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杨艳秋 参加讨论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论著,呼吁“史界革命”,由此引发“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梁启超及其《新史学》等论著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史界革命”理念之形成 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方清王朝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上下震动,王朝统治者、各阶层士大夫和朝野学人都深受刺激。痛定思痛,公认日本以蕞尔岛国能够走向富强,皆因明治维新收得实效。于是维新变法运动涌动全国,新闻界、舆论界一马当先,《中外纪闻》(1895,北京)、《时务报》(1896,上海)、国闻报(1897,天津)、《湘报》(1897,湖南)先后创刊出版,强学会、南学会等学会纷纷成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伴随着维新思潮高涨和变法运动的推进,思想文化上也掀起了破旧立新的浪潮,史学界斥责君史、倡导民史的呼声渐次展开。 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指出:“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而今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1](P763-764)1897年上半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时务报》上的《论译书》中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他认为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之类,才是“史裁之正轨也”[2](P64)。同年底,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叙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他重申有君史、国史、民史之别,同时批评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以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史学,岂不谬哉!”[3](P62)1898年3月,徐仁铸在《湘报》撰文说:“旧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4](P409)同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中倡导以报纸彰显民史:“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5](P419)即使是接触过西方文化但思想十分保守的王国维,也有类似感受。1899年,王国维代罗振玉为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翻印本作序,认为若以进化论观点衡量中国旧史,唯司马迁《史记》略与相近,“此外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借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比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譬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6](P469)。 上述言论表明:对中国传统旧史学极为不满而要求变革,已经成为部分敏锐学者的公开诉求,其产生于国难的激发,与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互为表里,紧密关联。20世纪第一年(1900)发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重大事件,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超过中日《马关条约》的屈辱国耻,在思想文化上引发的激荡也更为巨大。作为政治改良派代表人物和舆论领袖的梁启超,在已有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大加发挥,提出较为全面和激进的新史学理念,乃是顺理成章的取向。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率先表述了“史之界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7](P1)在这里,他区分了“前世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历史研究目的的不同,实际上是区分了传统的旧史和他所期望的新史在性质和内容上的根本不同。1902年,梁启超撰成《新史学》,明确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大声疾呼: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8](P10) “史界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新史学”,这是梁启超此类著述的总题目。而既然号称“革命”,就必然要批判旧的史学传统,以达到破旧立新的成效。因此,梁启超《新史学》对中国旧史学的抨击是十分激烈的,他指出:“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梁启超列举了传统史学具有的四大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此又造成三大恶果:“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这使得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无法发挥如同欧美史学一样的作用,“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8](P3-7)依此理由,传统旧史学不能不抛弃,在国难深重的时代必须参照西方史学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成了梁启超等人心目中救亡图存之要义。梁启超的呼吁得到广泛的、积极的响应,迅即形成波澜壮阔的新史学思潮。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主张政治改良、反对革命的梁启超等,为何会在“史界”高唱“革命”? 众所周知,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对社会变革的诉求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反对推翻清朝的革命,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理念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改良派在文化思想上的作为,却相当激进,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在学术和历史观上都具有颠覆性,而前引康、梁1897年之前对中国史学的讥评,也已开《新史学》某些观点的先机。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成为清政府通缉的要犯,其愤懑之心,可想而知。1898-1900年间,梁启超与孙中山有过频繁来往,部分地赞同了孙中山的主张,双方一度积极谋求合作。但二人在是否以武力颠覆清朝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加之康有为的干预,梁启超依然保持了改良主义的立场。1900年初,梁启超打着与孙中山合作的旗号到海外檀香山等地活动,宣称其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将大批兴中会人员和捐款拉入保皇会,与孙中山的决裂已经无可避免。《辛丑条约》的签订,显示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加重,革命还是改良的选择,日益迫上眉睫。梁启超按照开民智、振民气的“新民”理念,推出“史界革命”说以图拯救,既可遮蔽政治革命,又能壮大改良派的声势。因此,《中国史叙》、《新史学》虽然是论述历史学,而其中则洋溢着政治的情结,给史学背负了“惟此为大”的救国重任。 二、“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及其意义 梁启超在批判旧传统史学弊端的同时,更阐明了“新史学”的标准,从而完成了新史学理论的奠基工作。1902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是在一定时代背景激发下,以西方传来的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揉合西方多种史学流派的观点,并参考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等日本学者著述而撰成,因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新史学的理念。这在许多相关论著中都有详细的叙述,在这里仅就其要点简述于下: 其一,“历史者,叙述进化论之现象也”。他论述说:“进化者,往而不反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此类者,谓之历史学。”[8](P7)也就是说,新史学的本质应当以进化论为指导,叙述考察种种进化现象。 其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梁启超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人群进化的结果,“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历史最应关注的事情是人群,“欲求进化之迹必以人群”,“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8](P9)。 其三,“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8](P7-10)。如前所言,这里的“公理公例”指的是历史哲学的范畴。梁启超强调:“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8](P10) 其四,关于史学之功用,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甚至指出:“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而只有寻求“公理公例”即历史哲学中的理性的认识,史学才能够具有应有的社会作用[8](P10)。 其五,关于史学研究方法,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指出:“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这就要求史家放开眼界,不能局促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度的研究,否则难以达到“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目标。梁启超还批评“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的弊病,认为各种“科学”如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提出“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学术主张。 《新史学》甫一面世,立即获得巨大影响,响应者极为广泛,如具有革命派思想的学者陈黻宸正在主持上海《新世界学报》,于1902年9月发表《独史》,申明“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慨叹“呜乎!我中国之无史久矣”[9];邓实于1902年8月于《政艺通报》刊登《史学通论》称:“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发表《史学总论》,力主“诚宜于历史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10]。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的《中国新史学》例言中写道:“中国学科夙以史学最为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故非于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11]旧学传统较深的王舟瑶亦在其《中国通史讲义》中指出:“中国之史,重君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12]。这说明进化论史学思想已然深入人心,大批学者具有强烈的求变心理,梁启超的议论切合了某种时代的要求,新史学的思潮迅猛兴起。坚持旧传统史学的文人学者固然有之,但在新史学潮流的冲击下,传统旧史学在理论上难以应对,史学界的主流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史学发展的前沿具备了如下新的共同趋势: 第一,转换旧史学的认识标准,以进化论历史观为标准进行史学研究。在历史发展的认识论上,梁启超提出了系统的历史进化观,除《新史学》内的丰富论述之文,还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同时的章太炎也认为,历史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修史应“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廓模德,今译孔德)、斯氏(斯宾塞)、葛氏(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之说,庶几不远矣”[13](P141)。曾鲲化亦认为,历史学精神就是阐明社会、人类的进化之理,他说:“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也。”[14](P9) 第二,转换旧史学的价值标准,以民史替代君史。梁启超指出,封建旧史家著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8](P3)。陈黻宸受到《英国人民简史》影响,认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提到要作“平民习业表”、“平民户口表”、“平民风俗表”及任侠、高士、列女、一家、义民、盗贼、胥吏等列传[9](P574),强调对平民社会生活的考察。邓实认为史的精神是民:“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民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他在《政艺通报》发表《民史总叙》和《民史分叙》,对什么是民史、民史的对象和意义、民史和民权的关系、民史专史的编修方法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提出从种族、言语文字、风俗、宗教、学术、教育、地理、户口、实业、人物、民政、交通等方面撰写“民史”。 第三,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欲以新史学拯危国家救亡。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陈黻宸在《独史》中写道:“国而无史,是为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9](P569)。1902年,马叙伦对史学在诸学中地位的论述也引人注目,他说:“史学,群学也,名学也,战术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钥之者也。史之为用亦大矣哉!故一国之有史,为一国文明之所寄;一人之有史,为一人术业之所存。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乏之学矣。”[10]曾鲲化撰写新的中国史,也是本着振奋国民精神的目的,他陈言道:“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11](P46)在新史学倡导者们看来,史学乃是一种救亡的工具,拔高了史学的社会作用。 第四,吸纳其他学科理论,谋求史学的科学性。随着近代“科学”的引入及“科学主义”思潮兴起,中国人开始以西方“科学”的眼光来衡量旧史。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强调历史研究要“求得其公理公例”,史学要借助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等学科的“公理公例”,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建立科学的史学问题,因此,许冠三以梁启超为中国“科学史学”的开端。其他许多学者,亦有共识,如汪荣宝批评旧史学撮录数千年的故实,只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他指出:“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研究者之目的也。”[15]曹佐熙叙述其《史学通论》的撰述宗旨说:“与吾国助学之士究心史道,探邃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方,以自成科学。”陈黻宸认为史学中应有各个学科的内容,认为“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16](P676)。可见以科学为标准改造旧史学,是当时新史家的理想选择。 第五,以新的体例,编撰新式史学著作。改革旧体史书,编纂新的史著是新史学思潮的实践,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等人都设计了中国通史的编纂方案。在新史学思潮兴起的早期阶段,就出现了多种新式章节体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其中代表,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曾鲲化的《中国历史》1903年由上海东新译社出版上卷,1904年续出下卷。这部著作“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通部为若干编,编区以章,章画于项,项附于节。编界一大世变,章界一小时变,而项多系一事,节概限一意,提纲挈领,脉络厘然”。内容上广泛涉及政治、教育、学术、外交、军事、地理、宗教、习俗、实业、财政、交通、文化艺术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并致力于探讨社会进化大势和盛衰兴灭之原因。“每编尾必综论其时代之社会与国民之情状,使读者按其系统之活脉,以吞纳四千年历史上舞台之万因万果”。由于有这些全新的特点,《中国历史》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国粹学报》认为此书“放大光明于我国史界”[17];《浙江潮》更赞扬是书“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18]。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至1906年)(后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最早采用章节体编写的中国通史著作。原拟出版五册,但只出了三册。全书分4章、170节,运用进化史观,按照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特点,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自草昧以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世,三世又划分为七期,即“七小时代”:上古之世分为传疑(太古三代)和化成(周中叶至战国)时代;中古之世分为极盛(秦至三国)、中衰(晋至隋)和复盛(唐朝)时代;近古之世则分为退化(五代宋元明)和更化(清)时代。“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从历史的整体发展历程来考察中国历史,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古今演进。据俞旦初考证,二十世纪初编写的新式中国史书,能历久不衰,被史学界推崇五十年以上的,只有夏曾佑的这部《中国古代史》[19]。 刘师培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1906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所述内容自上古至周末。作者在“凡例”中阐明,此书编写,“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20](《凡例》)也就是说,他论述的重点是历代政体之变化、制度改革之大势、种族分合之始末、社会阶级之进化,以及历代学术的发展演进。 综上所述,20世纪初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不仅产生了“新史学”的理论,而且撰成多种依据新史学理念的通史著述,一个理论和实践皆获突出成果的新史学思潮汹涌澎湃,得到广泛的赞许和追随,使中国史界的面貌大为改观,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首先,新史学思潮的理念与新式通史著述,具有中国传统史学所未有的特征和优点,即以西方进化论史学为理论基础,倡导“民史”,新式史著多采取章节体例,取裁史料机动灵活,容易突出重点,可提供历史发展的清晰线索,利于明确表达系统的历史观念,迅速成为最主要的撰写方式。所有这些,都展示了中国的史学已经发生巨变,并且与世界史学的潮流接轨,因此标志着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 其次,新史学兴起之初,虽然蕴含着改良派夸张史学的社会功效,将社会变革的责任强加于历史学,大有以“史界革命”回避和遮蔽政治革命之嫌。但实际上并未影响革命派力量的增长,新史学思潮在史界破旧立新运动的成功,否定“君史”和提倡“民史”,对政治革命思想的传播有益而无害。因此,新史学思潮的成效不仅是史学的进步,也有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 三、如何认识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思潮不是个别一二人的思想与活动,而是有识之士广泛参与其中形成的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文化潮流。在新史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梁启超无疑是这一思潮的先锋,他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述,在中国史界首发新论,吹响了历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号角,其中《新史学》涉及的史学理论最为清晰和全面,影响也最大。因此,对梁启超《新史学》如何评价,是认识新史学思潮的关键。 经过学术界多年的讨论,《新史学》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21],虽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但《新史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对《新史学》予以学术性的审视和反思,可以发现《新史学》理论上存在着特定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更有一些错误的见解。其史学上主要的认识局限和理念错误可以归纳如下: (一)过度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给史学的改造赋予了整个社会赖此进步的功能,这是一个难以承受之重。 夸饰史学的社会功能,必然强化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意识,这实际是沿袭和扩大了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宗旨,在这一点上没有完成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转型,没有将史学理论置于强化学术理性的基础之上。这在当时以救国舆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界,是很难避免的局限性。 (二)片面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效应,淡化了史学的求真准则。 史学的求真准则是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第一要义。史学的致用诉求,也曾在史学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成为史家著史、治史、承担历史责任感的源泉之一,也因此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与弘扬。但史学的致用宗旨与史学的求真准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史学发展的进步方向,是尽力将求真置于第一位,防止因为某种社会政治的需要而扭曲历史的真实。《新史学》淡化史学求真的准则,是一较为严重的理论缺陷,这与梁启超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旋涡,更希图通过史学论述阐释政治路线的角色相关联。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并非反对史学的求真准则,《新史学》中提到“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可以作为佐证。 (三)承袭了进化论学说原有的缺陷,片面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排斥与斗争。 进化论学说原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科学学说,他揭示了动物、植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演化的规律,认为“物竞天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这是科学史上的伟大成就,影响巨大而广泛,具备思想启蒙的意义。但是,达尔文学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主要强调了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忽视生物界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达尔文学说的思路被推衍到西方社会学、历史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社会进化论的流派,有些流派在原有讹误上进一步误解,甚至走向极端化。梁启超等早期接触和学习西方社会学说的中国学者,出于救亡图存的宗旨,为警醒国人自立自强,因而津津于搜求世界历史上亡国灭种的残酷史实,在著述中大加渲染,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物竞天择”,常常不遑道及或弱化对历史上“弱肉强食”的道义评判。这在学术方面是一个令人叹息的缺憾。 (四)信从源于西方的人种论。 在梁启超所处时代,西方人种论思想在中国一度广为流传。五花八门的人种论思想,有些渗入历史进化论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既具有这种特征。梁启超信从人种论,由来已久,他宣扬变法图强、保国保种的口号,就带有人种论的因素,《新史学》中更专题讲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以人之肤色为总纲对“人种”划分优劣等级,评述不同人种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这是其思想构成中芜杂荒诞的成分,是历史观上的大谬误。梁启超对于人种论的观点也有所选择、有所改造,他在1902年同年撰写的《新民说》中,设想了通过“新民”的努力,使落后民族超过优等民族,“使黄人能自新以优胜于白人”[22](P9),这就与极端的种族主义划清了界限。 5、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有失偏激,不少抨击违背史实,例如声称:“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8](P7)。这种否定性论断过于绝对化。同在此文,梁启超又肯定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六人在史学上具有创树,前后对照,则有自相矛盾之嫌。是其挥毫下笔,全凭情绪激荡,逞才批断,忘却了严谨的学术精神。 对于梁启超《新史学》等论著以及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史学界多数学者的评价是正面的、赞许的,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也有不少论著对梁启超的《新史学》一味赞扬,则有失于片面。对《新史学》的局限性和谬误,不能视而不见,忽略不计,尤其是第一、第二项缺陷,涉及史学理论的整体理路,故其所谓的“史界革命”,只能算是史学的近代转型,谈不上“史学革命”。梁启超等人主张废弃“君史”而改从“民史”,也只是给史学换了主题和主人,是史学之主人的“革命”,史学本身依旧处于从属的地位。何时史学摆脱为一部分人的政治利益服务,在学术基础上自主发展,无禁区、无忌讳地贯彻求真、求是的准则,方为符合史学革命的实质。 《新史学》既然是史学近代转型的理论著述,其积极意义也不应完全否定。近年来,彻底否定梁启超“史界革命”的见解,以路新生先生《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23]一文最为典型。这篇文章认为“史界革命”“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其间立论,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受到新史学影响的近代史学是否退步、落后的问题。路新生先生指出余英时先生曾判断:“‘五四’之后的中国史学思想日益疏远本身的传统,转为越来越崇尚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此时,中国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素质开始显著滑落。”他则沿此而进,认为近代史学的“滑落”早于“五四”时期,“时间座标就在1902年,就在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之时”。他认为:“我们只要试将同年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拿来与《廿四史》中任何一部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所谓的‘新史学’究竟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1)二是如何认识梁启超的《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的问题,这也是路文立论最为首要的一个方面。路先生将严复、梁启超等倡导的进化论称之为“线性进化论”,指斥“线性进化论正是一种‘恶慧’———它教诲人怎样‘使坏’,将‘害’颠倒为‘正法’即正义,因此愈坏却=愈强=愈优……自线性进化论昌行以后,原本正当的善恶观、正邪观已被黑白颠倒,倾易颠覆。”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对陆先生的文章进行细致讨论,但因以上两个方面形成的两个关键问题,却需要提出来进行商榷: 第一,新史学思潮带来的史学转型,是史学发展的进步和提高,还是中国史学的倒退与落后?这是不得不辨明的首要问题。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近代中国史学大家云集,无论历史观点的深入精湛,还是历史考据的周密充实,皆远超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更是古人所望尘莫及,更不必说金文、甲骨文、档案史料、考古发现的利用和研究的伟绩,为古代史家不可企及的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史学于此时“退落”的判断实在难以成立。即便如路先生所言,拿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与二十四史对比,也难以得出夏著落后的结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是面对学生编写的教科书,实践“新史学”的理论主张,构成一个线索清晰的历史观念体系。在这一点上,相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纪传体正史而言,是超越性的进步,整整高出了一个时代。而其间具体的历史知识和论点,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例如其间对神话与传说做出历史进化论的解析,认为“神农氏”的传说反映了上古时代向农业社会的进化;将三代之前的历史视为传疑时代,不能作为信史;认为自商鞅变法始,土地开始了私有进程,一般民人也蓄有私产。而战国时期废除世卿世禄,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他还指出中国上古是由无数小国兼并为少数大国,由众多小族渐渐合为华夏大族;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制度,指出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等等。检索中国古代的历代正史,哪一部也未曾有过这样深刻、明正的议论。当然,从历史研究专业人员利用史料的角度着眼,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确实不如古代正史资料丰富,此无他,盖夏著实践以新史学“开民智”的宗旨,只针对一般读者和学生做历史观念的启蒙。古代纪传体正史如《宋史》、《元史》,姑且不说其中的记载错乱讹舛之处,不胜枚举,仅就其正史修成,即将前朝实录、档案一一销毁之行径,即可谴责古代官方旧史学在保存史料方面也是功不抵过。而20世纪初“新史学”对旧有传统史学的批判虽然激烈,但从来无人主张销毁旧史。可见,新史学思潮推动的史学转型,是中国史学跨越性进步,开辟了史学发展的新天地,其不足之处可以批评、总结,但万万不能全盘否定。认识梁启超的《新史学》的史学意义,也应当坚持这个底线。 第二,评析以进化论为史学基础的《新史学》,牵涉着如何看待进化论及其在中国的流播,其中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如路新生先生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历史进化论是否就是“线性进化论”,提倡“弱肉强食”和宣扬“恶慧”? 历史进化论流派甚多,有的流派确实表彰残酷竞争,为侵略者的野蛮屠杀与势力扩张辩护。但这种极端化的思想大多被富于侵略性的强国统治者提倡,并不是20世纪初处于贫弱状态中国的学界之选择。严复据英国博学家赫胥黎的著述编译为《天演论》,是对进化论一个较好的的选择,并不属于极端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梁启超等学者讲解“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将之论断为“天演”(或称“天行”)的公例,列举历史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以强凌弱的事例,甚至是国灭族亡,十分惨烈。这只是陈述史实,并没有将弱肉强食当作强者的光荣和正义,也没有把这些历史现象说成永远不变的定律。《天演论》指出: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故在彼则万物相攻相感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而时雍。在彼则役物广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化而为立达保持之隐……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道则以争为逆节,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不得仍初民旧贯,使群道坠地,而溃然复返于狉榛也。[24](P91-92)这段论述的思想实质是说社会的进化方向,包括着要以治化来制止残酷竞争。虽然物竞天择是自然规律(天行),社会历史上也充满了这种排挤蹂躏,但治道却应当“平争济众”,不能倒退到初民的野蛮状态。与这种观念一致,梁启超也说过“今日文明世界,断无用斯巴达野蛮残酷手段之理”[25]。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进化论都斥责为提倡“弱肉强食”,显然是过于偏颇。 从梁启超等进化论思想家的著述里,我们也找不到教人“使坏”的痕迹,也无人主张愈坏等于愈强等于愈优的论说。梁启超《新民说》是以引导大众成为“新民”为宗旨的著述,其中专有《论公德》、《论私德》两节,将“利群”作为最佳道德准绳,反复陈说。还分析了造成道德沦落的五条原因,认为“由于专制政体之陶铸”、内乱和“生计憔悴之逼迫”、“学术匡救之无力”是“国民大多数恶德之源泉”[22](P125),这个见解十分深切。改革政体、民族团结、经济上发奋图强,正是提高道德水平的主要途径,与中国畅行的历史进化论目标一致,将某些道德衰退的现象归罪于进化论思想,也难以成立。 梁启超较多地强调民族竞争中的“优胜劣败”,这里的“优”和“劣”乃指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能力,并非善、恶判断,这从其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梁启超罗列了世界历史上的这种史实,并未赞许以强凌弱的侵略行为。问题是他叙述历史上残酷竞争的史实之际,很少对恃强欺弱的现象予以批判和谴责,这就容易造成颂扬强者的误解。毫无疑问,梁启超过于淡化了历史评论中的正义原则,应当给以批评。然而,在以警醒众、激发民众奋发自强的目的下,叙述某些历史上“弱肉强食”现象而未加谴责,也不能过度地指责为“漠视人性”。所谓的“善”、“恶”标准,也应当是历史性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进步和完善的。例如原始先民多有食人行为,以战争为业的上古亚述帝国往往将被征服部族全部屠杀,类似的暴行是否值得谴责,应当依据时代和世界文明发展的程度来判断。 解决以上两个关键问题,足以显现全盘否定进化论、全盘否定《新史学》的偏激、武断和错误。准确评价梁启超的是非功过,关涉到如何看待近代历史的发展,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值得史学界重视。 参考文献 [1]康有为.日本书目志[A].康有为全集:第3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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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略传[J].新民丛报,1902,(3).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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