、详核的内容与高度的审美要求二者的完美统一。《史记》的体裁是司马迁的非凡创造，各体配合，互相补充，而又在体例运用上灵活变化，因而把历史写活了，不仅将历史事件、人物写得生动传神，而且读者凭藉这活泼的历史，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史记》全书达一百三十卷，六十二万五千言，囊括了无数复杂的事件、人物，以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此繁富、漫长的历史却被司马迁组织成为一个瑰玮精当的整体。因而章学诚概括其编纂风格为“体圆用神”。对司马迁所运用的匠心妙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窥见一斑。一是全书五体配合，达到浑然一体；二是全书记载人物事迹份量最重，列传的篇目设置和编次显示出以人物的事迹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特色的旨趣，专传、合传、类传等的设置和处理，既有通盘考虑的严密体例，又能根据需要灵活变通；三是每一篇章的撰写均达到剪裁恰当，组织严密，具有高超的技巧，读之过目不忘。 一、五体配合的杰出创造和十表的功用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完整地说是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相兼的综合体）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巨大飞跃，标志着中国史学达到成熟阶段。与先秦史籍主要体裁编年体相比较，《史记》体裁更能囊括社会史的丰富内容，这是司马迁在时代推动下实现的伟大创造。唐代史论家皇甫湜目光如炬，称司马迁为了详载以往历史，“将以包该事迹，必新制度而驰才力”，其论云： 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此处疑有缺句。当云：“高祖肇汉，以吕后接之”，于义为安——引者），亦以历年不可中废，年不可阙，故书也。观其作传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话言，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又编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于右，合外传于内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自汉及今，代已更八，年几历千，其间贤人摩肩，史臣继踵，推今古之得失，论述作之利病，各耀闻见，竞夸才能，改其规模，殊其体统，传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编年之史遂废，盖有以也。唯荀氏为《汉纪》，裴氏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说，所遗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其漏密得失章章于是矣。[①] 皇甫湜的评论实在精彩，他指出编年体按年记事，大小事件互相牵混，只能举其大纲，而事件叙述简略，因而造成史实多所阙漏等缺憾。而司马迁为了记载丰富复杂的客观历史，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担当时代的责任，“革故典，开新程”，完成历史编纂的重大突破！这就是自《汉书》以下历代正史“传以相授，奉以遵行”的深刻原因所在。 近代史家梁启超也曾强调，《史记》的撰成是汉初出现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条件推动的：“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②]《史记》的产生正好证明司马迁的创造魄力和杰出才华，与时代对史学提出的革新要求相适应。梁启超对《史记》书中几种主要体裁如何调和、互相联络，使全书成为一个互相构成有机联系、博大谨严的著作，也有过中肯的论述：“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据桓谭《新论》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或以前尝有此体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间架，总出诸史公惨淡经营。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③] 今天我们的认识当然应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这里尤需强调两项。一是司马迁著史贯穿了详近略远的原则，因而《史记》既是一部通史著作，它又具有当代史的性质。司马迁要贯通古今，记载“百代之史”，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时，他对于秦汉的历史尤为重视，书中记载最为详尽。其原因何在？首先，是因为时代离得近，能够利用的相关记载和档案材料更多，史家还能根据在全国范围内的亲身考察、访问之所得，作为印证和补充。其次，是因为秦汉时期是司马迁要记载的近代史和现当代史，对于了解当今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关系更加直接，意义更为巨大。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就曾经辛辣地讽刺那班轻视秦朝历史的俗儒，明确提出“法后王”的原则。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④] 重视近现代史，就因为这些人物、事件和社会状况，离当下很近，情况类似，便于借鉴，同时由于时代相近而能看得更加真切，没有夸张粉饰的成份，能够从中获得直接的启示。在《史记》五个部分中，“十二本纪”记秦和秦始皇、项羽的各一篇，记汉代五篇；“十表”中自《秦汉之际月表》以下，共有六篇；“八书”中综论古今而独详汉事的有七篇，《平准书》专记汉代；“三十世家”中记陈涉及汉代王侯的共十三篇；“七十列传”中专记秦人物、史事者六篇，专记汉代者三十八篇，并记前代及秦汉人物、史事者四篇。若从专记汉代历史而言，共有六十二篇之多，其他还有并记前代及汉代的十一篇。因此，白寿彝先生指出，要十分重视《史记》的当代史性质，并认为《史记》写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汉史：“自公元202年刘邦击溃项羽，灭楚之后，到《史记》成书，约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历史，在全书数量的比重上要比过去的几个历史时代还要多。司马谈的遗言和司马迁的自序，都特别表示以汉史为重。这种详今略古的传统，是自《雅》《颂》以至《左传》《国语》以来就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史记》更有意地加以发扬。《史记》的通史性质经常是受注意的，其实它的当代史性质是更应受到注意的。《史记》写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汉史。”[⑤]司马迁的这一著史指导思想和成功实践对我们今天同样有直接启示意义。我们今天撰写历史、研究历史，要不要贯彻“详近略远”的原则呢？显然答案是肯定的。 尤须强调的又一项，是对于《史记》十表的史学功能应有新的认识。后人读《史记》，往往对表并不重视，甚至忽略不读。著史者也往往不作年表，即使有，也仅作为补充或附录而已。实际上，从《史记》五体的安排，将年表紧接于本纪之后，而置于书、世家、列传之前，即可证明司马迁对这一体裁的重视。如此安排，直观地表明将十表与十二本纪一同作为《史记》全书的纲领，其作用实在非同小可。尤其是十篇表的序，都是司马迁所精心撰写。白寿彝先生真不愧为太史公的知音，他指出：“《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司马迁写每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什么。”[⑥]这些见解，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十表在历史编纂上的价值实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首篇是《三代世表》，主要记夏、商、周（共和纪年以前）世系。如张守节《正义》云：“言代者，以五帝久古，传记少见，夏殷以来，乃有《尚书》略有年月，比于五帝事迹易明，故举三代为首表。”[⑦] 司马迁记载上古史，面对两类史料，一类是儒家典籍《尚书》、《五帝德》、《帝系姓》等，记载较为可靠，另一类是百家杂记，互相矛盾、歧异。司马迁经过比较、甄别，乃采取《尚书》等儒家典籍的史料，同时效法孔子“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慎重态度。《三代世表•序》即揭示出其编纂的要旨：“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617页） 《十二诸侯年表》以下四篇，应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因为司马迁精心撰写的这四篇的序，即是论述四个历史时期演进大势的纲领。《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讲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的历史趋势是，周王室陵夷，“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而春秋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齐、晋、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分散在东、北、西、南四徼，地处偏僻，且原先力量微小，但能奋发有为，因而更番为霸：“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641页）同时说明编纂这篇年表主要依据的史料，除孔子所修《春秋》之外，还有《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以及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书中的记载。并且交代编纂的方法，是删去夸张枝蔓之说，主要依据儒家典籍《春秋》、《国语》，著其“盛衰大指”。再看《六国年表•序》，同样提挈了战国时期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先是“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再经过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司马迁在序中又明确揭示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应以秦由崛起西陲至统一全中国为总纲。这篇序首句言太史公读《秦记》，载秦襄公始封为诸侯，至文公逾陇、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司马迁对于秦国历代君主相继内修国政，外挫群雄，而最终统一六国表示慨叹：“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序》的末尾尖锐地针砭汉初俗儒极力抹杀秦朝所作贡献的偏见，对秦的历史功过，作出正确的评价：“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而嘲笑俗士的迂腐之见是“此与耳食无异”！（829-830页） 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司马迁高屋建瓴地概括秦汉之际巨大而急剧的历史变局：“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并且深刻地揭示出秦朝实行的严酷统治恰恰促成民众的猛烈反抗，加速其专制统治灭亡的历史辩证法：“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跡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915-916页）《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更以“形势”二字为纲，论述汉初分封同姓王，再经过景帝和武帝相继实行“削藩”、“推恩”政策，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大势。汉初根据天下初定的形势特点决定政策，广封同姓为王、侯，镇抚四海，以承卫天子：“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北至南，分封有燕、代、齐、赵、梁、楚、淮南及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而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经过景帝削藩、武帝实行推恩令，铲除了诸侯王借以对抗朝廷的力量，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奠定了国家一统，长期安宁的局面：“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谪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962-963页）对于自汉初至武帝一百年间解决长期威胁全国统一局面的诸侯王问题的历史走向作了简洁、清晰的阐释，遂成为此后自班固以下史家论述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依据。总之，《史记》十表，与十二本纪相配合，构成全书的总纲领，其史学功能至为巨大！诚如宋代学者吕祖谦云：“《史记》十表，意义宏深，始学者多不能达。《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代之本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⑧] 白寿彝先生则高度赞誉《史记》十表“同样显示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⑨] 十表又有收复杂事项、补充纪传中记载之未备、化繁为简的史学功用。清初学者顾炎武对此阐述尤详：“盖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即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中？）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⑩] 顾氏诚深有体会之学者，举出年表有三项功用：表与传相配合，次要事项入表；补充功罪事项；记载简明，一目了然。因而他感叹《三国志》、《后汉书》以后无表，而盛赞欧阳修《新唐书》恢复设表，可谓见识过人。 这里仅举出年表记载复杂事项、表列分明两例，以见司马迁编纂之匠心。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大事记”一栏，自汉高祖元年起所记大事为：元年，春，沛公为汉王，之南郑。秋，还定雍。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韩、殷国。夏，伐项籍，至彭城。立太子。还据荥阳。三年，魏豹反。使韩信别定魏，伐赵。楚围我荥阳。四年，使韩信别定齐及燕，太公自楚归，与楚界洪渠。五年，冬，破楚垓下，杀项籍。春，王践皇帝位定陶。入都关中。这里，以分年表列的形式，极其醒目地记载了楚汉相争五年间风云变化复杂局势下的大事，却仅用了不足一百字。又如，文、景之间封国置废、郡与国的设置、复置、国除为郡等情况甚为复杂，头绪纷繁，而《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将主要史实和变化系于各年，记载一目了然。文帝三年载，济北国：“为郡。”淮阳国：“复置淮阳国。”代国（文帝子刘武所封国）：“徙淮阳。”文帝十一年，城阳国：“徙淮南。为郡，属齐。”淮阳国：“徙梁。为郡。”文帝十五年，衡山国：“初置衡山。”城阳国：“复置城阳国。”淮南国：“徙城阳”。又分别载：“复置济北国”；“分为济南国”；“分为菑川，都剧”；“分为胶西，都宛”；“分为胶东，都即墨”；“初置庐江国”。至景帝三年，在吴、楚、济南、菑川、胶西、胶东、赵七国各栏之下，分别记载：“反，诛。”在河间、广川、梁国各栏之下，则分别记载：“来朝。”又载，济北国：“徙菑川。”淮阳国：“徙鲁为郡。”这样，就极其直观而简洁地显示出藩国问题在文景之世经历了复杂过程，至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才得到根本的解决。 二、列传的精心设置和灵活安排 《史记》人物传记不同类型的精心设置和匠心运用，同样应予特别的关注。以下依次讨论其中三个问题：七十列传篇目安排的旨趣；“合传”、“类传”、“附传”的灵活运用；列传篇目的安排，是司马迁“随作随编”，还是运用精思，深意存焉。 《史记》七十列传如何安排，堪称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对于司马迁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道理很明显，七十列传所包括的人物，其时代、身份、建树、风格和影响，迥然相异，如果处理不好，会成为许多史料的机械累积，呆板无味。由于人物传记是《史记》内容的主体部分，因而司马迁精心安排，将其高明的著史旨趣贯穿于篇章之中，因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波澜起伏、丰富生动、曲折有序的历史画卷。《史记》全书的任务是要体现“通古今之变”，即要写出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古到今如何演进变迁。而七十列传的总的要求，是要与“本纪”、“表”相配合，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故此，其篇章安排的第一项原则是按照时间顺序组织编次。七十列传以《伯夷列传》为首篇，显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类似于十二本纪以《五帝本纪》为首篇，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首篇，司马迁的选择和设置是极为慎重的。那么，以此设置为首篇的理由何在？明显的理由是，立传的人物必须有史实可以记载，而伯夷正是西周初有事迹可以记载，而且是孔子表彰过的人物。传中记载伯夷是商末孤竹君的长子。起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两人都投奔到周。到周后，反对周武王伐商纣王，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用兵器打击，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伐纣后，他们又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孔子《论语》有两处称赞伯夷，一为《公治长》篇，云：“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用是希。”一为《述而》篇，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申明，时代较之伯夷早一点的传说人物，尧时有许由，夏时有卞随、务光。传说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逃到颖水之北、箕山之下隐居。司马迁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据《尚书》中《尧典》、《舜典》等篇记载：“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事情怎么会像传说中讲的尧让位于许由，许由不受，逃到山中隐居起来这么轻易呢？传说中又称夏时汤让天下于卞随、务光。卞随不受，投水而死；务光以为耻，因而逃隐。司马迁明确表示，这与将国家权力传位给德行、才能极高的人应有的隆重、复杂的过程和场面仪式相比，又是多么不相称！司马迁又认为，上古历史资料阙略，而且百家的说法互相歧异，经过他反复的考订、对比、探求，应以儒家典籍的记载为可以据信。于是他以发问的形式讲出自己否定的判断：“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11] 这样，就申明了《史记》设置列传的审慎态度和远大目光，司马迁是以有确实的史料依据、并在历史上产生了影响的人物作为立传的标准，因此确定了以孔子表彰过的伯夷作为首篇。以下的篇章，就以人物活动的年代先后来组织编排，并且大体上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形成单元，以凸显历史大势和时代的特点。如卷六二《管晏列传》以下，包括《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六篇是春秋时期人物传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至卷八二《田单列传》共十五篇，是战国人物传记，其中苏秦列传、张仪列传相紧连，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四篇安排在一起，更凸显出战国时代的特点。以下，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至卷八八《蒙恬列传》，共六篇，是记载楚汉之际历史人物。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至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等十七篇，均记载汉代人物。这一汉代人物的单元，堪称群星灿烂。其中有，因“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而作《樊郦滕灌列传》；因“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而作《郦生陆贾列传》；因“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而作《刘敬叔孙通列传》；因“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而作《袁盎晁错列传》；因“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而作《李将军列传》[12]。再加上司马相如、汲郑列传，以及世家中对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周亚夫等人事迹的生动叙述，更充分地证明司马迁对记载当代史的高度重视。 七十列传组织、安排还有两项原则，是先记载历史人物，再记载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活动和社会状况；先以专传、合传形式记载对历史进程起重要作用、事迹丰富的人物，再以类传形式记载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描绘他们的群体形象。这两项，同样显示出司马迁著史的杰出创造性。他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胸怀，他要写全中国各族共同的历史。列传中以充足的篇章，记述各少数民族的活动，都是围绕主体部分“本纪”中的记载而展开的，互相形成紧密的联系。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要着重反映的，是周边各民族与中原政权联系不断加强这一历史大趋势，因此对其所写民族史篇章的义旨作了明确的概括。云：“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13] 这些篇章汇合起来，构成了广阔地区边疆民族围绕中原政权、“引领内乡（向）”的格局，生动地显示出全中国各民族的统一不断加强的久远历史传统。司马迁在浓墨重彩描绘有作为的君主、贤臣和其他杰出人物事迹的同时，又创立了《儒林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类传，表现学者群体和下层人物的作用和智慧，充分地肯定他们对于历史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从结构上说，人物专传是传记的主体，安排在前，而少数民族传和多篇类传紧随其后，章法分明，内在联系紧密，大大增强了《史记》作为一代“全史”的丰富内涵。这些，都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史记》历史编纂成就的价值，因而为后代史家所自觉继承和发扬。 历史编纂要讲究体例的恰当、严密，只有这样，才能将分散的材料合理地组织在全书的结构中，使全书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然则，客观历史又是十分复杂、充满变化的，制定出体例的条条、框框只能解决历史记载的一般性问题，而遇到特殊性问题，则需要作灵活变通，不能墨守成例。因此，高明的历史编纂学家不但要善于归纳和运用其“例”，同样在必要时又要勇于打破手定的“例”，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运用“别识心裁”。列传的篇目，是按照时代先后来设置、安排，这是司马迁创设的“例”；但对此又不应当刻板地对待，即是说，在必要时可突破成例。所以，《史记》中设置有《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刘知幾对此不理解，曾提出批评：“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此其所以为短也。”[14] 这是由于拘守成例，而反对灵活变通。老子与韩非虽不同时代，但他们都是思想家。并且，前代曾有多位学者指出，从学术思想讲，韩非的刑名学说即渊源于老子，将两人立为合传更有内在依据。如明人何良俊说：“太史公作史，以老子与韩非同传，世或疑之。今观韩非书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于论赞中曰：申韩苛察惨刻，‘皆源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则知韩非原出于老子。”[15]屈原虽是战国人，贾谊是西汉人，但他们都是文学家，“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16]，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以词赋表达自己的深沉感情，而且两人都曾在湘江流域生活过。司马迁写屈原、贾谊的传，满怀着深厚的感情。他高度赞扬屈原深沉爱国，志行高洁，至死不渝。称赞他：“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7] 贾谊少年聪颖，熟习诗书及诸子百家之说。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皆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对他极为赏识，“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谊有极敏锐的政治眼光，深谙国之利病，时政得失。针对汉初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大一统局面的需要，向汉文帝及时提出创设汉家制度和削弱诸侯王势力两项重大建议。“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3005页）文帝本欲任贾谊公卿之位，但因遭老臣周勃、灌婴忌妒反对而作罢，后又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他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三年后召回，时“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3018页）惟有出于爱国之至诚，才能这样犯颜直谏，而置个人利害于度外。虽然文帝未予听从，但后来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恰恰证明贾谊一再提出的削藩之议是多么切中要害！故晚清学者李景星评论说：“以古今人合传，一部《史记》，只有数篇。……此篇以遭际合也。”“中谓‘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此数句，是一篇关键，亦是两人合传本旨。得此，而通篇局势，如生铁铸成矣。”[18] 以上的简略分析说明，设置两篇合传来记载不同时代的人物，确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或因其思想、学术互相关联，或因其人格、襟怀前后辉映，设立为合传更能体现出人物的共性，因而给予读者更加强烈的震撼，若果设为单篇专传则难以取得这样的效果。 概言之，《史记》中合传的设置，是司马迁依据客观历史的复杂性而在编纂上作灵活的安排。对于人物活动史实相关、联系紧密者，将之合写为一篇，使之互相补充，这是设立合传的最大优长所在。如《孙子吴起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韩信卢馆列传》、《袁盎晁错列传》皆然。这样做还可以减少篇目，避免过于分散，难以把握。对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可跨时代写成合传，以显示其共性。除上面论及的《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外，还可举出两篇典型例证。 《田儋列传》实为田儋、田市（儋之子）、田荣（儋之从弟）、田广（荣之子）、田横（荣之弟）之合传。因田儋首称齐王，故以之为本篇篇名；而全篇的重点是记载田横事迹。并在篇末赞曰：“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从横死，岂非至贤！”[19]而《张丞相列传》则是记载西汉张苍以下多位丞相、御史大夫的合传。张苍在秦时为御史，主四方文书。后从高祖征战有功，汉初任赵相、代相，封为北平侯。“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国书计籍。苍又善用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至汉十四年（前193），升为御史大夫。至诸吕被诛，张苍因奉立文帝有功，迁丞相。张苍年寿最长，历仕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四朝，故此篇以张苍为主线，将汉初多位任职丞相、御史大夫的人物事迹组织起来，其叙事结构尽显司马迁的非凡史识和高超的编纂技术。中间写了周昌的忠直刚正；写赵尧年轻，原为周昌手下主符玺的属官，但因能揣摩高祖的心事，而超迁为御史大夫，周昌改任为赵王（高祖子如意，戚姬所生）之相；写吕后擅权时，赵尧遭其忌恨，被免职，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写张苍为丞相十五年，至文帝时被免职，申屠嘉继为丞相，申屠嘉为人廉直，不徇私情，敢于处罚文帝宠臣邓通，表现了大臣的气节，但他不爱读书，素无学术，缺乏涵养，至景帝时，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申屠嘉因与之有怨隙，反被算计，气愤而死。这些人物虽居高位，但周昌、申屠嘉的作为并不能构成一篇内容充实的传，赵尧、任敖的事迹更加简略，如果采取并列的办法每人各叙一篇，则势必涣散而无头绪。而张苍为汉初名相，功绩显著，仕宦年代又最长，司马迁乃以其经历作为总纲，将其他汉初身居丞相、御史大夫高位的人物事迹穿插其间，运用高明的编纂方法将分散的材料，组织成为章法分明的篇章。这篇传虽以《张丞相列传》为篇名，实际上则是笔法灵活的合传，令人叹服！还有值得注意的，司马迁在篇末写了一段话，严肃批评身居高位，却无所作为，“为丞相备员而已”的庸碌之辈: 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3235页） 不经意者或许以为这段话不过是篇末连带叙述而已，而实则寓含深意。一是交代申屠嘉之后至武帝时，任丞相者还有陶青等六人，这是史册所应当述及的，而司马迁用一话带过，省去了许多笔墨；二是，司马迁借此说明他著史、立传的标准：对于历史有贡献的人物才能入史。他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精神，故此，职位虽高而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者，在《史记》是找不到位置的。 灵活地运用“附传”的编纂方法，也是《史记》人物传记写法的一个特色。“附传”是在主要人物事迹之后，连带记载相关次要人物的事迹，这样做，既可显示这些人物之行事、功业的彼此关联，收到互相补充、映衬之效，又可避免全书组织的芜杂枝蔓，做到纲举目张。譬如，《张仪列传》附载陈轸、犀首事迹；《樗里子甘茂列传》附载甘罗事迹；《乐毅列传》附载乐閒、乐乘事迹；《孟荀列传》则附载了战国时期多位思想家的事迹，有邹忌、邹衍、淳于髡、慎到、驺奭、公孙龙、墨翟等。《廉颇蔺相如列传》附载赵国另外三位将领，而且笔法极为灵活，先插叙赵奢、赵括父子事迹，然后又继续写廉颇晚年战功，写完廉颇，再写赵国后期名将李牧，直至赵亡。世家中写人物传记的篇章也有成功地运用“附传”写法的例证。如，《陈丞相世家》在记载陈平主要事功之后，插入王陵事迹，因孝惠帝时，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至惠帝卒后，王陵被免职，吕后任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徙陈平为右丞相，因而又穿插记载审食其。故这篇《陈丞相世家》实际连带叙述汉初在萧何、曹参之后继任丞相职位者数人。《绛侯周勃世家》前面记述周勃，后面即附载其子条侯周亚夫事迹。文帝后六年（前158），因匈奴大举侵边，朝廷令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徐厉为将军，军棘门，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劳军，见周亚夫治军极严，军吏士卒军纪整肃，防备极严，乃为之改容，连声赞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至景帝三年（154），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叛军西进。周亚夫任太尉，率军东击吴楚，他向景帝上陈对付叛军的战略：“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20] 得到景帝准许。周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坚壁而守，而派出轻骑绝吴楚军粮道，等其困乏，乃出精兵追击，大破之，遂平吴楚之乱。以上两项均为西汉前期军事史上的大事，因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中采用附传的手法而得以详载。将周亚夫事迹附在周勃传记中记载还有一项好处，即能显示父子两代人相继担任太尉要职对于安定刘氏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而父子行事、性格的关联与际遇异同，也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此外，父子事迹同传记载的编纂方法，也为中古时代史著大量设置门阀世家人物合传的做法开了先河。 以上我们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史料和分析，证明司马迁对《史记》全书的总体结构和体例处处作了精心安排，而七十列传的篇目设置和编次，也是明确体现了按时代的先后、以人物的行事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的旨趣，那么，又为什么有“随作随编”的说法呢？这是清代学者赵翼提出的看法，其论云：“《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故《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弘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21] 其实赵翼的议论，也已道及《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三篇连排，原因即在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位将军均与攻伐匈奴密切相关。司马迁在编纂上的主要着眼点，是力求体现历史演进的大势，体现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即是说，表达“史识”是第一位的，而编纂技巧则是服务于如何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这一需要；因此，对于体例应当灵活运用。在三位对匈奴作战的将领的传记中加入《匈奴列传》就是对体例的灵活运用，应当视为司马迁成功创造。由于作这样的“破例”安排，才凸显出匈奴问题在汉武帝时期的特别重要性，以及司马迁对匈奴问题的格外重视。他因对情况不了解和好意劝慰汉武帝而替李陵辩护，结果受了腐刑，遭受奇耻大辱。在这种出言可遭更加严重不测的情况下，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仍然讲出忠直之言，批评朝臣不能知彼知己，“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批评权势极高的将帅头脑发热，“席中国广大，气奋”，而“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并且一再慨叹：国家要兴旺，“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22] 司马迁的这些种大胆而恳切的批评，也只有结合记载三位将领的行事才能很好理解。至于《平津侯主父列传》之下，编次《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篇，也因记事有相关联之处，因为公孙弘、主父偃、徐乐、严安四人都曾上书谏武帝停止大事四夷，要求吸取秦朝连年大事征战，致使海内困穷、百姓疲敝、相率反抗的严重教训。如严安上书言：“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23] 而司马相如更是受武帝拜为中郎将、建节出使、通西南夷的关键人物，他奉使大获成功，因而西南夷之君“皆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24]《西南夷列传》之后，次以《司马相如列传》，表明关系密切，内容互相补充。故此，总括《史记》内容、篇目安排编次的特点，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全书之整体结构和七十列传的编排，均为精心构撰，体例严密，全局在胸，运用恰当。第二层次，司马迁尤重者，在于贯彻其高明史识，力求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实际，因而有的地方作灵活变通，不拘泥于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必要时敢于突破常格，让“史例”服从于“史识”。《史记》记载的内容极其宏富多样，处理体例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而全书构建的体裁体例格式完全为司马迁所首创，前人并未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司马迁又是一个人著史，迫于时日，因此对某处问题的技术性处理可能略显粗糙。后人可以指出这些不够周全的地方，或加以改进，但不能因为局部地方的不够严密而忽视全书的精心经营，和构成浑然一体的杰出功绩。赵翼是一个识力非凡的学者，对于包括《史记》在内的二十四史有极多精辟的论述，但他在指出《史记》编次的某些粗疏缺陷时，对于全书的精心安排和体例运用的高明未予强调，所言“随作随编”并不允当。 实则前代学者对于《史记》体例、编次的匠心运用不乏心领神会、大为赞赏者，如宋人沈括云：“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25]另一位宋代学者吕祖谦亦言：“（迁书）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后之为史者，殊未易窥其涯涘也。”[26]两人所论用语不多，但涵意颇深。清代章学诚的评论更为透彻：“迁书纪、表、志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于题目也。《伯夷列传》，乃七十篇之序列，非专为伯夷传也……《张耳陈馀》，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仅取名篇，譬如《关睢》、《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自注：如孟子与三邹氏。）或又摘其重复失检，（自注：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于《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27]一针见血指出不能以后人拘守之成法，去指摘《史记》体例之灵活变通，对我们尤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史料剪裁和篇章组织匠心运用的极致 “体圆用神”，是章学诚对司马迁历史编纂卓越成就和鲜明特色的精辟概括。他是借用《周易》上“圆而神”和“方以智”的用语，来阐发中国史学名著在历史编纂上的两种风格。其论云：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撰述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28] 他将《史记》和《汉书》作为两种不同风格的代表：“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29]所谓“藏往似智”，是指记注这一大类史书，作用在于记载历史知识，为了达到内容丰富，包容量大，必须讲究一定的体例，做到有规矩可循，整齐合理，所以说“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所谓“知来拟神”，是指撰述这一大类史书，目的在于通过记载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以展示未来的趋势，这就要求作者有高明的史识，按照自己的见解而有所轻重取舍，在体例上则注意灵活运用，做到融会贯通，互相配合，所以说“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司马迁有雄伟的创造力，他创设了合理、完善的体例，而又能根据需要灵活运用，巧妙变化，而且记述历史笔势纵放，不可阻遏，因此章学诚视之为“圆而神”的代表。班固《汉书》继《史记》而起，包涵着极其丰富的各学科知识，它继承了《史记》的体裁、体例，而又做到更加整齐合理，有规矩可循，后代修史者便一概以之为榜样，所以章学诚视为“班则近于方以智”。同时明确指出，“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30] 章学诚所高度评价的《史记》“体圆用神”的编纂特色，即具体体现在互有紧密联系的三个方面：全书“五体”配合，创造了记述一代“全史”的完善体裁；各大部分内部的篇章安排，章法分明，七十列传中专传、合传、类传、附传等的设立极具匠心，而又灵活变化，能根据需要突破成例；每一篇章的撰写均能对史料作恰当的剪裁，组织妥贴、重点突出，体现出极高的编纂技巧。前面两项，在上文中均已作了简要分析，这里就最后一项再作阐释。 《李斯列传》无论从李斯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或是从记载史实的复杂程度而言，在七十列传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司马迁对此篇的撰写尤其作了苦心经营。前半篇，集中记载李斯本人入秦前后的行事。他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他判断当此列国纷争之际只有秦国才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入秦游说秦王，才能获得干出一番事业的机会。李斯辞别荀卿时所言，即将其急切寻找机会的心理和贪慕权势、耻于贫困的人生观表达得淋漓尽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之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李斯只身入秦，为何能平步青云，很快登上卿相高位呢？司马迁通过选取记述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李斯先求为秦丞相吕不韦舍人，吕不韦果然欣赏其才能，任以为郎。于是李斯有机会向秦始皇进说，其言辞确实具有打动君主之心的力量：“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怂恿秦始皇加强对六国进攻，采取各个击破策略，实现统一大业。秦始皇先拜李斯为长史，李斯又献计策，“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破坏各国君臣的计谋，派出良将强兵随之其后。于是秦始皇更视李斯为得力人物，任为客卿。 这时又发生李斯上书《谏逐客令》的事。事情的引起，是韩国的水工郑国受命到秦国作间谍，他劝说秦修灌溉渠，想大量耗费人力，延缓秦国东进。郑国的间谍活动被发觉，引起秦的宗室大臣一片哗然，借口“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游间于秦耳”，纷纷向秦始皇进言，要求逐客！李斯反应快捷，立即上书秦始皇，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令》。司马迁将它全文写入传中，成为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文章充分显示出李斯对时势的极高洞察力，举证确凿、充分，说理深刻有力。他举出，秦缪公所用五个名臣，由余出于西戎，百里奚是虞国人，蹇叔寓居于宋，丕豹是晋臣，公孙支游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任用卫国人商鞅从事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惠王任用魏人张仪为相，实行连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任用魏国人范睢为丞相，采用其计策，废除了擅权的穰侯、华阳君，加强国君权力，杜绝势家豪门营私之路，因而逐步蚕食诸侯，使秦成就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李斯以确凿的史实证明，客卿是秦逐步强大而对六国形成席卷之势的重要力量！奏书中进而提出，秦王宫廷中所赏玩珍用的宝玉明珠、骏马良剑，以及左右侍立的窈窕赵女，皆非秦国所产，而无一不出自外国。再如击瓮叩缶，弹筝拊髀，是秦国的本土音乐。“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以此进一步强调，如果以“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为标准，那就颠倒了珍玩与人才何者为重要的标准，削弱了统一海内、制服诸侯的力量。奏书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如果干驱逐外来人才的蠢事，就等于为敌国增强力量，而严重损害秦国实力，断送统一各国的大业，使秦处于空虚危险的境地：“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司马迁所全文引录的《谏逐客令》堪称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充分表现出李斯知识和辩才过人，善于把握关键时刻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的性格特点。果然奏书上达后被秦始皇所采纳，不仅平息了原先其势汹汹的逐客议论，而且成为李斯更加受到信任、为秦统一全国的功业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转折点，官升廷尉，又再升任丞相高位：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 李斯任丞相后的又一重要作为，是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驳淳于越主张分封子弟之议，并上书曰：“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相高，率群下以造谤。……臣以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始皇依其议，收焚《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实行以吏为师，制定法度律令，书同文。“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由此证明，《李斯列传》上半篇展现了司马迁叙述人物性格行事的娴熟手法，他对史料作了恰当的剪裁，所选取李斯辞别荀卿时的表白，向秦王进说对六国各个击破之策，谏逐客令，驳淳于越之议、建议收焚《诗》《书》、加强专制统治等四项均为典型性材料。这些记述集中、紧凑，极其生动地刻划了李斯贪慕权势而又富有才能、善于判断时局作出正确应对的性格特点，以及其辅佐秦始皇实现统一大业的功绩。而到了后半篇，史家记述的格局却明显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此前所记主要是李斯本人的活动，而后面则是李斯与赵高、秦二世三人的所为纠集在一起，史家组织材料的方法就由单线条叙述变为多线条结合的记述。后半篇的内容超出了李斯本人的传记，是写李斯、赵高、秦二世三人在秦帝国晚期阴谋策划、倒行逆施，最终覆灭的下场。既写李斯应负的历史罪责，又刻画了阴谋家赵高、暴君秦二世的面目。李斯后期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其原先性格、行事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而赵高和秦二世二人是最终葬送秦皇朝的主要人物，由于无法单独写此两人，也无法放在《秦始皇本纪》中去写，而其行事与李斯紧密联系，因此采取多线条结合的手法，集中记载于此。司马迁这种剪裁和组织手法不但巧妙，而且使历史画卷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寓含极其深刻的教训。这样，《李斯列传》后半篇便与《秦始皇本纪》相辅相成，构成秦皇朝由统一到走向灭亡的全景图。 构成全篇的高潮和转折的是秦始皇病死、李斯参与了赵高的阴谋。时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十月，始皇出巡天下，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及次子胡亥随从，行至河北沙丘，突发重病，令赵高立诏书发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令其“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诏书尚未交给使者，始皇已卒。于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立即共同紧张活动，策划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的阴谋。赵高先将胡亥置于阴谋圈套之中，怂恿他说：“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然后，又对李斯威胁利诱，称：长子扶苏刚毅武勇，“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贬为庶人”。“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如合谋废长子扶苏，立胡亥为帝，可以欺瞒天下。“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李斯本来就以“贪慕权势，苟活求荣”为处世原则，至此乃“垂泪太息”表示实出无奈，而听从赵高的主意。于是三人共同炮制了一个大阴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诬称其“为人不孝”，逼其自杀！ 司马迁全局在胸，以多线条结合的手法，清晰地记述赵高、秦二世、李斯三人种种倒行逆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立秦二世为皇帝之后，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控制朝政，掌握大权。二世欲纵情享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赵高立刻奉承说：这正是“贤主”之所能行，办法是“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则可高枕而享乐。“二世果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人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残酷暴虐的统治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终于激起全国性的反抗浪潮，起义军直逼关中。就在这行将灭亡的前夕，秦二世还对李斯宣扬其暴君纵情享乐的哲学：“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肆志广欲”。李斯因其贪恋爵禄，奉迎求生的性格，竟上书讨好秦二世，为其暴君行为张目！其时，起义军已攻至三川郡，郡守李由是李斯之子，因抵当不力，正受查问，还有人议论李斯作为丞相对局势负有责任。“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在上书中反复陈述对臣下应当督责重罚，严加驾驭，实行极端的专制统治，一意孤行、暴戾恣睢的主张，云：“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又极言须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臣，死节之行！书奏，二世大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赵高用计，让二世深居宫中，不坐朝廷，不见大臣。于是赵高一手操纵朝政，“事皆决于赵高”。赵高又预谋将李斯害死。他撺掇李斯说，你身为丞相，应向二世谏说到处频发反抗事件、赋税徭役过重的事啊，李斯相信了他，而赵高又专门安排当二世燕乐之时让李斯一再求见，引起二世的恼恨。至此赵高认为对李斯下毒手的时机已到，便诬告李斯有裂土为王的野心，又使人审问三川郡守李由与盗相串通的案件，欲牵连追查李斯。李斯感到本人受到严重威胁，只好企图侥幸一试，上书二世，告发赵高有谋反的危险。又面告二世，称赵高出身宦官，身份低贱，“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但为时已晚，李斯的上书和面谏，都已无法改变二世将其交给赵高审问的结局。“二世前已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李斯在狱中仰天长叹，他知道二世的种种暴政，已造成反抗烈火遍地燃烧，秦朝灭亡即在眼前！“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悟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赵高对李斯用尽酷刑，“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但李斯自负有功、善辩，对二世仍抱有幻想，希望上书后能获赦免。上书中自陈为丞相已三十余年，称其“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此为第一项大功，还列举有其他六项。但李斯寄托着希望的上书，却被赵高扔到一边，说“囚安得上书！”最后，李斯被判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夷三族。 由于司马迁的精心剪裁的组织，《李斯列传》成为《史记》全书最具有史料价值和记述最为丰富、生动的篇章之一。尽管事件头绪甚多，但篇中叙事条理清晰，一波三折，李斯由身居丞相高位、助秦始皇统一全国立了大功，到结伙假造诏书，逼死公子扶苏、立二世为皇帝，到讨好二世，为其暴君行为张目，又接连遭到赵高暗算，而对二世表白己功、幻想赦免，最后难逃被腰斩的下场——复杂的事件、纷繁变化的场景，令读者紧绷着心弦，被全神吸引，心情随着情节的展开而起伏。读完后对接连出现的场面无法忘怀，而且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启示！司马迁突破了“专传”即集中记载传主本人事迹的惯例，而作了灵活的处理，随着历史情势的发展和李斯所处环境的复杂化，因此需要运用多线条结合叙述的方法，确实做到了“体圆而用神”，体现出其历史编纂的杰出创造力。惟有这样做，才能完整地写出李斯“贪慕富贵，苟活求荣”这一典型性格的发展，也才能反映出统一了全国的秦帝国这座大厦为何会顷刻坍塌！ 司马迁对篇章组织的匠心运用还可以举出多项，如：在上半篇记述李斯登上丞相高位、为统一全国建立大功之后，随之记载一事，李斯在咸阳家中摆下盛大的庆功宴，“百官长者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此时的李斯却喟然叹息，曰：“当今人臣无居臣上者，可谓富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看似闲写一笔，实则是以此巧妙地预示其走向下坡路的开始，并且将上半篇和下半篇紧密地联系起来。又如，写李斯被处死以后，又补写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赵高权势更加炙手可热，于是上演了“指鹿为马”的丑剧；二世被赵高用鬼计赶出上林宫，三天后，赵高又令卫士诈称“山东群盗兵大至！”逼令二世自杀；子婴即位后，与宦官韩谈合谋擒杀赵高。分别交代了暴君和阴谋家的可耻下场。子婴立后三个月，沛公军入咸阳，子婴迎降。本篇记事的最后结束是：“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帜道旁。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之。遂以亡天下。”[31] 恰恰证明《李斯列传》记载史实以李斯的活动为主线，而其发展则是记述秦皇朝最后覆亡的历史。司马迁在结尾精心记述的这些史实足以说明：此篇设置的用意，正是与《秦始皇本纪》互相配合，以完整地写出秦皇朝如何由成功的顶点，到经由赵高、二世、李斯之手而迅速灭亡的！前代学者对《李斯列传》的内容独特性和文章组织的手法甚为关注，如明代学者茅坤评论说：“《李斯传》传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变法诸事仅十之一二，传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酿高之乱者并由斯为之，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32]另一位明代学者钟惺也指出：“李斯古今第一热中富贵人也，其学问功业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贵之资，而其种种罪过，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之道。……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于秦亡关目紧要处皆系之《李斯传》，若作《秦本纪》者。而结之曰‘遂以亡天下’，见人重富贵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罪斯已极，而垂戒亦深矣。”[33]他们点明《李斯列传》突出其热中富贵、苟活求利的性格，前面记载李斯本人行事、后面则详载赵高、李斯等人倒行逆施如何断送秦朝的天下，此篇足以与《秦始皇本纪》所载相互比照等，均不愧为有识之见。 篇末论赞，为全篇记述作了出色的总结和提升，赞语云： 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3092-3093页） 司马迁极其精炼、全面地总结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功绩，严肃地谴责他参与赵高、二世的阴谋、实行暴政、残害民众的历史罪责，指出李斯违背了儒学的宗旨，不能劝导秦始皇实行由武力兼并向德政治国的转变，本人因贪求权势而苟活奉迎，而导致最终惨死的悲剧，揭示了后人应当深刻记取的历史教训，并且严肃地批评以李斯为“极忠”的迂见。生动紧张、起伏变化的历史场景，鲜明的人物形象，与蕰涵深刻哲理、耐人寻味的论赞交相辉映，构成了史传作品的绝唱！ 《史记》传记中鸿篇巨制的高度编纂技巧已如上述，那么，记载史实并不十分复杂的篇章的叙事手法又是怎样呢？这里仅举出一个典型例证作简要的评析。孙叔通传在书中是与刘敬传合设为一篇“合传”，因两人都曾就朝政大事向高祖提出重要建言，对于安定汉初社会秩序贡献很大。以往对叔孙通传作为史料引用者颇为常见，对于篇中所载叔孙通善于“面谀”的性格也有过诸多解释。实则叔孙通传的主要价值，是以确切的史实证明汉初制定礼仪乃是为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以及史家为再现当时历史场景而在篇章内容上所作的精心安排。司马迁对次要材料一概从略，篇中的记载集中围绕“制定朝礼”这一核心事件而依次展开。先叙述制定礼仪的背景。汉五年（前202），高祖在定陶登帝位。初时为求简易，一概取消秦朝苛繁的礼节。不料却出现混乱局面：“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祖为之头痛！叔孙通进谏：现在天下初定，正是用得着儒家礼仪的时候了！又针对刘邦一向讨厌儒生的心理，告诉他，礼仪因时而设，与时变化，我要对古礼和秦朝礼制加以改造，尽量避免复杂。以此打消高祖的顾虑。进而用一月余时间排练演习，先由叔孙通带领征集来的鲁诸生与其弟子练习，然后是皇帝练习，再后是百官练习。最后，详细记载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见皇帝的隆重仪式。极写当时场面的庄严肃穆，“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功臣武将和丞相文官分别列阵东西向，大行（司礼官）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乘辇出房，百官执帜传警，引诸侯王以下各级官员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为振恐肃敬”，“以尊卑次起上寿”。有官员举止不合仪式者立即被御史带走。竟朝置酒，莫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与前面诸将饮酒争功。高祖苦于无法对付的情景，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须知，在当时漫无秩序之中，皇权就是秩序的代表。叔孙通制定朝仪，为汉初建立起政治秩序立了大功，因此拜为太常，位居九卿。叔孙通也不是一味奉承，当汉十二年，高祖意欲将太子废掉、立宠姬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即以太子太傅身份坚决谏阻，说：“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祖只好作罢。本篇篇末论赞云：“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34]强调他依据儒学制定礼仪的重大贡献，同时又肯定他善于运用道家以屈求伸的智慧，确是定评。 总之，通过分析李斯和叔孙通这两篇典型传记的编纂手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如下结论：《史记》中无论是鸿篇巨制或是所载内容不甚复杂的篇章，司马迁无不惨淡经营，精心撰写，力求达到内容和编纂形式的尽善尽美。他从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出发，既有通盘考虑的严密体例，而在具体运用上又根据情况作灵活变通，在必要时突破成例，堪称“体圆用神”，因而达到史料剪裁和内容组织匠心运用的极致。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项目号09ZSA00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全唐文》卷六八六，中华书局，1983年，7030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15页。 [③]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2，20页。 [④] 《史记》卷一五，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4年，830页。 [⑤]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720页。 [⑥]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722—723页。 [⑦] 见《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引《正义》注，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4年，617页。 [⑧]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武英殿聚珍本。 [⑨]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733页。 [⑩]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作史不立表志”条，黄汝成集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905-1906页。 [11] 均见《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2567-2569页。 [12] 均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3994-3996页。 [13]均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3996-3997页。 [14] 《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史通通释》（王煦华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5页。 [15]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子二》，中华书局，1956年，182页。 [16]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所概括的该篇撰述义旨，3994页。 [17] 《史记》八四《屈原贾生列传》，2994页。 [18] 李景星：《史记评议》卷三《屈原贾生合传》，济南精艺印刷公司承印本。 [19] 《史记》卷九四《田赡列传•赞》，3195页。 [20] 均见《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2507页。 [2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编次”条，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上）》本，中华书局，1982年，6-7页。 [22]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赞》，3504页。 [23]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3559-3560页。 [24]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3668页。 [25] 沈括：《补笔谈》卷一，宝颜堂秘籍本。 [26]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二，武英殿聚珍本。 [27]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7页。 [28]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16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16页。 [30]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17页。 [31] 以上引文均据《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3067-3092页。 [32] 茅坤：《史记钞》卷五五，明泰昌间刻本。 [33] 钟惺：《钟伯敬评史记》，明天启五年刊本。 [34] 以上引文均据《史记》卷九九《刘敬孙叔通列传》，3278-3283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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