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4:11:5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陈烨轩 参加讨论
在唐代政治史的研究中，藩镇问题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从陈寅恪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著述，可谓层出不穷。但一个经过多次诠释的现象，由于研究理念和手段的转变，往往可以产生新的解释。藩镇问题也是一样的。因为唐代中叶之后的藩镇问题，其实是唐代政治和社会变迁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因之学者往往能够结合自己的所学，提出独到的见解。就近期而言，陈志坚的《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夏炎的《唐代州级官府与地方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张达志的《唐代后期的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都是相关研究的力作。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期年，得益于近年出现的新媒体，我们能够从多种途径了解作者对该书的自我介绍，也可以更直观地知道作者写这样一本书的心路历程（比如可以参见澎湃网站“私家历史”栏目《对谈|仇鹿鸣、李碧妍：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7122，2015年11月21日10:40）。 这本书是根据作者2011年提交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的。但我们绝对不能仅仅将该书视为作者短短三年博士生涯的结晶。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诠释，可以追溯到她的本科生时代。这样的思考体现在本书的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之中。作者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一直对韩滉和他的镇海军时代有持续的研究和思考。一个研究者如果能够连续十年追踪一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的成果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作者没有让我们失望，她向我们奉献了这本厚达561页的巨作。而就思想性而言，这本书也足以堪称新近研究中的力作。作者博士阶段师从周振鹤先生。就其求学经历而言，有一个从历史学向历史地理学转化的过程。这使得作者能够更敏感地领会到空间和时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现代史学引入中国以来，已届百年。这其间，发生过“范式”的转移。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对以往的学科分类体系、研究理念和方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应对这样的冲击，历史学者也比以往更加注重引进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为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命题。其实，仅就本书的书名“危机与重构”来看，作者显然受到了来自社会科学的影响。而作者在本书中，也尝试使用来自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即所谓“心态史”的理念与方法。这些都可以说明，作者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博采众家之长，也就是“跨学科研究”。事实上，在问题导向之下，一切研究都可能变成“跨学科”，这是当今学术研究的趋势。当然，关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利弊问题，仍是值得我们思考。 作者在“绪论”部分，提出了本书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希望通过对唐代后半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政治实体（笔者案：藩镇势力）的实证性考察，来对唐帝国得以成功渡过安史之乱这一波危机，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藩镇体制下，成功建立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予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第2页）。 处于这样的目的，作者希望能够具体论述四个方面，第一是“对安史之乱这场改变帝国政治走势的重大事件进行一次较为细致的梳理”（第2页）；第二是“对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与帝国的新政治对抗，以及帝国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成功的政治努力进行一番探讨”（3页）；第三是“对帝国成功化解了朝藩矛盾后的控制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第3页）；最后是“借助对过去一百年来藩镇研究成果的整理”，“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其思路进行一些总结与反省”（第3页）。 为了具体讨论这四个方面，作者将本书分为四章，即“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对于这样的篇章设计，有些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既然本书是想要论述唐帝国与藩镇关系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不采取问题导向的篇章划分，以年代为顺序，进行分期叙述？按照自然地理的划分方式进行叙述的话，会不会使得该书的行文思路显得过于分散，使读者不能把握住中心论点，而作者也不能不重复一些相同的论述？ 其实笔者在初读本书时，也有这样的担心。不过现在看来，这样的担心应该是多余的。而且，这样的篇章设计，恰好体现出了作者本身的学科特点。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唐代藩镇问题的复杂性。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增订版）曾经将唐后期的藩镇分为四种类型（第42-59页）。多类型藩镇的形成，固然更多地要考虑到政治与社会因素。但不可否认，地理的因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地理对于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毋庸多言的。但地理如何影响历史？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可能是最有体会的。我们今天有一套非常重要的理论，即所谓“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事实上，唐代的藩镇问题，是带有相当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的。我们今天的学科划分恰好形成了“术业有分工”的结果。一名优秀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由于受到历史学和地理学双重的学科训练，往往更加能够体会到由于地域差异所带来的政治难题的不同，以及帝国的当局是如何根据各个地理区域的差异性，对症下药。应该讲，本书的作者正带有这样的敏感性。 尽管本书是按照地理的差异，分而论之的。但在具体的分述过程中，作者还是很好地兼顾到空间、时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有一系列相关问题，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正体现了本书的书名，“危机与重构”。作者认为，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帝国存在三波危机，第一波是“玄宗与肃宗间的中枢矛盾 ”（第533页），“第二波危机来源于新兴的地方军将”（第533页），“第三波危机来源于西部的异族”（第533页）。三波危机其实就是三组矛盾，而所谓“重构”，其实就是解决这三组矛盾的过程。 那作者是如何将这些问题嵌入到具体的时空里面的呢？在第一章“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中，作者主要叙述了第二波危机，即因安史之乱带来的朝廷和新兴地方军将的矛盾。而在第二波矛盾的背后，还夹杂着玄宗和肃宗之间的矛盾，这体现在河南节度使的任命上。在安史之乱中，地方军将拥兵自重，导致张巡等人不得不独守孤城，以至杀身成仁。肃宗时期，“安史之乱中新兴的地方军将集团逐渐退出河南 ”，“平卢系军阀为主体的河朔军人集团 ”(第112页)逐渐主导了河南的大局。到了代宗时期，淄青、汴宋、淮西三个平卢系藩镇坐大，并带有自立化的倾向。德宗锐意革新，和平卢系藩镇进行了最后的摊牌，却换来了“四镇之乱”，最后仓皇移驾。直到宪宗元和时代，唐帝国才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胜利，等来了河南的“顺地化”（第113页）。这就是河南“危机与重构”的过程。 在第二章“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中，作者重点论述了唐帝国和西北异族势力的矛盾。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势力退出西域，吐蕃乘机崛起，吞并了唐帝国的河西和陇右。这使得帝国的核心地带——关中面临着来自吐蕃、回纥等异族的巨大压力。为了化解这种压力，德宗构建了一个以京西北八镇为基础、旨在防御异族入侵的空间防御体系。京西北八镇的势力最初有三个来源，一是朔方军，二是四镇北庭军，三是幽州军。但德宗其实没有能够妥当地处理与京西北八镇之间的矛盾，矛盾最后以“奉天之难”的方式彻底爆发出来。由于认识到拥有自己军队的重要性，唐帝国开始着力栽培自己的嫡系军队——神策军，这自然带来了另一个大问题，即宦官专权。与此同时，神策军与京东藩镇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被学界低估的问题。不过，随着边防压力的逐渐减轻，唐帝国的关中政策趋于保守。神策军最终在黄巢军队的冲击下溃不成军，这使得唐帝国丧失了自己拥有的最后一支军队，而关中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在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 ”中，作者同样论述了唐帝国与地方藩镇之间的矛盾。但与第一章不同的是，作者在该章，更重点地分析了河朔三镇内部的区别。作者认为，成德、魏博、幽州，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藩镇。成德是继承安史叛军因子最多的藩镇，这“奠定了将领层为其权力中枢的性格”（第378页），这就是所谓“安史旧部型藩镇”（第331页），同样的藩镇还有淄青与淮西。魏博是所谓“新兴的地域型藩镇”，“由于兵士由节帅征募、直接对节帅负责，所以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就成了这些藩镇的权力中坚”（第333页）。幽州可以说是真正的“化外之地”，作者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土著边豪集团，具有强烈的兵农合一色彩。性格决定命运，三个藩镇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成德一开始家大业大，也经历了大起大落，但其命运“保障了成德此后帅位继承与当镇局势的长期稳定”（第379页）。魏博一开始根基薄弱，因而采取了发展牙军的策略，这固然促成了魏博势力的崛起，但也带来了“骄兵”问题，这导致了魏博的跋扈与动乱。幽州则存在着“将领集团逐渐从会府的牙将转变成属州或外镇的军将，并到中晚期形成山后宿将势力最强的局面”（第379页）。唐帝国对河北的策略，形成了所谓的“以承认河朔三镇帅位私相授受为核心的河朔旧事”（第379页），这是唐帝国无力经营河朔的体现和象征。同时在彼此的身份认同上，士大夫群体之间也出现了转变。 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可能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作者在本章运用了新出的墓志资料，结合传统史料，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见解。作者在本章主要论述了玄肃矛盾、帝国与新兴军镇的矛盾。玄肃矛盾集中体现在“永王李璘之乱”上。玄宗幸蜀的过程中，肃宗李亨分道灵武，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并在短短几个月后，改元称帝。但这一消息在向蜀地正式传达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使得玄宗得以利用这一短暂的时间，为挽回自己的权力做最后的一搏。玄宗于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五日颁布了《命三王制》，要求太子李亨收复长安、洛阳，同时也在实质上将他的势力范围限制在关中、河南一带，并以诸王分压李亨的势力。其后，玄肃父子的争斗，以永王的东巡展开的。当然，这场争斗最后以永王被定为乱臣贼子、并身首异处而告终。玄宗也彻底失势。在这场争斗中，李白、皇甫侁等文人的选择，凸显了自身的无奈。永王之乱平定后，江淮地区的矛盾从中枢内部转到中枢与地方军镇之间，“刘展之乱”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而韩滉与镇海军的坐大则是这一矛盾最集中的体现。由于江淮是帝国的财源，所以德宗对韩滉采取了妥协的策略。韩滉身后，德宗随即削弱了江淮的藩镇势力。宪宗对“李琦之乱”的平定，则宣告了朝廷对该地区无可争议的权威。 作者通过这四章的叙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帝国所遭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至于‘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了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第536页）。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唐宪宗真的解决了藩镇危机。事实上，与其说“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 ”，不如说是唐帝国凭借其一系列军事胜利，和强藩达成了暂时性的妥协。但帝国与强藩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了唐朝的灭亡。不过，“元和中兴”确实稳定了帝国内部的局势，使大唐的权威，暂时震慑住了原本桀骜不驯的强藩。从代宗到德宗，朝廷对地方新兴军镇，一直在摸索一套应对的策略。德宗初期没有正确认清时势，酿成了“四镇之乱”和“奉天之难”这两场严重的叛乱。其后德宗对强藩采取守势，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军队，整顿财政，为日后的“元和中兴”奠定基础。应该说，唐帝国在黄巢军队攻入长安之后，才真正进入了苟延残喘的时期。因为在此之后，帝国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军队和财政收入，一个真正的乱世从此到来。这提示我们，对于唐代后半期的政治史，需要分成五个阶段进行讨论，第一个阶段就是安史之乱期间，也就是玄宗天宝十四载到肃宗时期，这是唐帝国危机爆发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代宗到宪宗时期，这是唐帝国摸索并暂时解决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危机的时期，也就是帝国重构的阶段；第三阶段是穆宗到懿宗的时期，这是“元和中兴”结束后，唐帝国另一个守成的阶段，在此期间酝酿了新的危机；第四阶段是僖宗时期，这是新的危机再次爆发的阶段，也就是庞勋起义、黄巢起义运动的时期，唐帝国再也没有能力化解这一危机；第五阶段就是昭宗、昭宣帝的时代，唐帝国真正走到了穷途末路，可以说是“主上蒙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期。 如果按照这样的分法的话，那么可以说，本书重点讨论了前面两个阶段，但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是贯穿整个唐代后半段的。作者在讨论“危机与重构”之外，其实还试图解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内藤湖南提出的所谓“唐宋变革论”。这可以看成本书的一个暗线，作者仅在本书的“代结语”部分点明。不过，在作为主干部分的四章之中，作者其实是有将她的看法嵌入其中的。笔者现将这些观点整理如下： 1、河南地方职业军人集团在唐朝后半段强势崛起。由于交通上的优势，河南变成了北宋的政治中心，这一军人集团也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2、为保障关中地区的安全，唐帝国将关东藩镇军队改编为神策军。尽管神策军的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不过将地方军收编为中央军的做法，是北宋禁军建设的一个历史来源。与此同时，神策军的覆灭也意味着关中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历史的终结，这是唐宋之际政治地理的一次重大转变。 3、河朔三镇长期割据，导致王朝与地方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长期的隔膜和偏差。这是五代时期，后晋愿意割让幽云十六州的一个心理因素。到了北宋时期，原来的边州真正变成了化外之地，这使得王朝的北境随时面临契丹的威胁。 4、唐代的后半段，江淮地区的土豪势力崛起，他们在当地的权力结构开始扮演主角。这就是日本学者所定义的“土豪层”。江淮的土豪层兼具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与此同时，阶层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只有到宋代，我们看到了士、农、兵、商的身份转换变得如此容易，也看到了他们彼此间的依赖变得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紧密了”（第546页）。 5、唐德宗和韩滉的矛盾，不仅是唐帝国和新兴地方军镇矛盾的体现，“也是新兴的使职体系代替旧有的省部职能这一制度变革的体现”（第484页）。 由于笔者未曾专门研究过北宋的历史，不知道北宋的史料是否可以支撑这样的论点？另一方面，作者似乎也没有引用专门的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所以，这可能要请宋史的研究者来评述了。不过，能有这样的认识，对于本书而言，确实可以称得上点睛之笔。而且，就我们所知的宋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而言，似乎可以对此提供的一定的支持。 不过，作者认为“基于传统上的情感考量，士人对待河朔三镇彼此间的态度也不同。幽云在五代时期割离中原，正有王朝与地方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长期隔膜与偏差的原因在内”（第379页）。这一论点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材料作为支撑。作者提到，帝国的士人对于河朔三镇，逐渐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一种是主动放弃，另一种是反对姑息。不过即使是后者，也不得不承认帝国无力经略河朔的客观事实。但这仅是帝国士人对河朔三镇的态度，河朔三镇的士人对帝国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即使到了五代，也不乏像冯道这样的河北士人投身中原王朝的政治。另一方面，辽承唐制，而幽云地区就是辽的文化重镇。如果幽云地区不认同自己是大唐的一部分的话，那又怎么能够继承唐制呢？所以，作者可能还需要寻找更准确的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土豪层”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士、农、兵、商的身份转换变得如此容易”，这可能也是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进行论证的。比如北宋的名将狄青，初为兵卒，后因战功，官居枢密使。但士大夫群体从来不认为狄青是他们中的一份子。而实际上，狄青在任枢密使时，遇到了许多难题。因为北宋的枢密使，都是由文臣担任的，狄青是一个例外，所以他受到了来自台谏的攻击。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但宋高宗却能够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就因为岳飞不具有士大夫的身份。宋代继承了唐末五代兵卒墨面的陋习，大有兵士阶层固化的趋势（参见黄清连《唐末五代的黥卒》，黄克武主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军事组织与战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79-158页）。由此可见，说“身份转换变得如此容易”，可能需要商榷。 无论如何，作者能够在论述唐帝国于安史之乱后重构帝国版图过程的同时，把目光一直延伸到赵宋，这是很值得称赞的。不过有些遗憾的是，这本来可以成为本书另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但作者只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止。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与本书的篇章设计不无关系。 笔者在前文肯定了作者按地域划分章节的做法，而且作者确实能够恰如其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过，本书的“代结语”部分似乎写得过于简短。实际上，这一部分本可以成为全书最精彩的地方。尽管“带结语”部分除了总结前面四章之外，也尝试回答了“中央本位政策”、“唐宋变革论”等问题，但论述得似乎有些匆忙。 为什么会论述得比较匆忙呢？实际上，这可能反映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前面四章占用的篇幅还是有点多了。这样不仅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而且可能也会分散作者写作的重心。比如，本书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作者花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叙述颜杲卿等人抗击安禄山叛军的过程，借以叙述武后、玄宗时代的河北军政结构。其实，这一部分似乎更适合放在本书的绪论部分，作为历史背景的介绍。作者将它放在第三章，花那么大的篇幅详细叙述，还是显得有些累赘。又比如，作者在本章详细论述了魏博三镇的性格和命运，小结时又再重复了上面的话，可惜还是少了一点升华。再比如，作者在第四章两次介绍了“土豪层”，在“代绪论”部分又介绍了一次，但这三次介绍，似乎并不能让读者感觉到层次的递进。作者总希望能够在分述的过程中，就一次性地把问题讲清楚，所以把过多的精力花费到这上面。但其实，“小结”和“结语”，可能是本章、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最可以升华的地方。当然，作者在每一章的结尾，都会提到某一现象到宋代的成型情况，这让读者很期待作者是否将在结语部分详细论述相关的问题。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作者还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篇幅过长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某些应该详细论证的部分，反而显得过于仓促。这在作者论述永王出江陵东巡的“有名”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突出。作者在叙述李璘如何将东巡从“无名”变成“有名”时，使用了《张巡答令狐潮书》作为关键史料，因为里面出现“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第405页）这样的字句。作者想通过这句话来证明，永王打出了“收复河南”的口号，使得“东巡”变得“合情”。不过，作者也承认，出自《张中丞传》的《张巡答令狐潮书》的真伪是存在疑问的。不过本书却如此陈述，“不过我认为上引的这份《张巡答令狐潮书》应该还是张巡本人所作。以李翰当时撰写《张巡传》的背景及上呈肃宗之事来看，这份书信绝不会是李翰的伪作。而即便这封书信的内容确有‘得于传闻’之处，它也应该是真实地反映了张巡这样处于战争一线的将士，他们在当时所能获知的有关唐廷动向的情报”（第406页）。应该讲，作者的陈述是有道理的。但对于如此关键的史料，作者是否应该更详细地叙述《张巡传》撰写以及上呈肃宗的经过，分析李翰为什么不会伪者？是李翰的品行，还是伪作将会带来的风险？但可能就是因为篇幅的限制，导致作者不能展开叙述。再举另一个例子，本书为了强调韩滉在财政领域方面发挥的作用，这样写道，“很难想象，一个能与财政专家刘晏共事九年，经历过代宗朝的财政改革，且担任全国财政中枢’判度支’一职的人物，会是一个泛泛之辈”（第460页）。但实际上，在有些时候，一山难容二虎，平庸者反而更容易与伟大者和平相处。所以本书这样的推论恐怕不够妥当。不过，韩滉应该算得上理财能手，作者已经引用《资治通鉴》的评价作为佐证。但作者可能还想找到年代更近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于是作者使用了韩滉的行状。行状里确实大力肯定了韩滉的财政功绩，甚至还摆出了数据。但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行状的性质，而且当时刘晏被冤杀不久，要怎么排除行状的作者把刘晏的功绩算到韩滉身上的可能性呢？这应该也是需要证明的吧。笔者相信，凭借作者的功底，肯定可以对此加以合理的论证。但可能就是篇幅所限，导致不能展开叙述吧。 除了篇幅之外，本书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现象。那就是，读者在文中经常可以找到作者富有感情色彩的描述，比如作者在评价张巡的事迹时写道，“庄严幽沉的睢阳祠也无法掩盖睢阳城曾经的累累白骨与败土颓垣”（第35页），“张巡没有显赫的官职，他的抗贼之举全然出于对王朝的忠义，但他和许远等人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唐廷方面多大的支持”（第33页）。这样的文字确实非常优美，但是否这样就可以达到“理解之同情”呢？张巡固然堪称忠义，但读者可能还关心：张巡为什么表现出如此忠义？这是唐王朝的制度设计造就的？还是张巡本身的心理素质？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吗？过于感性的叙述可能会干扰作者与读者的理性思考。与此同时，作者也在尝试使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释李白、季广琛等人为什么会选择加入永王阵营。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的“私心”（政治抱负）遮盖了正确的政治判断。这应该是很合乎情理的一种解释。但作者接下来写道，“至于如果有人认为，季广琛在背弃永王后还要以一番‘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云云的言论为自己辩解是一种伪善的表现；而李白即便是在自丹阳南奔道中的仓促环境下创作的诗歌，最后还不忘强调’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是一种做作的举动的话，那在我看来，这只可能是对季广琛与李白这种只有私心而无野心，本质上还是颇为单纯的士人的一种误解”（第434页）。笔者相信作者的判断是很有道理的。但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其实是富有风险的。作者难道真的有充足的把握说这是一种“误解”？或许更妥当的做法还是摆出实证。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本书是新近相关研究的一部力作。基于以上的陈述，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出，本书的价值有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新方法：本书站在陈寅恪、黄永年等伟大学者的肩膀上，采用“危机与重构”的思维模式，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应对藩镇问题的对策，作为帝国解决统治危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当前对于藩镇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可以讲，已经接近饱和的状态。在没有多少新材料扩充的情况下，换一种思路，可能会获得新的认知，也可能会发现“新”的材料。 2、新观点：本书在玄肃矛盾的发微上，在帝国中枢与新兴军镇的矛盾上，在河朔三镇性格的异同上，以及唐宋变革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构成了作者的新观点，也可以视为本书的成就所在。 那么，在本书基础之上，结合本书在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如何推进唐代藩镇问题的研究呢？笔者认为，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以下方面： 首先，本书讨论的时间范围是安史之乱到“元和中兴”。这符合作者“危机与重构”的思维模式，因为作者已经论证出，唐宪宗元和时期，安史之乱带来的危机，已经通过帝国权力重构的方式，基本得到解决。但笔者基于如是的思路，提出“元和中兴”这是暂时解除了帝国统治的危机，但其后，有一波比安史之乱冲击力更大的危机——庞勋起义、黄巢起义，这一波危机是唐帝国没有能够解决的。事实上，本书已经稍微提及了这一问题，那是在讨论神策军史时提到的。那么，我们可否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讨论下去呢？ 其次，作者讨论的空间是河南、关中、河北、江淮。但唐帝国幅员辽阔，尚有西域、巴蜀、岭南等地域。事实上，作者在讨论关中的时候，就涉及到四镇北庭军的问题，四镇北庭军正是因唐帝国退出西域而迁回关中。由此可见，西域的局势对关中有重大的影响。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再详细论述一下唐帝国退出西域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关中形势的影响？另外，笔者刚才提到了时间向下延伸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帝国与异族的矛盾、帝国中枢内部的矛盾、帝国中枢与地方新兴军镇的矛盾，这三组基本矛盾会表现到新的空间上。穆宗长庆之后，大唐、吐蕃、南诏三角关系波诡云谲，其空间正是在巴蜀一带。南诏在9世纪对唐朝构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岭南地区在边防上的重要性凸显。事实上，为唐帝国敲响第一声丧钟的庞勋起义，正是在桂林爆发的。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把范围扩大到这些地区？ 最后，在新的思路下，我们可能会发现“新”的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是墓志、厅壁记等等，也可能来自传统的史籍。这就要靠我们的勤奋与运气了。 以上就是笔者对《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的评介。囿于学识，笔者必定有不少言不及义之处。还请作者与读者见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