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订析疑，集成出新——曹金华《后汉书稽疑》成就略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王嘉川 参加讨论
《后汉书稽疑》是扬州大学曹金华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大著，因出版时间不长，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笔者既有幸先睹为快，又因与自己研究领域直接相关，遂在拜读之余稍作笔记，就其史学成就及史学史意义，试为疏通明辨。 一、集成出新，研读《后汉书》的案头必备之作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范晔在众多同类史书的基础上删定而成，系记载东汉一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当时范晔自为“本纪”、“列传”，而将“志”交由好友先作，待其作成后再由自己删定。不料纪、传九十卷作成后，范晔竟以谋反的罪名而惨遭杀害，其好友为免受牵连，将所成“志”稿全部销毁。梁朝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以其无志，乃取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分为三十卷补之，但两者各自单行。直到北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才由孙奭奏请，将二者合刊为一书，此即今传一百二十卷本《后汉书》。 目前通行本《后汉书》为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之点校本，系以原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为底本，参考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对校而成。此本大量吸收了宋代以来特别是清代学者对《后汉书》的研究成果，对其中的讹误之处做了校勘，并以《校勘记》的形式附于各卷之末。但是毋庸讳言，因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点校本也存在着一些失误，留有不少遗憾，尤其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因点校时遵循尽量简洁的校勘原则，未能予以充分汲取，没有达到“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预期效果。而自点校本问世以后，数十年间不断有对其疏误进行纠谬补订的单篇论文公开发表，即可说明这一问题。但是，这些单篇论文零散孤立，远不足以形成对《后汉书》的再一次全面校勘与考订。 有鉴于此，曹金华教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对《后汉书》的校勘与考订予以关注，至2002年起则把全部研究精力投入到考校工作中来，并于2006年形成初稿。此后又不断修订完善，先后在2008、2009年成功申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在此后五历寒暑，以题“《后汉书稽疑》”的最终研究成果，由中华书局于2014年9月出版。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册，以中华点校本《后汉书》为工作底本，对其正文、注释及《校勘记》皆作全面系统的校勘考订。凡作者认为错误、疏漏及有异之处，均列出条目，括明原书页数、行数，力求通过自校与他校的方式辨明是非，阐明己见，对暂时不能得出结论者，则指出其异，以俟后人考证，共成札记8500余条，125万余字。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对某部史书的某些篇章进行考订辨疑，最晚在三国西晋时就已出现专书，此即谯周的《古史考》，专门考证《史记》之讹误之作，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稍后又有司马彪专门纠正《古史考》的讹误之书，可惜连书名都未传世。两宋时期，历史考据学形成为专门学问，无论是考据理论还是考据实践，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及至清代，对“二十四史”中某部书的某些篇章进行考订辨疑，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成就。但对一书逐篇细致地考订辨疑，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疑问，以一人之力，形成八千余条、百万余字的成果，这在“二十四史”的整理史上，仍不能不推《后汉书稽疑》为首创，钱大昕、王鸣盛以及近现代学者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故其意义、价值，不仅是范晔及《后汉书》研究的功臣，是学术界《后汉书》整理之集大成，而且就是在“二十四史”整理史上，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毫无疑问，此后研读《后汉书》和开展秦汉史的研究，这部书定为案头必备之作，是可断言也。 二、内容充实，微观与宏观兼具 《稽疑》全书，校勘考订、辨疑纠谬的内容相当广泛，粗略归纳，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文字校勘考异。如《方术传》载“建武七年，代张堪为光禄勋” （《稽疑》，第1127页），作者加按语（以下简称“曹按”）说：“‘张堪’当作‘张湛’。《张堪传》不载为光禄勋。《张湛传》载建武‘五年，拜光禄勋。……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禄大夫’。《杜林传》载建武‘十一年，司直官罢，以林代郭宪为光禄勋’。故建武七年时，郭宪代张湛为光禄勋也。诸本皆误。”这是指出文字讹误之例。但有的因为史料缺乏，难以明辨是非，作者便并列二说，以考异的形式出现。如《李固传》载“遂诛之，时年五十四”（第833页），曹按：“此谓李固年五十四卒，而《水经·江水注》载李固《与弟圄书》曰‘固今年五十七，鬓发已白，所谓容身而游，满腹而去，周观天下，独未见益州耳’，二者必有一误。”此属文字考异之例。 第二，突破字句与版本限制，注重对史实的考查。如《杨震传》载“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至。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第693页），曹按：“‘先葬十余日’，《后汉纪》卷十七作‘以礼改葬之日’，皆谓杨震改葬时也。而《太尉杨震碑》载‘神鸟送葬’，时在杨震‘慷慨暴薨’之后，‘王室感悟，奸佞伏辜’之前，即杨震首葬时。”然后又据《华峤书》、《谢承书》、《续汉书》均载于首葬时，而得出了“当以碑文为据”的结论。又如 “陛下宜熟察臣言，怜赦臣死”条（第826页），作者在指出此引李固对策，与袁宏《后汉纪》引文大异，二书各以意刊削，同之者才十之三的同时，复谓“复审范书所引诏书、奏疏等，多与他书文字不同，知范氏皆据文义增删，盖非档案原文，凡治史者须知此矣”，提醒读者力求注意范晔《后汉书》“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编纂特点。 第三，对《后汉书》及注所引用文献，皆尽量查对原书原文。如《应劭传》载《尚书》称：“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第635页）曹按：《尚书·皋陶谟》作“天秩有礼，自我五礼五庸哉！同寅协㳟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又如《宦者列传》（第1039页）谓《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曹按：“《易·系辞》作‘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皆属此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读者更好更阅读和利用《后汉书》帮助极大。 第四，补充《后汉书》的一些缺漏。《后汉书》的一些记载，往往会有缺漏，不便于阅读和利用，作者利用相关资料补其罅漏。如《光武十王列传》 “而为箪食［与肉以］与之” （第565页），《校勘记》：“据汲本、殿本补。”曹按：“此谓《左传》曰，《左传·宣公二年》作‘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又前引文多有删略。”又如《逸民列传》载“范泰字伯伦。祖汪。父宁，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第1161页）曹按：“此谓沈约《宋书》曰，而据《宋书》，其文略甚，非原文也。简之，当作‘范泰字伯伦，祖汪，父宁。宋高祖受命，拜泰金紫光禄大夫’，‘拜金紫’者乃范泰也。”等等。 第五，对《后汉书》刘昭和李贤注，进行考证。如《光武十王列传》载：“中山、临淮，无闻夭丧”（第573页），李贤注：“二王早终，名闻未著也。”曹按：“此说大谬。本传云‘中山、临淮，无闻夭丧’，盖指中山王焉无闻、临淮公衡夭丧也。传载‘临淮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进爵为王而薨”，而中山王焉‘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何谓‘二王早终’耶？”又如《郡国四》刘昭注：“太尉胡广父患风羸，南阳恒汲饮此水，疾遂瘳” （第1544页），曹按：“‘父’当作‘久’，‘南阳’当作‘南归’。《类聚》卷八一‘药’、《御览》卷九九六‘菊’皆引作‘太尉胡广，久患风羸，恒汲饮此水，后疾遂瘳’。《胡广传》注、《元龟》卷七八四‘寿考’皆引作‘太尉胡广所患风疾，休沐南归，恒饮此水，后疾遂瘳’。此误二字，义莫属矣。”又如《皇甫嵩朱儁列传》载“亦弭於越”，章怀注：“谓平许昭也”（第942页）。曹按：“此说大谬！本传载光和时交阯刺史朱儁率七郡兵讨平交阯贼梁龙与南海太守孔芝之乱，降者数万人，即弭於越也。而《臧洪传》载熹平时洪父臧旻为扬州刺史，破平会稽妖贼许昭，斩首数千级。二事风马牛不相及也。”等等。这都超出了《后汉书》原书的范围，但又与《后汉书》密切相关，说明作者心思缜密、考虑周全。 第六，对相关史书的失误进行考证。在利用《后汉纪》、《三国志》等其他古代文献与《后汉书》对校过程中，作者因势乘便地对这些古书的失误进行了考证。这也超出了《后汉书》的范围，但又与《后汉书》密切相关。如《董卓列传》载“乃讽朝廷策免司空刘弘而自代之”（第945页），章怀注：“《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曹按：“此说误矣。《魏志·董卓传》谓‘于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刘弘而卓代之’。而范书《灵帝纪》载是年七月‘司徒丁宫罢’，八月‘司空刘弘免，董卓自为司空。九月甲戌，董卓废帝为弘农王。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五行志》谓‘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余日’。《后汉纪》卷二五作‘六月雨，至于九月乃止。卓讽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宫、司空刘弘’。故云‘以久不雨’误也。”等等。 第七，对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目录”进行分析，从体例上指出了三点不足与错误之处。此前学者对《后汉书》的部分篇章有所考证，但从未像本书这样，对中华点校本《后汉书》“目录”进行分析，而且还高屋建瓴地从宏观类例入手。这个原创性的工作，表明作者在工作中善于总结归纳，宏观理性，视野开阔。 第八，对点校本《后汉书》标点误断的校勘。如《延笃传》注“又会柽、首止、戴宁、母洮、葵丘也”（第841页），曹按：“‘首止、戴宁、母洮’，当标点为‘首止（戴）、宁母、洮’。《左传》作‘首止’，《公羊传》、《穀梁传》作‘首戴’，经及三传并作‘宁母、洮’也。”又如《顺帝纪》 “黄尚字伯，河南郡邔人也”（第127页），曹按：“此当作‘黄尚字伯河，南郡邔人也’。本纪正文作‘大司农南郡黄尚’，《郡国志》载邔县隶属南郡。又《周举传》载：‘尚字伯河，南郡人也。’”等等。 第九，对《后汉书》的“校勘记”进行考证。“校勘记”是前辈学者对《后汉书》的校勘考证，本书作者则是对前辈学者考证之考证。如《李杜列传》 “聘黄金二万斤”（第835页），《校勘记》按：“汲本、殿本作‘一万斤’。”曹按：“汲本、殿本误矣。《皇后纪》载：‘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御览》卷一三七引《续汉书》云‘纳采乘马束帛如孝惠、孝平故事，聘后黄金二万斤’。《汉书·王莽传》载‘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皆作‘二万斤’。”又如《郡国五》 “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第1595页），《校勘记》谓“张森楷《校勘记》谓按如此文，则户不能二口矣，非情理也，疑‘八万’上有脱漏。”曹按：“其说非是。此谓辽东郡户口之数，而前载辽西郡‘户万四千一百五十，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两郡口数完全相同，户数字文又相接近，岂偶然乎？其间必有舛误！”等等。 第十，作者在一些考证中，还纠正了近现代学者的一些失误。如《吴汉传》 “宕渠杨伟、朐忍（月旁）徐容等”（第290页），曹按：“‘徐容’范书仅见本传，《后汉纪》卷七作‘徐客’。周天游《校注》云：‘《范书·马援传》徐客作“徐容”。’然《马援传》无‘徐容’，天游注误也。张烈校本《两汉纪》作‘徐客’，《校勘记》谓‘《后汉书·吴汉列传》作“宕渠杨伟、朐忍（月旁）徐客”’。其作《吴汉列传》是，而作‘徐客’又误矣。当云《后汉书·吴汉传》作‘徐容’。”等等。 以上十个方面，前五个直接针对传世《后汉书》本书及古注，是为《稽疑》全书最主要的内容，这当然是由其工作性质决定的；而后五个方面，则远远超出了对《后汉书》本书的考证。这两个方面在全书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作者对《后汉书》进行全面校勘与考订工作的把握，是非常全面、系统而又圆通的。作者的目的，就是给后人利用《后汉书》提供没有任何疑问的资料，洵为立意高远。尤其是在当今重义理轻考据的时代，作者能够潜心从事资料考订工作，而且做得如此缜密，其精神就值得钦敬效法，值得晚辈后学沉心学习！ 三、资料丰富，工作严谨而缜密 在《稽疑》全书校勘过程中，曹金华教授态度严谨，绝大部分条目都引证多种史料，其中既包括各种相关文献资料，也包括现代考古发掘所得，既引证古代学者的研究结果，又广泛参考近现代的研究成果，可谓博引诸家，以成一是。而对那些无更多史料证明者，则以考异形式出现，并列异说而不强作解人。对那些稍有史料依据而不能遽然定论者，则以“疑作”、“恐误”、“未详孰是”等语气揭示自己的观点。凡此种种，既是作者工作态度严谨求实、缜密细致的表现，也是毋固毋我、为人谦逊的现实写照。 在考证方法上，作者除用本书自校、他书互校的多种文献参互考校外，还重视史书体例如对点校本《后汉书》“目录”的考证；重视利用统计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原理的考证。如《律历志》记载六十律的“实数”和“律”“准”数字，多不准确，作者即用列表分析的形式进行考订，而利用训诂学、音韵学原理进行考证，更是贯穿于全书当中。这说明作者在工作方法上，很自然、很明确地注重了微观与宏观的紧密结合。 此外，作者不仅利用传世文献，而且更利用考古发掘材料，这是此书成就能够超越前人的一个突出之处。如《光武帝纪上》载“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第22页），李贤注：“海西，县，属琅邪郡。”而本书作者在据诸多文献资料证明海西此时属东海郡的同时，复谓：“又据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西汉末简牍，海西县也属东海郡，如《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都涉及到‘海西’吏员。”从而得出“属琅邪郡”之说为误的结论。此外，作者还指出：“无论文献或文物资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利用时，都要认真鉴别，并注意其特点。”如东汉时史书常见以灾异策免三公的记载，而相关碑刻述及此事时，则往往用“以疾病免”字样，就是一个显著特点。又如史载经师硕儒教授门徒、党人名辈卒后会葬，动辄数千、数万人，“疑皆多为夸诞之辞”。如《姜肱传》载“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而《彭城姜肱碑》作“童冠自远方而集者，盖千余人”；《陈寔传》载寔卒“海内赴者三万余人”，《魏志·陈群传》同，而《陈寔碑》作“远近会葬，千人以上”。“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怀疑此类事件的真假面貌，影响到对相关人物、事件的评价”（曹金华《考竟源流 发覆求真——写在拙作〈后汉书稽疑〉出版之际》，《南都学坛》2014年第6期）。这说明，作者对史料的运用，一直都持严谨而缜密的态度。 当然，作者在利用考古资料时，也偶而会出现个别差误。如《光武帝纪》建武三年“闰月乙巳，大司徒邓禹免”条（第21页），作者引用居延汉简《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相关文字来考证当年闰月是哪一月，这在书中很好地得到了解决，但该引文并无标点断句。作为当代研究，笔者以为还是予以断句更好。不过这个情况既属偶然，通观全书也为例极少，自是瑕不掩瑜。 四、传世之作，将历久而弥新 通观全书，这部《稽疑》内容宏富，研究性与资料性并重，而且两个方面的工作都质量上乘，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前辈大师们时时强调的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史学研究要出精品、要出上乘之作，就必须坐得住、坐得稳，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浮躁，不是随便喊喊、到处逛逛、悠哉悠哉就能出来的。这部《稽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也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传世之作。 历史研究的最基本任务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也正因此之故，史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进行修订。而自2007年中华书局启动修订工程以来，复为提供更为广泛有效的学术支持，又集中力量做好两个配套项目的出版工作：一是以此前已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为依托，构建相关研究的基本资料库；一是编辑出版“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汇编今人校订“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著述，为修订工作提供广阔的学术园地，如自2008年至今已出版梁太济、包伟民的《宋史食货志补正》、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王瑞来《宋史宰辅表考证》、陈美东《历代律历志校正》、丁福林《南齐书校议》、吴玉贵《唐书辑校》，（台湾）詹宗祐《点校本〈唐书〉校勘汇释》、佟佳江《清史稿订误》以及王仲荦的《宋书校勘记长编》（手稿影印本）十部。曹金华教授的《后汉书稽疑》，正是“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中的重要一部。该书的出版，不仅为目前《后汉书》的修订本提供了直接广泛的学术支持，为整个“国史”的修订工程而添砖加瓦，而且也为秦汉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的进一步研究，打破了史料固化、蹈常袭故、因循坐误的僵局，为获取历久弥新的创新性成果提供了有效的能量和动力。因之，它自身也必将随着时间的延伸，越来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历久而弥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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