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纂修的“东林”争论及调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5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傅范维 参加讨论
一、前言 晚明“东林”一词，兼具学术、政治之意涵，今日明清史学界惯以“东林学派”、“东林党”指称不同面向的东林，多数研究者的视野也放在学术思想、政治文化层面上，较少从历史书写及史学史的角度切入。本文旨在考察清朝纂修《明史》过程中，东林图像之建构历程，及其观念生成、变化的历史因素，藉此梳理晚明以来流传的东林概念与《明史》纂修之关系。 自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顾宪成（1550-1612）兴办东林书院以来，就有东林是否为“朋党”的争论，此后面对明亡清兴的变局，清初社会形成一股“明亡追究”热潮[1]，而东林与“明亡”之关系，自然成为众人议论焦点。尤以夏允彝（1596‑1645）及黄宗羲（1610‑1695）为正、反意见的代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解释立场，曾引起康熙初年明史馆内部的争执，此后虽在《修史条议》裁示之下，采用推崇东林之笔法，然而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1645‑1723）进呈的《明史稿》中，则对于一昧偏向东林的论调，重新提出不同的观点。 清朝纂修《明史》共历时九十五年，此一漫长的修史过程中，因时空环境及政治氛围的变化，影响各时期《明史》稿本所采之编纂体例与史料取舍。尤其清前期君主喜用「明史」针砭时政，相关的“谕旨”、“圣断”也影响《明史》编纂方针，即官方论调须迎合君主的旨意，重新改写“东林”之历史评价[2]。 王泛森就曾指出，深入研究一个时代之历史面貌，须就当时的“主调”形成之际开始研究，探讨那些曾经与“主调”并存的思想、论述及观念，梳理被主流论述一层又一层复写、隐藏及边缘化的“低音”[3]。本文即从明清易代之际的“东林论述”开始，回到当时的历史脉络中，重新梳理这些曾经相互竞争的观点，厘清各个阶段、脉络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明清之际史家笔下的“东林论述”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思宗（1611-1644，在位1627‑1644）自缢。同年四月清兵入关，十月清世祖（1638‑1661，在位1643‑1661）至北京即皇帝位。对于亲身经历“甲申之变”及明清政权转移之汉人知识阶层而言，无疑是一场“乾坤翻覆”之变局。当时部分学者抱持着“为故国存信史”之理念，竭尽心力于著述上，并藉此探究明朝衰亡原因。如夏允彝（1596‑1645）即在南明弘光政权（1645）覆灭不久，编写《幸存录》检讨明亡之因，认为万历以来的党争危害最深，谴责东林及其政敌都须负起亡国责任。其言如下： 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虏制寇，卒为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胜耳，此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之矣……但后之论者，为贤为邪有难提者，余亦以前辈所谬爱，欲推而入之清流祸中，然余不以此少怀偏急，平言其实，庶鬼神之可质也夫。[4] 夏允彝认为朋党问题导致明朝走向衰败，因此“东林”、“攻东林者”皆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夏氏指出“东林”亦多“小人”，“攻东林者”间有“君子”，所以考察明季党争问题，不可仅以“君子”、“小人”而论。他感叹面对明末内忧外患的危急情势，“东林”完全提不出解决方法，仅流于门户成见的意气之争。夏允彝深知后人仍会用“君子”及“小人”观念，继续替东林辩护一切，但即便如此，自己也要说出“东林”误国的事实。 夏允彝这一部探讨明朝覆灭原因的著作问世后，引起知识阶层广泛回响，明清之际流传的史籍中，就有不少著作征引夏允彝的党争观点，批评东林也是亡国祸首。即如计六奇（1622-？）编写的《明季北略》中，《五朝大事总论》就全文照录《幸存录》之《国运盛衰》、《门户大略》、《门户杂志》、《流寇大略》。由此推之，计氏认同夏允彝对于东林为朋党的看法，所以《明季北略》抄写《幸存录》全文，作为全书的总结。 李清（1602-1683）《三垣笔记‧自序》，提及该书撰写以自己任官期间的耳闻目睹及朝章典故为主，至于晚明史事之历史评价，则参照夏允彝《幸存录》之评价论点，其文云： 予初读蔡孝来《尚论录》，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尽是其言，其言之非，间有之，间有非，则偏。继读吴纯所《吾征录》，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予不尽非其言，其言之是，间有之，间有是，则愈偏。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则以存公又存平，斯贵乎存耳。若予作是记，与是录相先后，时殊事殊，而惟无偏无党以立言则不殊，苟彝仲见此，无乃首颔是记亦如予首颔是录，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为幸也。 李清指出明清之际撰写的晚明历史著作中，惟有夏允彝毫无门户成见，客观评价晚明历史。他相信倘若夏允彝看见自己的著作，也会欣慰两人见解一致。 相较夏允彝非议东林之立场，黄宗羲（1610-1695）就是为东林辩护的代表。黄氏身为东林后人，他难以接受夏允彝将亡国责任推给东林，刻意漠视东林所坚持的道德理想。是故，黄宗羲就针对《幸存录》一书，刻意编写一部《汰存录》，藉此反驳夏允彝的种种指责[5]。他先质疑夏允彝写书别有用心，其文云： 余见近人议论，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于夏彝仲允彝《幸存录》。彝仲死难，人亦遂从而信之。岂知其师齐人张延登？延登者，攻东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其倒置宜矣。独怪彝仲人品将存千秋，并存此《录》，则其为玷也大矣！谓之“不幸存录”可也。晚进不知本末，迷于向背；余故稍摘其一二辨之，所以爱彝仲耳。[6] 黄宗羲认为明清之际史籍纷纷转载《幸存录》之论述，乃因夏允彝以身殉国的忠节事迹所致。然而他指出许多人不知夏允彝师从张延登（生卒年不详，明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张氏就是书中所谓“攻东林者”，所以夏允彝谴责东林为朋党之言论，也来自“攻东林者”的党派偏见。黄宗羲指出《幸存录》的存在，根本玷污了夏允彝的高尚人格，他是凭着爱护夏氏的心态撰写此书。黄宗羲通篇议论采用“君子”与“小人”区分“东林”及“攻东林者”，他指出崇祯皇帝之所以失国，在于“不用东林以致败”，反对夏允彝提出的东林误国之说。 及至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明儒学案》编成，全书宗旨是以“阳明学派”为明代学术系谱之主轴，以此建构“心学”在儒学发展脉络的正统地位。然而《明儒学案》之《东林学案》小序，却异于别篇小序体例，未提及“东林学派”之学术源渊及理学宗旨，反而从明清易代之际东林评价的变化说起，其言如下： 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于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然不无过激，且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嗟乎！此寱语也。 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昔绪山、二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可谓之标榜矣。东林无是也。京师首善之会，主之为南皋、少墟，于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奄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7] 黄宗羲指出清初东林历史形象转变，肇始于明清之际“小人”污蔑东林为晚明党争参与者，最终导致明朝的衰亡。他在《东林学案》小序中，仍延续《汰存录》的观点，并以“既有知之者”影射夏允彝既熟知东林的政治理想，却依旧附和“小人”论点。此处黄宗羲完全否定“东林党”的存在，解释东林仅是东南一隅的书院，既无阳明后学之自我标榜，亦非“首善书院”之议论时政。文中提及“言国本”、“争科场”、“攻逆阉”等政治事件，只因参与者之道德理想趋近东林，因此社会舆论归诸“东林人士”，但绝非东林主动挑起党争。尤其天启朝魏忠贤及其依附者主导之下的“东林党狱”，更混淆东林之道德形象，加深知识阶层对于东林即朋党之成见。是故，黄氏编写的《东林学案》中，人物选取的范围，仅以曾在“东林书院”讲学者为主，重新诠释东林概念的指涉对象，藉此驳斥东林为朋党之指控。 清初流传的晚明史着中，部分作者本身就是门户中人，故当撰写至晚明政治事件之是非对错，叙事观点就深具党派成见，出现交相攻讦、指责对方的情况[8]。其次，清初史家探讨“明亡之因”也是一种争夺历史话语权的工具，试图从他们的笔下重构的历史，灌注个人的政治观念与身分认同[9]。清初社会舆论对于东林态度的变化，下举三则康熙朝前、后期刊印的史籍为例说明。 其一、张岱（1597-1679）于崇祯元年（1628）开始撰写《石匮书》，叙述洪武朝至天启朝之“本朝国史”。此后经历“甲申国难”与南明政权相继瓦解，他又继续补纂崇祯朝及南明史事。康熙初年《石匮书后集》写毕，其稿就流传于友人之间，但部分内容曾招致批评。对此，他在写给友人的信函中，表明自己仍坚持谴责东林的态度，其文云： 而中有大老，言此书虽确，恨不拥戴东林，恐不合时宜……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快捷方式；其党败，则为元佑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始终。……今乃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乃欲拥戴东林，此某所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10] 张岱痛惜东林贻害无穷，即便改朝换代已久，支持者仍漠视东林误国的事实，甚至劝说他改写非议东林的言论。是故，他在信中使用“门户”、“朋党”指称东林，认为自顾宪成等人讲学“东林书院”，就是晚明党争的开端，其文言： 顾端文，真道学也，后之附端文者，则真门户，非道学也。……然端文之弟子更多伪人，此又以真门户而窃道学之名。于是攻真门户者，借道学为之抵当；攻假道学者，借东林为之掩饰。[11] 张氏虽然推崇顾宪成（1550-1612）为真儒者，但他厌恶后人藉由东林之名，进行伐异党同之事，最终酿成了亡国惨祸。 其二、《理学宗传》完稿于康熙五年（1666），作者孙奇逢（1585-1675）在《顾文端》卷后跋语中，提及门人质疑明末党争始自东林诸人议论时政，而顾宪成就是书院创设者，为何他还推崇顾氏的学术成就，其文言： 《宗传》一编已就绪，而及门士仍有疑泾阳者。曰：“子何疑？”曰：“疑其人。万历年之党局始自泾阳，国运已终，党祸犹未已也。今日嚷东林，明日嚷东林，东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嚷东林，岂非作始之人贻谋之不善乎？”曰：“子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可望于今之世哉？阴晦之时，孤阳一线，则东林实系绝续之关。乙丙死魏逆诸臣，甲申殉国难诸臣，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乎？”[12] 孙奇逢指出万历以来明朝政治腐败，仅见东林诸君子维系儒家纲常伦理，所以天启六年（1626）“东林党祸”及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1644）之殉国、死难者都是东林之人。从孙氏的回答来看，他认为相较涉入党争的质疑，顾宪成培养一批忠义气节之人更为重要。 其三、康熙五十年（1711）陈鼎（1650-？）刊印《东林列传》，其在序文惋惜东林从“天下靡然从之”，至清初竟成亡国祸首，也无人愿意为其辩解，他说： 前朝梁溪诸君子讲学东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从之，皆尚气节重名义……余惧史之失传也，乃囊笔奔走海内，舟车所通，足迹皆至，计二十余年……稿成欲上之史馆，携诣京师，寓崇文门，夜为偷儿胠去，仅存姓名录五卷，盖目录也……至于国亡之后，学者竟以东林为祸窟，缄口结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齿及者后生小子，辄摇首顿足，其畏也。若洪水猛兽，决逸而来，逃死不暇。局势之变，乃至于此。[13] 陈鼎编写《东林列传》的意图，应与《明史》迟迟未告成有关，在不清楚官修正史对于东林之书写基调及历史评价，惟有抢先编写东林文本，期望重构晚明历史记忆中的东林图像。因此当全书编纂完成，就准备献呈给明史馆参用，惟其夜宿京师遭窃，稿本亦随之不见。综上所述，可知康熙朝后期的社会舆论，逐渐接受东林亦是明亡祸首的观点。 三、武英殿本《明史》之「东林论述」及特殊安排 入清以后，臣僚结党的问题，仍出现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当时人有满、汉之分，地有南、北之别，即满汉党、南北党的相互攻击与冲突。[14]清朝前期君主为禁抑官员结党立派的风气，曾采用“以史御下”策略，编纂多部深具教化功能的史书，以约束臣民应谨守分际，及使其有所警惕[15]。职是之故，明朝败亡原因，成为清朝皇帝借题发挥的对象[16]，相关言论也影响官修《明史》之编写准则[17]，抑或改写为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论赞”。尤其清圣祖（1654‑1722，在位1661‑1722）曾诏谕明史馆每修若干卷史稿，即须“以次进呈”，以便随时览阅[18]。次之，清顺治二年（1645）诏修《明史》，至乾隆四年（1739）书成刊印，历时九十五年。检阅不同编纂阶段的《明史》稿本，及参照皇帝言论、史官信札等文献，可发现史稿编写方向的转折及历程。 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入明史馆后，就曾写数封信给史馆监修总裁官徐元文（1634-1691）商讨修史凡例。信中提及史馆内部深具门户成见，然官修正史当就某人在朝为官之行事本末，作为是非褒贬的依据，而非固守明季的狭隘观念。他指出东林后裔文秉（1609‑1669）《先拨志始》记载万历朝“国本之争”，并未按照《明实录》记载，刻意删抹他的曾祖朱国祚（1559‑1624）反对先册立皇长子之奏疏，而其原因竟然是朱国祚非东林之人。朱彝尊藉此反对史馆继续以东林之是非为是非，其文云： 国史者，公天下之书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每见近时之论，其人而东林也，虽晚而从逆，必为之曲解。攻东林者，殉国之难，人所共知，终以为伪。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区区之诚，以南董望阁下，冀裁择焉。[19] 朱彝尊发现部分修史人员持论偏袒东林，担忧官修《明史》难成信史，故而敦请史馆总裁重视此事。然观其文中云：“必有唾其面者”，可推之当时明史馆内部较倾向东林的立场，因此朱氏担忧官修《明史》记载失实、持论偏颇，冀望史馆总裁权衡此中得失。 馆臣施闰章（1619-1683）也曾提出修史意见，讨论编纂明末史事之难题，其中“定论”、“门户”两项涉及明季“三案”，其言如下： ……尤可异者，杨、左、崔、郑黑白较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定论之难也。……明季门户清浊判然，事异往昔。然张汤以后，贤不入酷吏，寒暑笔端，古今同叹，此门户之难也。[20] 施闰章指出“三案”相关史籍数次修改，又涉及明末党争恩怨，因此不易形成历史定论。再者，他认为明季党争不同前代，因“君子”、“小人”泾渭分明，但评论成败功过，依旧众说纷纭、是非难断。由此推之，施闰章的言下之意就是“三案”尚未有定论，“门户之别”也非历史评论的惟一依据。 张烈（1622-1685）写给明史馆总裁的修史意见中，曾提出“东林非君子”论点，引起史馆同仁一片哗然，史馆总裁甚至要求焚毁他的书信[21]。 康熙十九年（1680）明史馆监修总裁官徐元文（1634-1691）拟定《修史条议》六十一条[22]，相关条目也响应朱、施二人的修史意见，规范“三案”之“移宫”、“红丸”编写立场，如下： 李选侍未移宫之前，举朝震惊。诸君子目击其事，速请移宫，防变虑危，忠臣至计原未居以为功，何得指以为罪？乃竟以是案置诸君子于死地，孰是孰非，何烦置喙。傥执羣小之言，谓“为众正之过”，人心已灭，史笔岂宜。 红丸之案，李可灼虽无行弒之心，亦当伏妄投之罪，稽诸故事，孝宗、世宗之崩，诸医皆系狱论死，彼岂有弒逆之谋，国典当然不可宥也。至崔文升之罪，实在可灼之上，乃置之不问，国典谓何？诸君子抗疏力争，自不可少，而乃翻以为罪。奚以服人，事有公评，毋徇邪说。 《修史条议》之“移宫”、“红丸”解释立场，完全站在支持东林一方。由此推之，黄宗羲、夏允彝两种不同的历史论述，在明史馆内部互有支持者，最后监修总裁官徐元文决议采用黄宗羲《汰存录》之论点，约束馆臣无须再质疑东林的作为。然则，此一倾向东林之历史论述，并未受到康熙皇帝的认可。 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圣祖审阅明史馆进呈的史稿后，相当不悦地诏谕史馆编纂官员，指出明亡于党争，而非宦官之祸，他要求史馆重新编写明亡之因，其文曰： 至于宦官危害，历代有之，明之王振、刘瑾、魏忠贤辈罪恶尤甚。崇祯时诛锄阉党，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诿罪于太监，谓由中珰用事之故，乌得为笃论耶……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今特与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23] 康熙皇帝指出明朝虽有宦官危害，但明末党争之祸害最深重，尤其朋党之人“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言下之意即臣僚结党立派，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并无“君子”、“小人”之分别，是以参与党争者皆有不可推卸的亡国罪责。同时，他也察觉明史馆编纂官员仍以东林之是非为是非，因此诏谕众人“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表示已注意到史稿存有门户成见，要求《明史》编修务必“秉公持平”。由此可知，清圣祖亟欲掌控历史解释权，不愿旁落馆臣之手，必须按照他的「圣断」编修《明史》。 康熙四十一年（1702），熊赐履（1635-1709）进呈416卷本《明史》，奏曰： 然而异同互见，醇驳相参，详略轻重之间，是非褒贬之际，舛错不免，挂漏亦多。且义例尚费讲求，体制阙如未备，难言脱稿，何况成书？……是用扺遵成命，勉力编纂，翻阅旧章，悉心刊订，删芜补轶，黜膺祛浮。袭陋者必择焉加详，传疑者宁存而不论。传记惟求核实，予夺一秉虚公，殚竭微忱，冀酬简任。[24] 熊赐履指出徐元文负责编纂的史稿，存在义例、笔法、褒贬等问题，因此在他接手后，史馆重新参校相关旧稿，及整齐体例、删繁补缺等编写修订，也考证史稿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给予无私而公正的史论。然而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圣祖诏谕大学士等人，仔细覆查熊赐履进呈的史稿，他指出史稿未详尽记载魏忠贤（1568‑1627）恶迹，未查明跟随明思宗（在位1627-1644）殉难者为谁[25]。 现存北京图书馆藏416卷《明史》抄本，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熊赐履进呈本[26]，至于416卷本《明史》，究竟哪些是万斯同（1638‑1702）审定或熊赐履删修，已难以分辨清楚，惟416卷本附有论赞，提供后人研究康熙朝史馆内部对于明季党争之论述。 康熙四十八年（1709）明史馆总裁王鸿绪（1645-1723）因涉入储位之争，以原官解任回籍，列传史稿亦携归，继续修订增补。康熙五十三年（1714），呈献《明史列传》208卷，康熙皇帝诏谕交史馆收贮。翌年（1715）奉旨回京供职，王氏仍继续编修史馆旧稿，于雍正元年（1723）进呈《明史稿》310卷。 然自清代以来，就不少人质疑王鸿绪是否攘窃、窜改万斯同（1638-1702）史稿，如魏源(1794‑1857)曾考订王鸿绪编修的《明史稿》，指出王稿之《王之寀列传》增写夏允彝对于明末党争的观点。魏源以此事为例证，认为万斯同师从黄宗羲，岂可违背师说，必是王鸿绪任意窜改万稿，扭曲原本立传之意[27]。 参照王鸿绪310卷本《明史稿》之《王之寀列传》，于“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之后[28]，附录夏允彝对于“梃击”、“移宫”之评论，指称“东林操论不失爱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难受”；“攻东林者”初衷系调停纷争，然一切归罪东林则非[29]。文末，有几行王鸿绪的解释文字，其云：“允彝本东林，而身殉国者也，其论平，故录附于篇”[30]，可知王氏希望调和明季党争的历史论述，修正史馆旧稿完全倾向东林的解释立场。至于为何王氏用夏允彝的言论来代替史论，或许与其晚年卷入争储风波有关，此后虽是继续编写明史稿，但一律不写代表官方话语权的史论，以避免文字招祸，其曰：“今《明史列传》未经作论，体同《元史》，或增或否，惟识者裁量焉”[31]，所谓的“惟识者裁量”，按照文字理解应是史馆总裁，但也隐含须经由皇帝裁断之意。然而，乾隆四年（1739）刊印的武英殿本《明史》也删削此一夏允彝的文字，或许雍正朝的政治氛围不适合此种朋党解释。 清乾隆四年（1739）明史馆总裁张廷玉《上明史表》中，提及参照王鸿绪旧稿为编写底本，并且“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32]。然而张廷玉等人其实未见熊赐履进呈的416卷本《明史稿》[33]，所以武英殿本《明史》之“赞曰”并未沿袭416卷本的史论，乃是依据雍正时期政治氛围及社会舆论而写。正因如此，对于明季党争的评论，两者差异颇大。如《顾宪成列传》之史论，416卷本论曰： 以诸臣之品行，不能不与门户相终始，而患难婴缠，则皆以讲学之故。夫学也者，君子所以致其道也，道不可离，而学可须臾废乎。……东林之受祸，更烈于洛闽诸君子也。窃谓有东林则必有魏党，有魏党则必有学禁，殆理势之应然，而又何以太息为哉，噫。[34] 编写馆臣认为万历间东林诸人聚徒讲学，不惟砥砺风节，虽是学派门户，却不得不然。况且天启朝“魏党”对于东林的迫害，远较宋代党祸惨烈，因而叹息东林诸人，又何须承担亡国罪责。故416卷本的解释立场明显偏向东林，是以“君子”、“小人”之论述框架，指称东林与“魏党”之争。结语反讽东林招致党祸，乃是注定的结局，后人也只能无奈叹息，藉此表达东林不畏祸的崇高理想。参照武英殿本《顾宪成列传》赞曰： 成、弘以上，学术醇而士习正，其时讲学未盛也。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而名高速谤，气盛招尤，物议横生，党祸继作，乃至众射之的，咸指东林。甘陵之部，洛、蜀之争，不烈于是矣。宪成诸人，清节姱修，为士林标准。虽未尝激扬标榜，列“君宗”、“顾”、“俊”之目，而负物望者引以为重，猎时誉者资以梯荣，附丽游扬，熏莸猥杂，岂讲学初心实然哉？语曰“为善无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处矣。[35] 殿本编修馆臣指出顾宪成等人虽品德高尚，但东林逐渐演变成朋党，而追随者亦有心怀不轨之人，这一切根本违背诸人讲学的初衷。殿本史论给予顾宪成等人之贬大于褒，其立场也是反对私人讲学。再看，万历朝引起政治上轩然大波的淮抚李三才，416卷本论曰： 神宗以黩贷之私，溺信奸竖，以致豺狼遍野，生灵涂炭，而利欲迷锢，漠不动心。士大夫嵩目时艰，势如累卵，即欲不大声疾呼，解衣危论，岂可得乎。且夫纳约自牗，信而后谏，诸臣亦岂不闻焉。顾时方孔棘，迫于救焚，庶几幸邀一中，以解斯民倒悬之厄，即非常抵触，立贾捐糜，皆不暇计矣，鞠躬尽瘁，直哉如矢，诸臣其殆似之乎。[36] 编写馆臣指出明神宗（1563-1620，在位1572‑1620）横征暴敛、任用宦官等行为，使得百姓民不聊生，故士大夫莫不以救亡图存为要务。本卷类传收入劝谏神宗停止征收矿税诸人，推许他们一心解救百姓于水火。惟史论撰写之内容，仍围绕在李三才身上，意在替其行事作风开脱，解释为「迫于救焚」之故。对比殿本《明史》赞曰： 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岐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魏允贞、王国、余懋衡皆以卓荦闳伟之概，为众望所归。李三才英迈豪俊，倾动士大夫，皆负重名。当世党论之盛，数人者实为之魁，则好同恶异之心胜也。《易》曰：“涣其群，元吉。”知此者，其惟圣人乎。[37] 殿本馆臣则从“朋党”的本质说起，指涉李三才等人依附东林声誉，同时又是东林在朝政上的推手，故称：“数人者实为之魁”。最后归结于朝中朋党溃散，才有政治清明之世。 据上述四则引文，可以清楚看见416卷本及武英殿本的史论差异，416卷本给予东林相关人物的评价较正面。然而，武英殿本则将东林视之为「门户」、「朋党」，因此即便推崇顾宪成等人之品德志节，但仍责难东林发展成朋党。要之，武英殿本虽刊印在乾隆四年，然而主要编纂工作是在雍正时期，因而理解殿本史论的形成及原因，必须参考雍正朝的政治局势。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在位1722‑1735）继位后，就面临严峻的朋党问题，须铲除与他争储失败，却仍居心叵测的诸王，及整肃前朝遗留下来的朋党政治。职是之故，雍正元年（1723）四月，雍正皇帝首次干清门听政，就提及惩抑朋党乃是施政首要，他说： 谕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等，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38] 雍正皇帝指出当前朋党的危害最深，如同明末朋党之争，所以他告谕在场满汉文武官员，若不痛改前非，必将严惩不逮。然而，及至雍正二年（1724）七月，清世宗重提御门听政之初，即曾面谕各大臣以朋党为戒，但至今朋党积习未除，所以雍正皇帝颁示《御制朋党论》，其意在对朝中朋党下达最后通牒，其文曰： 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暌，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论语》谓：“君子不党。”在《易‧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朱子谓：“上承九五，下无应与，为能散其朋党之象，大善而吉。”然则君子之必无朋党，而朋党之必贵解散，以求元吉。圣人之垂训，亦既明且切矣。[39] 清世祖认为指出朋党的危害，在于人臣不能与君主同好恶，因此驳斥宋代欧阳修《朋党论》之“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认为“君子之必无朋党，而朋党之必贵解散”，而雍正皇帝所谓朋党即“小人”论述，也彻底否定明清之际维护东林者的论述。既然如此，《明史》編纂官員自然按照《御制朋党论》的观点写出史论，即如《李三才列传・赞》的文字和立论，就非常相似《御制朋党论》。 此外，清代编纂《明史》之《阉党列传》，系历来官修纪传体正史所无之传目，专载依附刘瑾、魏忠贤之官僚集团，反映清代官方对于臣僚结党之特殊安排。然而，416卷本《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未见《阉党列传》，而焦芳、张彩、顾秉谦、魏广征、崔呈秀、田尔耕等人皆在〈奸臣列传〉，及至武英殿本《明史》才写入《阉党列传》中。则此一体例转折的关键人物即雍正元年（1723）入馆参修《明史》之汪由敦（1691‑1758），他曾应史馆总裁的要求草拟修史凡例[40]，提及： 旧藁有《奸臣传》，例仿《唐书》，亦楚人《梼杌》之义，但所谓奸臣必其包藏祸心，忮害良善，毒宗社而自立门户者，方足当之。焦芳所托者刘瑾，而崔呈秀则魏忠贤之腹心，许显纯、田尔耕其爪牙也。窃谓焦芳宜附《刘瑾传》，崔、许辈宜附《魏忠贤传》，以着同恶相济之实，且示夫失身阉竖，不得齿于须眉，似非深文，无容末减。[41] 汪由敦认为焦芳、崔呈秀等人依附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其罪责远胜于结党营私之“奸臣”，宜写入《宦官列传》中，以昭示他们勾结宦官之恶行恶状。嗣后，武英殿本《宦官列传》虽未列入上述诸人，但全部写入《阉党列传》中，彰显他们与宦官狼狈为奸的恶迹。参照殿本《阉党列传》小序，其文曰： 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憸，窜身妇寺。淫刑痡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痛乎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今录自焦芳、张彩以下，迄天启朝，为《阉党列传》，用垂鉴诫。[42] 序文指出万历末年朝臣党争激烈，从而演变成宦官操弄权柄，无耻士人亦依附之，最终导致明朝覆灭。编写馆臣引述崇祯皇帝所云：“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藉此说明编写《阉党列传》之寓意，即士人结党只为私利，以附和雍正皇帝《御制朋党论》之论述。 四、小结 明清易代之际，史家纷纷检讨“明亡”责任归属问题，如夏允彝、张岱及黄宗羲等人，对于晚明党争兴起原因与罪责问题，分别提出自己的解释。而这些争论也引起康熙朝明史馆编修官员的讨论，最后监修总裁官徐元文拟定《修史条议》六十一条，决议采用倾向东林立场的解释观点。正因如此，即便行事作风较具争议的李三才，416卷本之“论赞”仍以“迫于救焚”为其开脱。 王鸿绪310卷本《明史稿》虽未附“论赞”，然而王鸿绪在《王之寀列传》增写一段夏允彝论评论“两党”之言论，即有意调和旧稿史论立场过于倾斜东林之问题。但王稿此一段落未见于武英殿本《明史》中，应与雍正初年清世宗严禁朋党，整顿吏治有关，他在《御制朋党论》曾指出朋党皆“小人”之观点，因此雍正朝编修馆臣删抹夏允彝的党争论述。 相较416卷本与武英殿本之论赞笔法，清晰可见416卷本的诠释立场偏向东林，而武英殿本则编写自雍正皇帝之朋党论述，因此武英殿本严厉谴责臣僚结党，即如推崇顾宪成等人之品德高尚，但随即指责他们兴起明末党争的源头。再者，康熙、雍正朝编纂之明史稿：416卷本、310卷本、武英殿本，三者有前后承袭之关系，就晚明党争相关人物而言，虽有些许文稿修订，但未产生南辕北辙的两种历史叙事，主要差异是在代表官方话语权之“论赞”部分。此外，《阉党列传》系武英殿本《明史》创新的体例，彰显朝臣与宦官狼狈为奸的种种恶迹，惟其编写主旨仍是谴责朋党误国，而非仅是宦官擅权，藉此附和清朝君主的“朋党观念”。 本文藉由讨论清初“东林论述”背后的写作原委、用意，分析官修《明史》诸稿本与武英殿本之叙事差异、史论改写，梳理官修典籍中的东林形象及其变化。希望透过本文研究，对于清初“东林论述”转折、分歧之变化，整理出一条较清晰的脉络，提供学界继续深入探索此一课题。 参考文献： [1] 赵园指出：“‘明亡追究’构成了遗民史述、史论的另一大主题，也属于遗民治史的基本动力——虽其追原‘祸始’，归结因果，未全出时论（如党争亡国、谈心性亡国等论）之外，未出‘君子—小人’等眼界之外，但其力图由政治运作而非道德立场论明亡，仍越出了士的通常视野。”参见氏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 [2] 何冠彪指出清前期君主积极修史的背后，就是为了争夺历史的解释权。即如康熙皇帝敕谕明史馆官员，每完成两三卷，便须上呈审览，以此监视、掌控修史之内容。雍正皇帝亦规范官修史籍复经由其审定，才是一代信史。乾隆皇帝更刻意操作明清易代之际的正统归属与人物评价，诏修《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钦定国史贰臣传》、《钦定国史逆臣传》诸书，务使南明史符合清高宗的个人史观；陈永明指出夏允彝和黄宗羲笔下的南明史，分别代表明清之际知识阶层两种相互竞争的历史记忆及解读。然而清初汉族精英份子主导的南明史论述，历经康、雍、乾时期官方刻意的操作史论与干涉《明史》编修之下，清政府渐渐主导南明史书写及支配历史解释权。参见何冠彪《清高宗对南明历史地位的处里》，《新史学》7卷1期（1996年），第1-27页；何冠彪《清代前期君主对官私史学的影响》，《汉学研究》，16卷1期（1998），第155-184页；何冠彪《顺治朝〈明史〉编纂考》，《大陆杂志》99卷2期（1999年），第1-22页；何冠彪《清高宗〈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的编纂与重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0本3分（1999年），第671-697页；陈永明《从“为故国存信史”到“为万世植纲常”：清初的南明史书写》，《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48页。 [3] 王泛森曰：“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合、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如果忽略了这些同时竞争的副调、潜流，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主流。……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其中的各个层次、各个脉络，以及主调、副调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便不能好好了解一时期的历史。”参见氏著《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0‒61页。 [4] 夏允彝：《幸存录》卷中《门户大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440册536页。 [5] 黄宗羲云：“夏允彝有《幸存录》，言三案之事，得之山东张延登，是非刺谬，余作《汰存录》以正之。”参见氏著《旧思录》，《黄宗羲全集》，1册373-374页。 [6] 黄宗羲《汰存录》书前《题辞》，《黄宗羲全集》，1册327页。 [7]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75页。 [8] 谢国祯云：“当时著书立说诸君子，莫非身列党籍。其专记门户党祸者，魏党所撰之《三朝要典》、《吾征录》，东林党所撰之《颂天胪笔》、《先拨志始》、《两朝剥复录》等书，各有成见，是非显然，姑无论己。其他记明季史事之书，亦无不各有成见。”参见氏著《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4‑5页。 [9] 陈永明：《从“为故国存信史”到“为万世植纲常”：清初的南明史书写》，《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第109‑118页。 [10] 张岱：《与李砚翁》，《琅嬛文集》卷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5-147页。 [11] 张岱：《石匮书》卷二〇一《儒林列传总论》，《续修四库全书》，320册61页。 [12] 孙奇逢：《理学宗传》卷一二《顾文端》，《续修四库全书》，514册401页。 [13] 《东林列传·自序》，《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1页。 [14] 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7‑107页；王家俭《昆山三徐与清初政治》，《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下册701‑720页；赖惠敏《论乾隆朝初期之满党与汉党》，《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下册723‑743页。 [15] 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77页。 [16] 笔者案：如清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二十七日，清世祖召集大臣，当众指责南方籍汉官陈之遴（1605-1666）有朋党之行。当时清世祖再针对宋、明党争，感慨地说：“朕观宋明亡国，悉由朋党。其时学者以程颐、苏轼为圣贤，程颐、苏轼非党，则蜀、洛之名，何自而生。嗣后各树门户，相倾相轧，宋之亡，实兆于此。学者虽明知之，而不敢置议，可不为大戒欤。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以观，太宽亦不可也。”《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八顺治十三年二月丙子条，《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3册764页。 [17] 何冠彪《清朝官方的“明亡于万历”说》，《国立编译馆馆刊》28卷1期（1999年），第255-272页。 [18]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一四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丁亥条，《清实录》5册187页。 [19]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二《史馆上总裁第六书》，《清代诗文集汇编》，116册277页。 [20] 施闰章：《施愚山先生学余文集》卷二五《修史议》，《清代诗文集汇编》，67册219页。 [21] 毛奇龄曰：“向在史馆，同馆官张烈造《王学质疑》一书，且进三札云：‘孝宗非令主，阳明非道学，东林非君子。’予力为争辨，同馆且有哗者。总裁曰：‘徐徐。当俟至尊论定之。’……时昆山徐司见三札，惊曰：‘史官是非如此颠倒，两衙门当羣起攻之矣！’总裁令屏札并书焚之。”参见氏著《西河合集》卷二《王文成传本‧续补》，《续修四库全书》，551册99-100页。 [22] 黄圣修《一切总归儒林──〈明史·儒林传〉与清初学术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4年，第31页。 [23]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条，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年影印故宫博物院藏本，3册T01227-T01228页。 [24] 熊赐履：《澡修堂集》卷二《奏札·进呈明史札》，《清人诗文集汇编》，139册310页。 [2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一二康熙四十二年四月戊戌条，《清实录》，6册149页。 [26] 关于416卷传本《明史》之来源，旧说为“万斯同稿本”，近时又有“熊赐履进呈本”之论点。参见衣若兰《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列女传〉研析》》，《汉学研究》28卷1期（2010年），第263‑293页。 [27] 魏源：《古微堂集》卷三《书明史稿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5页。 [28]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四四《王之寀列传》，第6348页；万斯同：《明史》（416卷本）卷三四九《王之寀列传》，《续修四库全书》，330册218页。 [29] 王鸿绪：《明史稿》列传一二六《王之寀列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5册225页。 [30] 王鸿绪：《明史稿》列传一二六《王之寀列传》，5册225页。 [31] 王鸿绪撰、刘承幹编：《明史例案》卷二《王横云史例议上》，《中国史学丛书》第四集，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版，第570页。 [32] 张廷玉曰：“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抵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参见张廷玉等《明史·上明史表》，28册8630页。 [33] 雍正元年，《明史》监修隆科多领衔上奏：“又查原任大学士熊赐履所纂《明史》参拾肆套，曾经进呈于康熙伍拾肆年拾月贰拾柒日，取进内府，伏乞发出，以便同原任尚书王鸿绪现进《明史》，同加考定成书。”然而，雍正皇帝不同意隆科多等人所请，未将熊赐履所进呈的史稿发回史馆。他认为：“熊赐履所纂如可用，圣祖早发出矣”，不准所奏。参见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59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1册813‑814页。 [34] 万斯同：《明史》（416卷本）卷三四四《顾宪成列传》，《续修四库全书》，330册160页。 [35]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列传》，第6053页。 [36] 万斯同：《明史》（416卷本）卷三三五《李三才列传》，《续修四库全书》，330册62页。 [37]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列传》，第6067页。 [38]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丁卯条，《清实录》，7册133‑134页。 [39] 爱新觉罗·胤禛：《世宗皇帝御制文集》卷五《朋党论》，《清代诗文集汇编》，240册220‑224页。 [40] 汪由敦云：“开局之日，总裁先生首以先定凡例，为言诚得修史要领。且命各拟《凡例》，呈览示，欲博采众长，务求尽善。”参见氏著《松泉文集》卷二二《史裁蠡说》，《清代诗文集汇编》，272册424页。 [41] 汪由敦：《松泉文集》卷二二《史裁蠡说》，《清代诗文集汇编》，272册426页。 [42]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〇六《阉党列传》，第78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