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3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刘家和 参加讨论
提 要：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这样，文本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截取的一堆故纸，而是有其历史生存理由的史源学有机结构的。所以，先生学术基础之深厚，不在于材料的简单积累，而在于既博且精。进而，先生由《廿二史劄记》入手研治史学，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之大体，又注意其中提出的种种历史问题，建立起一种对中国通史的总体性把握，这又是由博开始；先生还从《廿二史劄记》中看到其自身的许多错误与问题，从而把此书既作为治中国史的上马石，又把它当作为由博返约的磨刀石。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繁富，研究之面甚广，几乎手到之处皆能游刃有余，从未落入某种跳不出的陷阱。可是，先生又极其谦逊。为什么?他为我们这些后学昭示了一条重要道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永远会自知不足，因此会真正地永保谦虚。 关键词：陈垣(援庵) 史学遗产 精 博 目录学 考据 援庵先生(1880-1971)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蜚声于海内外的史学大师和史学教育大家。援庵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著作，其所涉及方面之淹博及其所穷究程度之高深，往往令读者生高山仰止之感。先生所培育出来的一代史家，也曾在我国作出了许多贡献。先生治学之风及为师之范，洵为宝贵的史学遗产。白寿彝先生在纪念援庵先生100岁(1980)与110岁(1990)诞辰时曾两度著文提出要继承这份遗产，我们的确应该为此而继续努力。以下略说个人学习中所得两点体会，以就正于史学界诸君。 一、培基固本 人所周知，治史须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细作分析，如今有借助电脑检索之便，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其实，从援庵先生所讲的目录之学来看，问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而且电脑检索也不能代替一切。以往治中国史者在撰文以前通常都会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等书，从中了解有哪些人著了哪些书在自己所撰论著范围之内，于是翻阅并用卡片记下自己所需材料，在撰文时加以征引。这样的做法不为不对，可是未必精准，有时征引之文竟为断章取义。 援庵先生的方法与此不同。先生的要求是，读其书且知其人。这样的要求有来由吗?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①这就是说，大凡善士或优秀学者，从共时性的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或学者作对话或交流；从历时性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历史上的善士或优秀学者作对话或交流。而与古人作对话或交流，则唯有诵其诗、读其书；诵其诗、读其书，则必论其世而知其人。这样的读书，与翻检个人一时所需材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门径，其效果亦必不同。 上述孟子之言，其实孔子亦曾以不同方式论及。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②这里的“文献”，现在一般都当作文书来理解。不过这样解释并不符合孔子所言之本义。“文献”中的“文”表示的是文书典籍，而“献”的意思却是“贤者”。何晏在《论语集注》中引郑玄曰：“献，犹贤也。”③“献”作“贤”解，亦数见于《尚书》。《尚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④《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⑤又《尚书·酒誥》中也提及“殷献臣”、“献臣”。伪孔安国注均以“贤”、“善”释“献”。所以，孟子所说的读其书的“书”就是文，知其人的“人”就是献。 如果认为这样解释仍然不够具体，那么请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的说明：“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存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⑥说到这里，就与援庵先生的历史文献之学很接近了。 援庵先生自1892年开始阅读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次年又系统阅读之，随后再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⑦为什么对《书目答问》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书，援庵先生不是用作翻检工具，而是当作课本来阅读呢?前一年读了它，下一年还系统地阅读它?愚意以为，这里正显示援庵先生治史入手之门径，其中也有我们应该学习的基本功。 援庵先生读《书目答问》时，年当12-13岁，已经就塾从师读了《四书》和一些经书，可以说已经具备逐步走向研究之路的条件。下一步如何走?这是一般塾师无力指导的。正在愤悱之际，他发现并购买了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他读此书，目的不在于由此查书、找材料、写文章，而在于寻求下一步如何治学研究之道。《书目答问》一书，在当时恰好符合援庵先生的需要。 张氏撰此书时，正在光绪初年提督四川学政任上。他巡视各县诸生学业与考核情况，常有许多好学的诸生请求指导进一步读书治学的问题。他觉得很难一一作答，于是编撰了此书作为一种指引。张氏未为本书作序，而是写了一篇简要的《书目答问略例》。⑧首先说明此编并非著述，而是对诸生的答问。进而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自注云：“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按《答问》中时有此类点睛之语，几句话就说明了此书与《四库提要》的各自特色，故两不可少而各有各用，可以使学者免去多少走弯路、事倍功半之苦。随后再叙述此编体例，作为读者导引。最后说明此编收书二千余部，“疑于浩繁”(对于只想治某一专门之学者而言，其余书似乎过多)，但又作小注云：“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对于只想治某一专门之学者而言，其专门领域之书又似嫌其不足)。《答问》既为治学入门之书，自然不宜过多，也不能太简，而其要在于博精兼备，使学者循此而知由博返约之道。这就是首先要有面上之广，又要能知道要想求精须从何处深入。张之洞身为学政，作《答问》以指导诸生如何自己找书、选书、读书，尽了为师之责。一般人看《答问》，就到此为止，而援庵先生则以为远未到位。 在《答问》的略例与五卷目录正文之后，还有两篇附录。关于附一，张氏本人已认为不太重要；而关于附二，则张氏之立意与设计均有十分值得注意之处，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以上目录正文。这个附录二的题目叫做《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 《姓名略》前有一篇十分简要之导语⑨，首先说：“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张氏此说，非一般学古而泥古者所能企及。随后张氏又做出举证。譬如，我们看到《答问》中经部“春秋左传之属”里开列了约28种书，其中仅有3种非清儒所撰，此3种书的精刻善本还是清人做的。所以，张氏之说的观点容或有可商之处，而其所据事实大体无误。在此段之末，张氏说：“知国朝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这里要对“流别”一词略作说明。所谓“流”者，系就学术纵向发展过程而言；而所谓“别”者，则指学科横向交互关系而言。所以，《姓名略》中各位著述家皆据“别”以作区分，而各“别”之中之学者又皆依先后发展之流而列(如果细看，其中还按小类再分先后之例)。 《姓名略》所载清代(截至光绪元年以前)著述家之姓名按下述流别分列：经学家(其下又分汉学专门经学家与汉宋兼采经学家两小类)、史学家(张氏自注云：“地理为史学要领，国朝史学家皆精于此。”)、理学家(其下又分陆王兼程朱之学、程朱之学、陆王之学以及清代之兼通释典之理学别派)、经学史学兼理学家、小学家、文选学家、算学家(其下又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校勘之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家(其下又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家(论经世致用之学而非现在之经济学)。张氏如此分列各流派学者，其目的在于回应当时诸生各自不同学术专攻方面之需要。 如果说《答问》前半部的目录正文是张氏作为学政向诸生指教的是“文”，那么，在其后半部分的附二姓名略中向诸生所指教的则是“献”。所以，《书目答问》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对于志在研究中国传统文献学与史学的学者而言，却是一部既有利于打好学术功底又十分便览的书。 现在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过去所有学者都意识到了《答问》后半部的重要意义了吗?事实的回答是，并非如此。这样的答案有何根据?过去曾有出版商在重印《书目答问》时竟然都把《姓名略》这一部分删去了。援庵先生的一位重要学术传人柴德赓先生在《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中对此提出批评说：“那才真正是不认识这个名单的价值的人妄删的。”⑩ 也许有人会为删去此《姓名略》的人辩护，其理由是：张氏所开的名单是要为诸生推荐老师，可是，仅标出老师的名字而不对每人做一番介绍，这有什么用呢?此问似乎有理。殊不知张氏开的这份名单，本来就是前面讲书目诸篇的附录，其目的不是单行之作，而是让人们对照着前面的目录来读的。不过，张氏的办法，不是前面专列书目，后面专述著作家的简历，而是使人在看前面的目录时，从后面名单中查看其作者属于哪个学术流别，看后面的名单时，往前面查看此人著了、注了、校了、辑了或精印了哪些书。看到了这些著述或注疏的学者后，就需要到后面名单里去查人，看看在哪些学术流别里有他的大名，就知道此人的学术兼跨了哪些领域，他在诸学术流别中的关系与地位。由此读其书而知其人；反之，在后面名单里看到了某人，就要知道在前面的书目所录的他的著述，知其人而读其书。这样，从消极的方面说，我们在引其书的时候，就不会随意对其书断章取义或者作出与原作者思想相悖的解释；从积极的方面说，我们就能够更顺利而且更深入地了解、体会作者的原意和精神风貌了。这样才能更好、更精到、更有效地读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姓名略里所录之人，在前面的目录里还有并未收录其书的。我们切不要以为这是张氏无意间的疏忽，他已在姓名略导语中说明：“所录诸家，其自著者及所称引者，皆可依据。词章诸家，皆雅正可学。书有诸家序跋者，其书必善。牵连钩考，其益无方。诸家著书或一两种，或数十种。间有无传书者，皆有论说见他人书中。”此导语最后有张氏一段小字自注云：“此编所录诸家外，其余学术不专一门，而博洽有文，其集中间及考论经史、陈说政事者，不可枚举。此录诸家著述中，必见其名。自可因缘而知之。”张氏上述的这些话，对于急于查书找资料的人来说，可能是太迂曲、繁琐而不切实用了，因此常被忽视或视而不见，以至于干脆被出版商删去。 援庵先生则不然，他花了两年青春时光阅读《书目答问》，以后再读《四库提要》，这里正向我们开示了先生学术入门之途径。 援庵先生屡次提出，研究史学的人，不论撰述什么问题，在史料上都要尽量“竭泽而渔”。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竭泽而渔”四个字呢?提出几个主题词，上网一查，然后逐条录下。这岂不就是一网打尽、“竭泽而渔”了吗?其实，这是把电脑上的网当成了涵盖一切史料之“泽”，事情真是如此简单而便利吗?恐怕这还是“捷径”，也许有用于一时，不过却妨害了治学者走上看似迂曲而实际最有效的正途。你敢说电脑之网无用?我绝无此意，而是想说，人脑应该先于电脑而动，电脑应该协助人脑为用。千万不能以电脑取代人脑，治史尤其如此。 愚意以为，援庵先生所说的“泽”，就是我们学历史学的人所必需的史料或史源(Sources)，它们汗牛充栋，象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泽或海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初看时简直无从下手。当然，查看目录著作中的史部目录，或者上网检索，都能帮我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可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自然也必须有其横向扩充(博大)与纵向深入(精深)的要求。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有能力认出或看清自己研究所须的史料或史源之“泽”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泽”首先是具体的、明确而有限的，从而是可以“竭”的，当然在此限度以内，就可以“竭泽而渔”；再则这样的“泽”又并非一潭死水，从而会使在此捕鱼者长期落入这个陷阱而不能自拔，只要能看到它与外部的关联，就可以不断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深入发展。愚意以为，援庵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不是随意说的，而是对于史源学中的“文”与“献”的相互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看透彻了，并且在自己史学研究实践中深有体悟之后，才严肃地提出来的。张之洞氏所说的“牵连钩考，其益无方”与从已知之书、之人寻探未知之人、之书“自可因缘而知之。”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被援庵先生看透了、用活了。 援庵先生的文献目录之学，为自己一生之学培植了难得的深厚底蕴与博洽潜能。 二、精益求精 从前常听人说，援庵先生是无师自学而成的史学大师。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援庵先生并非某一位大师的直接弟子或传人；但是他又并非没有任何老师，因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他的最初的老师。孔子要求弟子“学而时习之”。(11)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确如此。 1903年，援庵先生23岁，开始研读赵翼《廿二史札记》。这是先生在目录学上下了十年博览功夫之后，把目光聚焦于史学之始，也是一次由博返约的重要步骤。先生治史，从赵氏《廿二史劄记》入手，可见是经过精准选择的。当年6月，先生所作识语云：“赵瓯北札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其自序云：‘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相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所谓史法也。又云：‘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所谓史事也。今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12)先生很快就理清了赵氏《劄记》内部的两个不同部分：前者为关系于史学文献之校勘、考据之学，即所谓史法；后者为关系于历史事实之归纳、总结与分析评论之学，即所谓史学。此二者互异而相资，实为治史之人必须从事的基础性工作。先生之治史，终身不离此二途。先生选此书入手史学，随后多年反复研究，并以此为史源学实习之教本教导学生。这样做，还有许多理由：赵氏劄记所论范围实际涵盖全部正史，因此读此书便可首先了解廿四史之梗概；这样就可以使治史者在治断代史或专门史之前，先准备一个通史之基础，此其一；对于已有一般通史基础而欲读廿四史的学者而言，赵氏劄记不啻为一种导读，其史法与史学二部分，既含有基础知识内容，又有问题的提出，由读赵氏劄记再读正史，其效率必远胜于略无准备、茫然就读廿四史者，此其二；赵氏劄记之中，其自身也有许多问题，援庵先生不仅自己发现并解决其问题，而且在史源学实习课上引导学生这样作，其目的在于教学生由博而精之道，此其三。不过，《廿二史劄记》之博亦仅限于所谓“正史”，赵氏于《劄记小引》中说明：“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蒐入史局，其所去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13)所以，赵氏劄记之博中，仍必有其陋处，此其四。治专门之学者，尽管可以在狭小范围内有一时耀眼之作品，如长期自限或固守此领域，则难免在学术上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虞。所以，对于我们治史来说，赵氏劄记堪称一条由博而精之津梁；当然，我们仍须看到，赵氏劄记本身有其局限性，因此不能为其所限。援庵先生既重视赵氏劄记的启发之功能，在史源学眼界方面则远远超乎赵氏劄记涉及范围之外。先生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了此项道理。 前清末叶，援庵先生曾先后从事新闻业与医药业，不过在从事医学事业时，仍不忘治中国医学史。1912年民国建立。次年先生即因当选国会议员而移居北京。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从承德移至北京，贮存于京师图书馆。以前援庵先生用功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年，读提要，不读其书，可乎?这时条件具备，此后十年时间中，先生就细心研读此书，对于四库所收各书之书名及作者姓名作了索引，又据当时流行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赵怀玉本)与文津阁本实际情况相比较，由其中存在的差异，发现了《四库全书》修纂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14)研读《四库全书》，是博；而先生这样的研读路数所体现出的却是真正的精。先生治学之路，就是不断博精相济之路。 援庵先生一面博治《四库全书》，一面进入专门史研究领域。1917(丁巳)年，先生37岁，决定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他说：“春，居京师，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遗著益亟，更拟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为《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全书》之阙(家和谨按，这句话的分量何等之重，不读《四库》，敢说补《四库》之阙吗?)，未有当也。已而得《言善录》，知野人(英华，字敛之，号万松野人)藏此类书众，狂喜，贻书野人，尽假而读之，野人弗吝也。余极感野人，野人亦喜有人能读其所藏，并盼他日汇刻诸书，以编纂校之任相属，此余交野人之始也。”(15) 在结识英敛之后，援庵先生得知英氏所主持的辅仁社有“元也里可温教考”之研究课题，不久先生即作出同题论文一卷，英氏力主发表，先生则以为尚未完善，但经当时天主教学界耆宿、爱国主义教育大家马相伯老人之钦佩与点定，当年5月即付发表。这是先生第一篇公开发表之史学论文。此文于1920、1923、1934年三次修订，最后题为《元也里可温教考》。按，治元代也里可温教所必须参考之重要史料，厥为《元典章》，不了解元代基本典章制度，无法了解历史上各种复杂问题。先生早年即已注意此书，而此书充斥俚言杂语、颠倒误字，一时难以投入，至1930年夏，故宫有影印《元典章》之议，先生乃邀门人那志廉、胡乃庸及姜廷彬、叶德禄参加，先后点校多种版本，至1931年《沈刻元典章校补》完成，并作《元典章校补释例》，为校勘学之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里也可看出先生之治学是一环扣一环地进行的，他深知其所竭泽而渔之泽就是如此关联的。 继《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后，先生在宗教史方面发表之重要论著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20)、《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皆撰成于1922，发表于1923)。愚读先生宗教史著作，深感其意不在传播教义，而在研究中西文化之交流。1923年，先生更发表了被蔡元培先生称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代自忽必烈即位至元亡，凡108年，如自灭亡南宋始计，则统一中国不过96年。一般认为，在历代少数民族王朝中，属于华化程度最浅者。而先生此书从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女学诸方面列举其突出代表性人物，叙述其生平，表彰其成就，说明其影响，从而揭示并阐明中华各民族不断相互切磋、交融之大势，在当时军阀割据、外敌交侵的情况下，先生此书之视域诚无愧于蔡元培先生“石破天惊”之推誉。此书征引极博，不仅数量近220种，且其涉及方面、类别尤为惊人，今之学者如能从此书征引书目作一番分析，定能得到有益之启发。至于此书考证之精，陈寅恪先生于此书1935年刻版序中云：“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16)此书精思博识之例所在多有，兹姑试举一例。此书卷四文学篇第一目“西域之中国诗人”中记郝天挺云：“郝天挺，字继先，号新斋。出于朵鲁别族。父和上拔都鲁，以武功称。天挺幼受业于遗山元好问之门，多所撰述。注《唐诗鼓吹》十卷外，又修《云南实录》五卷，事迹具《元史本传》(174)。天挺色目人，而《元史》与汉人同列，一时失检也。天挺诗，传者仅一二篇，其《麻姑山》一律，《元风雅》、《元交类》(17)并采之。而康熙《御定全金诗》(42)乃据以补入金人之郝天挺卷中。不知金元之间有两郝天挺：一为元好问师，一为好问弟子。《池北偶谈》(卷六)、《元诗选》(癸之乙)先后辨之。《四库提要》总集类三亦引《池北偶谈》说，释陆贻典之疑。乃《新元史》(148)郝天挺传中，又羼入金人郝天挺语。原语见《中州集(卷九)》郝天挺小传，《金史·隐逸传》采之曰：‘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又曰：‘男子生世，不耐饥寒，则虽小事不能成。子试以吾言求之。’此元好问述其师郝天挺语。而《新元史》以为是好问弟子郝天挺之言，亦一时失检也。”(18)原来历史上有两个名叫郝天挺的人，一为金人，为元好问之师，一为元人，为元好问之弟子。此种复杂情况弄得《元史》郝天挺本传错(此元代郝天挺本为色目人，而被误列于汉人中)，康熙皇帝及其词臣们再错(把元郝天挺之诗列入《全金诗》中)，《新元史》又错(在元人郝天挺传中混入金人郝天挺之语)，错得颠颠倒倒，而先生乃能一一分辨清楚，精之至矣，非博又何以能成其精哉。 1924年，援庵先生又发表《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这是一篇就玄奘西游之年与梁任公(启超)的辩论文。梁先生读《慈恩传》中记玄奘西行归来于和田上唐太宗表中自言“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之语，发生怀疑，从而进行研究，结论是玄奘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开始西行。他对自己这番研究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也甚为得意。(19)其最为关键之论据，即为玄奘西行之初，曾在西突厥见到叶护可汗，而《新唐书·薛延陀传》中明言“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如果玄奘三年出游，那么还能见到二年已经被杀的叶护可汗吗援庵先生对此多方驳难，其最关键之点则为叶护可汗有二人，其老者为统叶护可汗，其少者为统叶护之子肆叶护。贞观元年统叶护为其伯父莫贺咄所杀并取代，其子先逃亡康居，随后又被人拥立为肆叶护；肆叶护与莫贺咄连兵不息，最后击败莫贺咄而复位。玄奘所见者就是肆叶护可汗。援庵先生的主要根据为杜佑著《通典》卷199，边防15，突厥下。(20)按杜佑为唐代大政治家、大学者，其《通典》对于研究唐史而言，远比其他新旧《唐书》具有更大的权威性。梁先生一心着重正史，而未能注意《通典》，以至把两个叶护可汗混为一人，犯了与康熙皇帝及其词臣同样性质的错误，遂成智者千虑之一失。可见考史亟需谦逊之心态与笃实之学风，一旦满足于一时之见、一端之得，则错误随之而来，要在精益求精、精益求精! 援庵先生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限于个人学力与本文之篇幅，此处不能备述。那么，援庵先生在已成为名扬中外的史学大师之后，为什么还能一贯地保持谦逊心态与笃实学风呢?愚以为，这也是值得我们作为后学反复思考并自省的问题。 当援庵先生蜚声学界之时，“史料即史学”之说甚嚣尘上，而且这还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提倡的。先生于抗日战争期间著《通鉴胡注表微》，表彰胡三省难忘故国之情深，亦以自抒爱国之意重。不过此书亦在考证方面多有贡献，然先生在1946年本《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之序言中说：“考证为史学之门。不由考证入者，其史学每不可信。彼毕生盘旋于门、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不由其门而入者亦非也。”而在1958年之序言中又改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21)按先生前后二序，其同处在于：历史考证不等于史学，所以不能以历史考证即为史学之全体；其不同处在于：前序视考证为史学之门，不入其门则多不可信，后序则说明考据为史学方法或法门之一，并非史学方法全体，不过，如欲实事求是，考证仍不可少。当然后序较前序更为清晰而确切。先生毕生从事考证，由此门而做出许多研究精品，可是他对自己这种治学之路毫无高调夸张之意。且看先生在讲授“史源学实习”课上对学生所说的话：“我之学问，小儒之学，如汉章句之学。”(22)先生又说：“上古史不从经入手者，尚何求乎?称之为经者，经常不变，尊之也。故虽讲经，亦实讲史。讲史学，讲文学，未读经，岂可成乎?成名难由徼幸。史学家尤难成名。书太多，三十岁以前难成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二十五岁以前即可成名，史学不可也。……我明年七十，更觉所见太少，所知太少。既非自馁，亦非自卑。诸君比我聪明，三十五岁时将与我相同。今年我将十三经涉猎一遍。”(23)这些话诚挚感人，先生为什么会如此谦逊低调呢?窃以为，答案只有一句话：“他读的书太多了。”只要稍微仔细一点看看上引听课笔记，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代典籍之中错误是很多的。谓予不信，可以试查书目，历来以“质疑”、“志疑”、“辨疑”、“辨伪”“辨正”、“补正”、“正讹”、“考异”、“改错”、“纠谬”等等为题名之书哪能算少?当然，书籍中错，有作者本人就错，有传布者传抄或付梓失误以及失校之错，所以读书愈多，知错愈多。一个人自知易错的程度，与他读书之量成正比。反之则成无知故无畏了。譬如，上文曾引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丛刻本中就有把《元文类》误刻作《元交类》处，这分明是梓人误刻而校者又失检之故，而非先生本人之误，自然无伤于先生之大雅。可见错太容易了。若非如此，校勘学家与校勘之学也就不会在历史上出现了。因为错误很容易犯，所以学者必须严于律己，保持良好严谨之学风；同样因为错误很容易犯，先生对于古人之失误，往往以“失检”一语表述，而非动辄严词训斥，意在宽以待人而又坚持真理，是从另一方面彰显出长者之学术风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援庵先生的笃实而谨严的学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在史学研究领域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常说“自强不息”是中国人精神文化的精华，这见于《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4)《老子》第33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25)又《老子》第71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王弼注云：‘不知知之不足任，则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26)真自强者，必先自知。自知而后始能自省，自省而后始能自胜，自胜而后能以自强。愚窃以为，援庵先生身体力行的就是这样的学者精神。这也就是我们作为晚辈学者所应该念兹在兹，充分继承并发扬之所在。区区一隅之见，尚祈史学界朋友多多指正。 注释： ①《孟子·万章下》，《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46页。 ②《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66页。 ③《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66页。 ④《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43页。 ⑤《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98页。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3页。 ⑦凡关于先生治学生平年代，皆据《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撰，下不备注。 ⑧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页。 ⑨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第219页。 ⑩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第6页。 (11)《论语·学而》首句。 (12)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3)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小引第1页。 (14)参阅柴德赓《励耘书屋问学记》、刘乃和《励耘承学录》。 (15)陈垣：《万松野人言善录·跋》，转引自《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71页。 (16)《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1册，第7页。陈寅恪先生此序极值一读。此处恕不能备引。 (17)家和谨按，木刻版如此，据参考书目则应为《元文类》。 (18)见此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丛刻》，第126-127页。 (19)原文见氏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7页。文长恕不备引。 (20)杜佑：《通典》，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1982年版，第1077-1078页。 (21)愚过去仅知1958年序，而不知1946年序，多蒙先生令孙智超教授亲笔书示，并于电话中嘱愚留意其间异同，谨此附谢。 (22)据李瑚学长1947年听史源学实习课笔记之首页，见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页。 (23)此段在李瑚君1948年听课笔记首页，见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第103页。 (24)《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4页。 (25)《老子》，《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19页。按王弼注亦甚好。 (26)《老子》，《诸子集成》本，第3册，第4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