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史通》研究之作读後联想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5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王曾瑜 参加讨论
中国古文明素以史学发达著称，谈到名家，一般就说是两司马和一班。依我个人的偏见，应当说是两司马、一班和一刘，刘就是刘知幾。记得还在大学时代，老师辈提及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作家，一般就说有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依我个人的偏见，只怕郑樵和章学诚还不足以与刘知幾相提并论。 郑樵的《通志》可取者只是二十略中的一部份，又如他主张“会通之旨”（《通志·总序》），已如史家们所论述，不能说他对史学没有贡献，但贡献也确实不算大。仅就“会通”而言，其实还不如司马迁早已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更为深刻，更有哲理。使我特别反感者，是郑樵的人品。他主要生活在南宋初，在政治上投靠秦桧父子，其文集《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即上宋高宗书，卷三《上宰相书》，即上秦桧书，将荒淫无道的皇帝赞为亘古未有的圣君，把人莫予毒的权相尊为继周孔之业的真儒，确是达到了极其肉麻的程度，哪怕稍有一点自尊心，是难以落笔的。郑樵的史学理论和成就，显然无法与刘知幾相提并论。 章学诚与刘知幾生活在两个差别颇大的时代。刘知幾生活在盛唐，当华夏文明如日中天之际，而独领史学理论之风骚，为当时世界上之文化巨人而无疑。章学诚却处于西欧文明超越和压倒华夏文明之时，虽在史学理论有所建树，却只怕是当时世界上之文化矮子了，至少也无法进入当时世界上文化巨人之列。 记得个人大学刚毕业，就买了部《史通通释》，一气读完，也非常喜欢其对仗工整，精巧而流丽的骈文，感觉到一种文字美的享受。自己想接着通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只觉文字无味，难以卒读。两次试图通读，都告中辍。这次又重新检来了叶瑛先生的《文史通义校注》，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改变原先的印象和感受。《文史通义》当然并非单纯是谈史学理论的专著。人们提出章学诚诸如“六经皆史”（《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等贡献，正如人们早已指出，明代王守仁即有“五经亦史”之说（《王文成全书》卷一《传习录》）；更早的，如刘知幾也将《尚书》和《春秋》作为史学的两家。但总的看来，此书虽然针砭性颇强，却还是在流传二千馀年的儒经圈内考虑问题，陈词旧调颇多。《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在不同时间所写，原来就没有著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最终将此类札记式文字编辑成书，类似目前的论文集。相比之下，《史通》一书却有其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史学批评的深刻性，并且明显地表现了思想解放的锋芒。 近代以降，在古史辨思潮和考古学发展的推动下，确认了夏商周三代是古华夏族发展水平较低的时代，已成史界的普通常识，这是进化的史观。然而直到晚清，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在儒家释经的影响下，普遍礼赞尧舜，膜拜三代，认为今不如古，是退化的史观。尽管有时代史料的限制，刘知幾却能在根本上否认尧舜和三代是圣明的黄金时代，表现了他十分超前的卓识，极为不易。 王嘉川先生著《清前〈史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不仅对自清代之前所有对《史通》一书的研究和议论，下了极大的功力，网罗俱尽，也必然联系和援引清人和近代的许多解读和研究，一并论述。此书无疑是下了前人或他人未下的细密功夫，也并不是简单地介绍清代以前对《史通》的研究和评论，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的体会和史观。拜读之後，总的感觉是四个字——别开生面。在此之前，根本未曾设想应有人写此书；拜读之後，则又觉得此书不能不写，也写得扎实而成功。此书内容丰富而充实，可以研讨的论题和联想不少，在此只谈三点读後的联想。 一、古人将“道德文章”连结而并提，甚至提出“必先道德而後文学”（《全唐文》卷五一八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後序》），或是“先道德而後文艺”（宋濂《文宪集》卷二五《凝熙先生闻人公行状》，王禕《王忠文集》卷二四《凝熙先生闻人公墓表》）。此处的“文学”或“文艺”的词义与今不同，在此不必作什么解释。近年来的治史实践，使我逐渐体会到两者决非无关，人品必定影响学问。其实，这方面的问题决不是时移世易，古今有异，而只能是古今一揆者。大凡治学，包括治史，无非是为探究事物的真理或真谛，不能蔽于势与利。如果有趋炎附势之心，长着一双势利眼，就必定会影响学问。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归去来辞》（《陶渊明集》卷五）中，终于大彻大悟：“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然而世上学人熙来攘往，又有多少人得此觉悟呢？又有多少人“以心为形役”，而甘之如饴呢？ 其他不论，就以古代两部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和《史通》而言，所以取得公认的成就，被视为中华古史学不朽的经典，都是与两位作者的人品有直接关连。王春瑜先生一次电话中说，史学家没有点正义感，是搞不好历史的。大凡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後，社会不可能没有黑暗、罪恶之类，而按照事物发展的辨证规律，也不可能没有良知、正义之类。两位中国古代史家，并无随波逐流之心，更无吮痈舐痔之志，而对恶浊的阶级社会现实愤世嫉俗，这也许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 司马迁承受惨痛的宫刑後，方才看透了世道和人生，醒悟到自己的身份原来只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他的《太史公书》与其说是呕心沥血之作，更不如说是血泪之作。没有惨痛的宫刑，又何以成就《史记》之伟大？ 按刘知幾自述，“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自己“少小从仕，早蹑通班”，“守兹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弃同刍狗”（《史通通释》卷二○《暗惑》）。他直面唐高宗和武则天以来残酷的统治阶级政争，对此显然十分厌恶和鄙视。推而广之，就宁愿相信《竹书纪年》等记载，将尧、舜、禹、汤、文、武等儒家称颂的圣人，都视为争权夺利之小人。此说引起历代儒学卫道士们的憎恶和批判，如清人浦起龙所评论：“显斥古圣，罪无辞矣。”（《史通通释》卷一三《疑古》）其实正是从反面证明了刘知幾的思想解放，具有卓识。从最近山西陶寺城址和陕西石峁城址考古发现看，不仅是夏商周三代，过去认为纯属传说的尧舜时代，可能也已进入阶级社会，而《竹书纪年》“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见《史通通释》卷一三《疑古》所引）等记载，似非空穴来风，可能比儒家的传言近于史实。刘知幾对《史通》能否传之後世，悲愤和感恸之情，溢于言表：“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後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史通通释》卷一○《自叙》）《史通》同样是呕心沥血之作，血泪之作。毫无疑问，“守兹介直，不附奸回”，愤世嫉俗，成就了《史通》的伟大。 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亦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至少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欲实践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就必需有史家的良知和正义感，这是治史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前提。一千三百年前，刘知幾提出并规范了“直书”和“曲笔”，“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史通通释》卷七《直书》，《曲笔》），此为刘知幾在一千三百年前掷地铿锵的心声，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烛照着中华史学发展的正道。当然，随波逐流之辈，吮痈舐痔之徒，势与利迷了心窍，而自以为得计者，自不足以语此。但媚骨必然扼制史才，最明显的实例，就是前辈大才子郭沫若先生，我真为他惋惜和痛心。 人生道路，自然各行其是，不必相强。但是，一千三百年前的刘知幾，也确是为今日的中华史家树立一个有正义感，不受势与利所诱所胁的榜样。再说一点联系现实的题内话，就个人的接触，如张政烺师那样的纯学者，其学问之广博，固然非我们这些後辈所能望其项背。张先生当然也有他合理的私利，但只要谈及学问，就从来只知道按学问的需求说与做，至于势与利的考量，则从未牵连和搀杂到他的学术思考之中，这成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习惯，而不知有它。近代公认的大学问家陈垣先生提出“学术为公器”的理念（参张檿弓先生《“学术为公器”理念与“学术报国”之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张政烺先生从不对学生辈有何说教，至少不曾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但他的一生确是老老实实履践此种理念。故在我的脑海里就有了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榜样，使自己惕然。人们可以各行其是，但榜样还是有客观需要的，有了规矩，才能成方圆。 二、人类史上出过多少高明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等，但却不可能出现哪怕是一个完美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等。其故非它，任何一个高明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等，总是受自己的时代，甚至个人思路等局限，在取得公认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总会有其缺陷和局限。除了少量精美绝伦的短诗外，任何长篇巨制的文字决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後人可能对其缺陷和局限看得越发清楚。任何好的、高明的学者、学说和论著，若一旦被偶像化和宗教化，只能是其悲剧。就中国古典史学而论，堪称史家绝笔的《史记》、《史通》、《通鉴》等都是如此，史界已有不少论著，指摘它们的缺陷和局限。 《清前〈史通〉学研究》的一大优长，就是既赞颂《史通》，却又不将《史通》作为批评不得的偶像。正如此书说：“《史通》的观点，无论是宏观之论，还是对古来史书的具体评判，也并非完全是正确之论，因而後世学者们也不断对其观点进行辩难纠谬、订讹规过的工作。” （第129页）以下只说个人较有体会的三点。 （一）刘知幾论治史有才、学、识三长，已为治中国史者所熟知。此书说，明朝的“詹景凤则言简意赅地指出：‘该核在学，删取在识，宣叙在才。’对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表现给予了明确定位。在他看来，‘才’主要是侧重史家的文笔表达能力，史家有‘才’，则其书在表述方面就会流畅通达而无滞碍；‘学’主要是侧重史书的内容方面，史家有‘学’，则其书内容赅博、翔实而又准确；‘识’主要是侧重史家的历史见识方面，史家有‘识’，则其书就会取舍得当、主次分明、轻重得体、褒贬适当。我们不能不说，詹景凤对‘史才三长’的阐释，是比较准确精到的。” （第425页）应当承认，詹景凤对刘知幾之说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明和提高。 但古人的阐释并非到此为止，此书又介绍了明朝胡应麟的说法，“在他看来，只有‘三长’而无此‘二善’并不足以称其为史家”，“二善”是指“公心”和“直笔”。“胡应麟或许是误解了刘知幾的‘史识’论。不过，胡应麟的创获，并不在于提出了公心、直笔这两个范畴，而是在于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史家心术（即公心与否）与直笔的关系”。“胡应麟以公心和直笔互为补充，互相发明，从两个方面共同制约和规范着史家的品德与撰著态度，这就比刘知幾单纯讨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及直书与曲笔更为丰富和深入，进一步拓展了讨论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二善’论的加入，无疑是对刘知幾‘史家三长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第431—435页）。依我个人的体会，胡应麟的“公心”说，与前引近代陈垣先生提出“学术为公器”的理念，至少是相通和相近的。 总结以上刘知幾“直书”和胡应麟的“二善”，用现代语说，治史须做到客观而公正，公正当然是史家主观方面的。 （二）关于历史记录繁简的讨论。此书详细论述“胡应麟对刘知幾史书繁简论的发挥”。说“刘知幾力主史书‘文尚简要，语恶烦芜’”（《史通通释》卷三《表历》），而“以‘妄载’和‘缺书’与否，作为考察史书记事繁简的两个基本原则”。胡应麟则强调“繁简‘各有攸当’，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第435—438页）。 依现代史学的发展看来，除了客观和公正之外，详赡似可说是历史记录和研究的第三要旨。史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但通过人的大脑和手，予以记录和研究，就必须经由记录和研究者思维的过滤。除去有意掩盖真相，故作曲笔外，记录和研究者的视界和思维可能会存在局限和缺陷，他们可能看到历史变迁的某些问题和方面，又忽略了某些问题和方面。经常存在此类情况，当代人认为不重要，而不予记录；而後世人觉得重要，却又在史料中找不到前人的相关记录。故力求详赡而不简略，就是十分必要的。例如相传是孔子编写的《春秋》，古来固然视为神圣的儒家经典，王安石却敢说是“断烂朝报”（王安石“断烂朝报”一语，最早见《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行狀》，应当承认，胡安国是宋时一个大儒，不至于无中生有，给王安石造谣）。今人看来，此说甚当，有史料价值的当然还是《左传》，其好处正在于记述远比《春秋》详细。当然，中国古人从来讲究惜墨如金，“文尚简要，语恶烦芜”是正确的，避免短话长说，也十分重要。但总的说来，还是可依司马光提出的“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的原则。 （三）通史和断代史、国别史：关于《史记》和《汉书》之优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知幾在《史通》卷一《六家》中将儒家经典《尚书》和《春秋》也作为史学的两家，另外四家则是《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他的结论是“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人们认为他褒《汉书》而抑《史记》，倒不一定。由于史料一般五、六十年後，不可能再生，故自《史记》以後，就不可能再有好的，超越断代记述的通史。唯一成功者，也只有刘知幾之後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而已。故刘知幾认为，人们能够“祖述者”就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都是断代史。 显然，刘知幾对司马迁一句重要的话，即前引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当然是其视界的不足。司马迁是站在当时汉代人的知识水平上说此。如果站在今天人类的知识水平上重新解读，就是要了解人类与自然、宇宙的关系，通晓上百万年人类史，特别是六千年文明史的演变，将来甚至会扩展为进一步了解外太空类地行星的智慧生物史，这是何等宏大的治史气魄! 中华古史太长，史料太丰富，现代人治中国史不能不分断代，但治断代史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客观存在。目前发明的中国古籍电脑软件，大大有助于人们作贯通中华史的研究。然而按司马迁提出的治史标准，即使是贯通中国史，当然还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要实践司马迁倡议的治史总体格局，其难度就不必说了。光是人类文明史上自古巴比伦文、古埃及文以下的数十种重要的文字，当代的任何个人就无力全部通晓。前人不敢想像，而已成现实的有中国古籍电脑软件，目前还处于初级水平，很不完善。未来科学的发展，也可能会发明快速掌握任何种类语言的科学手段，如同在电脑中复制文件那样，将任何种类的语言直接输入人的大脑，这也许可以解决这个令现代史家苦恼的问题。 尽管如此，人们治史仍应胸怀司马迁倡议的治史总体格局，尽管做不到，也须有此眼界，往这个方向努力。 三、由古及今，研究和论述《史通》，当然是为了寻求当代中国史学的进步。决不能说今人事事处处都强于古人，但今天的史家毕竟是站在现代人类知识的水平上，其总体学识自应远胜于司马迁和班固，刘知幾和司马光。单纯地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史学经典，从中吸取营养，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今日中国史学发展所面临的远为复杂的问题。 看过一篇文章，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勃兴，非常得益于科学共同体的创建和发展，深受启发。今日史学的发展毕竟远离了司马迁和班固，刘知幾和司马光的时代，与他们不同者，是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人数愈来愈多的史学共同体。史学的发展其实已不是封闭式、个体式的，而是开放式、集团式的。任何人只要参加史学研究，就意味着他已加入了史学共同体。学问的传承决不是独门绝技、单线延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手工艺，也不是朱熹所拟定，而又与事实有所不合的宋代理学道统。任何个人的学问，当然应有自己的独创，却又离不开前辈老师、同辈和後辈的学问的教益和滋养。史学的进步，愈来愈趋向于共同体的整体性进步，後退亦复如此。史学共同体与史家个人之间，自然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有一定名声的学者，不论从好的或坏的方面，肯定会对史学共同体的进步与後退产生较大的影响。 按照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先从我们这代人说起。从1949年到1966年的中国大陆大学生，一般称为五、六十年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粗略估算其总人数，肯定还不足如今每年招收大学生之半。个人当然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群体的特点，是经历了不应有的磨难，其专业学习又经历了不应有的严重冲击。其中也出现了如林昭、张春元等，他们无疑是必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悲壮的启蒙者。待到文革结束，百废待举，这个专业知识缺失太多的群体，又勉为其难地支撑着中华民族发展教科文等重任。但是，这个群体所特有的痛苦、辛酸和奋斗，现在大致成了过去式，“访旧半为鬼”，很多活着的人也已离开工作或丧失工作能力。个人尚可维持工作，算是十分幸运的。 就缩小到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治史者而言，个人一直是承认我们这代人“先天不足，後天失调”的事实。并且多次强调，热切期望史界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应到我们这一代终结，往後应是一代胜于一代。近年来，个人也多次说，与张政烺师相比，说自己是四分之一瓶醋，肯定还是过高抬举了自己的学问。不能说自己尚未入门，也正因为入了门，便知天高地厚了。 然而我们一代人也有其优势，这就是比较能熟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治史。依个人体会，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及由此派生之国家与法的理论，依矛盾统一律的辩证思维，思考问题，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考虑万事万物的一极，就须考虑与之对应或对立的另一极，区分表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个性与共性等，对研究历史尤其有用。当然不须将马克思主义偶像化或宗教化，但依个人的治史实践，马克思主义自有当前其他学说无可取代的优长。 但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一些自称为是信仰唯物史观的史家，其实却是脱离了“学术为公器”的正轨，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段，对待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真理和真谛。他们尽管也堪称熟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然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恰好成了其曲学阿世的工具。此种情况自另当别论。 以下不得不对当前中国大陆史学共同体和史学发展的某些负面情况，谈点也许是错误或偏颇的看法。就客观环境而论，工作条件确是比1949年前已经成名成家的前辈史家，比我们这一代强多了，其中包括图书条件，中国古籍电脑软件，没有可怖的战祸，没有“白专”的政治帽子、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对业务钻研的严重摧残，等等。然而从负面看，诸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风等之炽盛，又蛊惑人心，严重冲击着史学的正常发展。有的伪科学甚嚣尘上，如为了势与利之需求，不惜炮制诸如盛世修史之类伪科学，骗取成亿的人民血汗钱。 史学基本训练差，成了一个必须严重关注的问题。我看了不少博士论文、博士後报告及新出的专著。最感头疼的有三条。一是标点符号不准确，逗号和顿号不易区分，引徵史料的引号与句号、逗号搭配乱了套。曾与张泽咸先生谈及此事，他感觉奇怪，说这应是上大学时就解决了的。二是当年在长官意志下错误的文字改革造成的对汉文化的破坏，在电脑中繁、简体字一转换，错别字一大堆，这是将原来繁体字胡乱归併的必然恶果。有位先生感叹说，凡六十岁以下，繁、简体转换造成的错别字就难于识别。这成了当前必须认真解决的史学基本功。三是凡难读的古文，标点往往出错，原因在于读不懂。但另一方面，却有若干治史者不知天高地厚，自视甚高。其实，如果不懂得明清之前不能称太监，只能称宦官，而如宋时太监即大监，是另一种官称；清之前不能称奏摺，只能称奏议等；清人为孔子避名讳，创“邱”字，故在清之前的古籍中见到“邱”字，必须改正为“丘”。诸如此类，表明因基本训练差，其才学尚在史学殿堂外徘徊，又如何能登堂入室，更遑论当什么名家、大家之类。 现代的高级产品，如飞机、火箭等，要求每个部件绝对精密，只要有一个小螺钉不合格，或组装不合规范，就会招致上天失败和灾难。在社会和人文诸学科中，自然以史学的基本训练要求最高和最难。组成历史作品的每条史料当然不能随便拿来就用，须经过史家头脑的校勘、考证等过滤，甚至须精细到一个字和一个标点。如“宣和间，西、南用兵”，“西”与“南”之间不加顿号，就错。最近有幸参加修订《辽史》标点本的部份审读。前辈陈述先生对《辽史》整理所下的深功夫，自不待论，刘浦江先生又对此书进一步下了水滴石穿式的功夫，使校点水平上了一层楼，极为不易，个人从中也得到一些教益。辽朝有个乙室己部族。在古文中，“己”、“已”和“巳”不分，而今人则须分辨。原标点本作“乙室巳”，我注意到刘浦江先生改为“乙室己”，就打电话向契丹文专家刘凤翥同学请教。他说，按近年契丹文的解读，读音应以“己”为准。挂完电话，我当即打开电脑和《辽朝军制稿》、《点滴编》的书本，将自己相关的作品中的原“乙室巳”，一律更正为“乙室己”。治史除了宏观方面的史识外，必须有微观方面一个字和一个标点的认真，力求引证的每条史料都经得住推敲，而决不允许马虎和随便。 中国古籍电脑软件的出现和发展，自然是史学研究手段的一次革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功，就是文学典故。我敬服邓广铭师，他著《稼轩词编年笺注》，表明他既具备史学功力，也具备文学典故的功力，这固然也可借助于《佩文韵府》等工具书，而後一种功力是我个人基本上不具备者。但中国古籍电脑软件的出现，就使文学典故至少变得容易，并不一定需要有天长日久的学问积蓄。已故的漆侠大学长，他有学力可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宋学，这在于他对先秦典籍至少决不生疏。相比之下，我确实没有胆气研究什么思想史，因为自己对先秦典籍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我过去只写了一篇谈宋朝尊孟的敲边鼓文章。但自己也不甘心，近年来，勉为其难地写了两篇谈宇宙，说阴阳的文字，篇幅不长，而费力极大，又全仗中国古籍电脑软件的帮助。写完之後，自己深深地感叹，依个人这点相当单薄的学力，尚可为此；那些拥有深厚功力的前辈，真有他们梦想不到的古籍电脑软件之助，则肯定是中华古史研究的任何选题也难不倒，纵横驰骋，无不如意了。 但中国古籍电脑软件的负面效应，则又使不少人懒于通读若干必读史籍。如有志于当中国史学大家、大师者，唯有通读前四史和《通鉴》，通晓先秦典籍，才算是过了两道入门的关卡。不能遍读辽、宋、金三史，《宋会要》、《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八部书（《宋史·天文志》等除外），肯定当不成宋史大家。不能通读《明实录》，肯定当不成明史大家。不能下此苦功，企图走捷径，而又欲以名家自许，无非是自欺欺人。 与1966年前的史界相比，另有两件相当显著的现象，一是官迷，二是学术活动家，这当然与前述各种歪风相关。关于官迷问题，个人已写过一点，不再重复。文革刚结束，就发现我身边有位很有才华的学长，他追求的是满天飞，再也静不下心来做学问。成果寥寥，恰与文革後期数年的成果形成对照。孱弱的身体又经不住折腾，不幸早逝。又偶而遇着一位先生，颇有名气。随便交谈，方知他连清人《四库全书》篡改古书的常识，竟是前所未闻。当然，公开的报道，说他“在国学方面造诣颇深”。一位编辑偶然对我说，欲为其父编全集，我说：“他是个活动家，不是学问家，不能指望他坐下来，静心整理父亲的遗著。你如果真要编，就只能靠自己出力。”事後，那位编辑对我说：“所料一点不差。” 学术活动家的特点，无非是热衷于在各种场合中显示身份，风光体面，如此等等，事实上并不渴求在学识上不断长进。个人已年过七五，目前仍然一般每天工作四至六小时，并无星期六、日休息的规矩。一些年富力强的活动家，只怕就难以长期忍受此种单调、枯燥而寂寞的生涯。但并非所有的拥有相当学术身份的人都是如此。有的学者年富力强，完全可以当学术活动家，但他们十分珍惜工作时间，对于各种活动，能减则减，能砍则砍。作为史学共同体的一员，适量的学术活动是必须的，当然不宜过多过滥。按个人的治史经验，任何历史人物必须经得起反面揭发。现代记载发达，不实事求是的褒扬和吹嘘，不可能持久。不管有的人被吹成如何圣文神武，却不堪一揭，到头来还不是镜花水月，竹篮提水？按“学术为公器”的理念，对任何学者揭短，是好事，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这是普通常识。然而学术活动家们往往虚名之下，其实难副，自然不能承受。 人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寓言。如若将治史比喻为人生长跑的话，龟兔赛跑是完全不恰当的，参赛者都是快足健兔。按正常的生理规律，理应是由学步到慢行，再逐步进入快跑的佳境，然後是年老力衰，速度不断减慢，最终则是丧失体能而退场。最近，个人常感叹《诗经·大雅·荡之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能够以最大的努力和毅力，坚持以尽可能的高速度跑到人生终点，看来比率不大。有的一度领先的快足健兔，中途退场或休憩，如此之类，而事实上成为学术竞争的落伍者。 个人曾提出了学术大师的标准是否可以有两条：第一，其学问确实在同时的众人之上，而为众所公认；第二，他能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例如中国近六、七十年间，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大师；但在贫弱的近代中国，却反而出现了无可争辩的、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大师。如何对待这些大师，如今出现了一种偶像化，甚至宗教化的倾向，这其实并不有利于史学的进展。个人一直真诚地祝愿在本世纪，中国史学和宋史界能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出现名符其实的史学大师。但单纯的祝愿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需要的是对未能出现史学大师的情况，有深入思考和反省，如何衡量前辈大师们的优长和不足，又如何看待当代史界的各种问题和教训，长处和短处，择善而从，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择善而从，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其实也并不容易做到。依个人之偏见，如以士大夫群体精英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目前已风靡到史界以外，这算不算是择善而从，正确方向呢？又如有人引进了时髦的顶层设计，分权制衡之类，说是古代皇帝的权力也受限制，是创新的真知灼见呢？还是根本上没有看透专制政治的本质呢？ 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文明，确是走在复兴路上，其中当然也包括史学的复兴。重寻子长史笔旧，尽摭知幾箴言新，对复兴伟大的中华史学，当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热切地盼望华夏大地出现名符其实的史学大师，引领伟大的、悠久的中华史学，走向复兴和新的繁荣。 追记：此文刚大致完工，就传来刘浦江先生的噩耗。万万想不到，目前尚在阅读的修订《辽史》标点本稿，竟成遗著！个人近年对此类消息，感情已相当麻木，反正他人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然而这个消息却使我倍感哀痛，这不仅是白髪人送黑髪人，更痛心于少了一位正当年富力强，本可大有作为，而又孜孜于学问的同行。依我粗浅的观察，目前像刘浦江先生那样，不惮烦劳，真能最大限度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学问者，只怕比率不高，真是难能可贵。哀哉！痛哉！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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