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4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谢辉元 参加讨论
摘 要：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逐渐向西南地区有序集中，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他们在这里以相应的组织机构为依托广泛活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阵地。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并得到相应的学术指导和生活扶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也产生了规模效应，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学术资料的共享帮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他们研究的队伍，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他们作品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国统区学术 抗日战争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巨大转变。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原先在国统区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获得了公开、半公开的活动场域，并据此确立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史学家们面临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生态，对这种生态的考察能丰富我们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以往研究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个人活动、学术成果的考察[1]，而较少关注这些史学家在抗日和国共政争的微妙环境下的群体活动状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初步形成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抗战文化中心，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集聚在此，他们以公开或秘密的团体、组织为工作阵地，开展各种史学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地域内呈现出不同特色，其中以长沙、重庆、昆明的史学活动最为典型。[2]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在1937-1939年是左翼史学家集聚的重要地域。抗战爆发前后，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杨东莼、谭丕模、曹伯韩、杨荣国、黎澍、曹国智等文史工作者先后接受中共的组织派遣回到自己家乡湖南开辟新的工作阵地。为了争得公开活动的机会，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和湖南地下党多方活动，在长沙筹建了文教界的统战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或“文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如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杨荣国同时是两个组织的理事或候补理事，杨荣国、曹伯韩等进步文史工作者负责文抗会会刊《抗战文化》，而翦伯赞是文协分会会刊《中苏》半月刊的主编，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则为编委。 史学工作者依托文抗会和中苏文协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中苏》半月刊等刊物。尤其是《中苏》，作为综合性刊物，每期销售约三四千份，撰稿人多为文化名家。《中苏》存在时间也较长，是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仅有的存续到长沙大火后的刊物。[3]二是创办战时常识训练班、战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抗战训练班曾请来徐特立、熊雄、翦伯赞、吕振羽、薛暮桥、沈友谷（胡绳）、易君左、廖伯华、杨东尊等为学生讲课，如吕振羽讲授的是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等课程。[4]1938年9月，在文抗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下，旨在培训抗战干部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邵阳成立，设有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现代哲学思潮等课程。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文史学家吴剑丰、李仲融、曹伯韩、吴季甄等分任各课。课程讲义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红色出版物编写。[5]三是利用学校教职传播唯物史观。1937年秋翦伯赞到长沙不久，便被应聘为民国大学教授，主讲历史哲学、苏联研究等课程，此时正值他的《历史哲学》刚刚完成初稿，便借着教学机会检验、修改了自己的学术成果。[6]学校迁到溆浦后，翦伯赞又于1939年3月再次到此任教，讲授历史哲学和中国经济史，与谭丕谟、张天翼等党员教授一起，开辟了新的教学阵地。 1939年以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离开湖南，向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疏散。尤其是在重庆，新来旧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形成一个庞大阵营，汇集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华岗、邓初民、吴泽、赵纪彬、胡绳、杨荣国等众多史学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这个史学家群体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苏文化协会、新史学会等组织机构为阵地，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在这些组织机构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文工会以郭沫若为主任，杜国庠、翦伯赞是专任委员，邓初民、侯外庐、吕振羽等则是兼任委员；在中苏文协，郭沫若为研究委员会主任，侯外庐、翦伯赞为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兼会刊《中苏文化》的主编、副主编；新史学会成立于1942年，侯外庐、杜国庠是重要组织者。[7] 利用这些公开身份，在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泛活动，先是创办了《中苏文化》、《中原》等刊物，举办了训练班和夜校。其次是组织学术讨论会。据侯外庐回忆，这一时期，南方局为帮助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特地组织读书会开展学习和交流。他所在的小组，每两周举行会议一次，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王寅生等。[8]再次是开展学术讲座、演讲会等。如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很有号召力，请来的均系社会名流，像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等都颇受欢迎，开讲时常常座无虚席。[9]1942年1月，翦伯赞被请到文工会作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实际讲的是“唯物史观”）、“中国人种之起源”、“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影响颇大，来听讲的姚篷子翘起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10]中苏文协的讲座也颇受欢迎，凡讲学，翦伯赞等学者必在邀请之列。此外，史学家们也进入学校任教。如翦伯赞就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先后两次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讲授中国通史，而吕振羽1939年刚到重庆就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邓初民则一直在朝阳学院授课。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还受邀给国民党军政要人授过课，翦伯赞1940年前后给冯玉祥讲过中国历史，李达1939年1-8月间应冯玉祥之邀来渝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正如侯外庐所说：“由于在抗战最艰难阶段的重庆，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乃至一批国民党爱国人士中学习气氛很浓，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个都有用武之地。”[11] 抗战时期昆明虽然集中了众多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迟迟未能建立。1943年10月，华岗被南方局派到云南，化名林少侯进入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是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华岗与前已到此的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楚图南、尚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冯素陶等诸多文史工作者。为了掩护研究会的活动，次年春又在研究会会址——唐继尧旧公馆唐家花园挂牌成立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负责，吸收联大学生丁名楠等人做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印刷进步刊物。[12] 史学家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一是举行学术聚会。学者们两周一次轮流作政治和学术报告，持续近两年。学术讨论一般由教授们根据自己的专长设定核心议题，先作单人报告，大家再根据报告内容进行交流。专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结合，力求明辨是非。据尚钺回忆，座谈会起初漫谈世界政治形势，搞政治的人发言较多。后来分题做学术报告，罗隆基讲欧洲民主（美国），一个月后华岗又讲苏联的民主，彼此间似乎针锋相对。[13]二是注重利用讲堂和讲演等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会者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在课堂上，不但华、楚等人注重讲授唯物史观，吴晗、闻一多等人的教学内容也逐渐发生着转变。1945年前后吴晗讲明史课，开始痛斥明王朝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的冲击；给学生开列的中国通史参考书目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进步史学家的著作；就是集会演讲，“人民”也成了他口中的惯用的词汇，如在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他说：“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14] 二、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组织和领导 1、中共领导史学家们开展统战工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的形成与中共领导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国共合作实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从其建立过程看，或者是中共秘密党员利用公开身份联络国民党中、上层人物并征得其支持而成立，譬如文抗会和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是作为秘密党员的翦伯赞征得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立法委员张西曼以及湖南省议长赵恒惕、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支持而成立；或者是对国民党原有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而使其能够贯彻中共意志，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不用说，中苏文协则是在孙科的倡导下成立的，在王昆仑、侯外庐、翦伯赞加入后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阵地；或者是在中共的倡议下由民盟、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或团体出面组织成立，如西南文化研究会就是华岗倡议，由民盟云南支部的周新民、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组织成立的。 尽管这些组织成立的过程不尽相同，但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来为学术活动开辟政治空间这点上却是一样的。湖南文抗的创立利用了赖莲为首的省党部CC派（组织派）与何键为首的地方派及复兴社派的矛盾，通过联合地方派，争取复兴社，孤立CC派寻得政治空间。[15]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则是趁张治中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地方派失势、组织派不敢过于嚣张之机成立。[16]第三厅和文工会则利用了蒋介石拉拢文化人的心理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势力的矛盾，派华岗对龙云开展统战工作而建立的。 争得政治空间只是开始，接下来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统战组织。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往往成为人们借助的对象，这样，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学缘、血缘、地缘、业缘等多种关系网都被调动起来。中共在抗战初期之所以在湖南集中众多本地学术文化工作者，是因为本地学者熟悉环境，人缘深广，便于开展工作，“文抗”在众多市、县的分会，以及塘田战时讲学院等抗战训练班的建立便是明证。同样，重庆第三厅和中苏文协能加入众多的左翼史学工作者，与郭沫若、王昆仑等忠诚于中共的学者的努力有关。而吕振羽能进复旦大学，华岗、尚钺能进云南大学，孙寒冰、楚图南等的引介起了重要作用。 从统战对象看，这些组织机构联合了非党派和民主党派史学家，如塘田战时讲学院对吴剑丰、吴季甄，新史学会对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西南文化研究会对吴晗、闻一多等的联合都是如此。而从统战动力看，中共秘密党员在统战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面对高压的政治环境，中共适时提出党员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也就成了组织授命的地下活动集群，他们曾在相关组织内部根据需要成立党组，如《中苏》半月刊的党支部由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等编委组成[17]；塘田战时讲学院内则成立了以杨卓然为书记的党支部，以及以吕振羽为组长的党的三人小组，处理学院的一切重要问题，两者都直属省委领导[18]；第三厅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键等组成的党的秘密小组；厅内基层中共党员里建立了冯乃超为书记的秘密特别支部。[19]中苏文协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秘密党员则受当地党组的直接指导。 2、中共领导史学家们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活动一旦展开并趋活跃，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便开始激化。湖南文抗会自成立初起，CC派的势力就一直在渗透，左右两派斗争的结果是文抗会逐渐被CC系控制。[20]塘田战时讲学院也是，国民党派人扮作学生散布学院为南方抗大，即将查封的言论，拉拢学生到校外游荡、偷窃，损毁学校形象，学院党组为此发动了反谣言斗争。[21]重庆的第三厅作为政府机构经常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先后三次逼第三厅全体员工加入国民党，前两次企图没有得逞，最后一次则免去了郭沫若厅长职务，由蒋介石亲下手谕强迫入党，结果酿成第三厅全员辞职风潮。[22]《中苏文化》也经历了与文协秘书主任洪舫的斗争。[23]西南文化研究会也常会为避免特务盯梢而转移开会地点。[24] 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并非都十分顺利，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往往会恶化学者们的工作环境。1939年3月，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两个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到阮陵视察，严厉管制中苏文协分会和《中苏》半月刊，翦伯赞、谭丕模等被迫先后转移至溆浦民国大学。[25]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在新任省政府主席薛岳的压力下被迫关闭，吕振羽等几度奔波也无济于事。而从这年秋到1940年初，作为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应对，原先集聚在湖南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被疏散至桂林、重庆等城市。1940年8月第三厅的解散则发生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这次反共高潮的到来也迫使南方局疏散了大批聚集在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吕振羽就是在这时去到苏北。1945年2-4月间，国共围绕民主、和平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文工会因为组织发表“民主宣言”而被解散。[26]云南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因为龙云的下台，蒋介石势力渗透加剧，不得不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即停止活动。 多数情况下，斗争的形势都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真正影响这些史学阵地存亡的在于国土沦陷或相关倚靠势力的下台而造成的政治空间压缩。如果说长沙这个史学阵地的失去是因为日军的逼近，邵阳、阮陵、溆浦、重庆、昆明等阵地的失去则是国民党反共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虽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活跃，但这也迫使他们转向学校和书斋，反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杨荣国1939年离开湖南后，来到桂林开始古代唯物论研究。尚钺在1939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中来到昆明，集中精力进行古代文献和文字学研究。郭、翦、侯、吕、邓、杜等学者们此前在党的领导下专注于社会活动及撰写时评，占去了大量精力，1941年以后专攻学术，写就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 3、中共对史学家们进行学术上的指导 中共对史学家们的学术指导更多地是原则性的。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一些党员在策略运用上不够成熟，有时显得过于激进，容易将本应团结的对象看作敌人，把本无敌意的学术争论看作存在某种政治意图。这时候，周恩来等人善于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上把握平衡，引导史学家们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与主要对手作斗争。如周恩来强调学术批判要分主次，主要矛头应对准国民党反动派。[27]“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会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周恩来同志通过参加读书会，把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和思想脉搏，从而能够及时地给我们作一些原则的指导。”[28] 不仅仅是原则指导，学者的治学方向有时也会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如侯外庐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准备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结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转而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29]另外，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也会秉着平等的态度参与探讨。比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徐特立就曾给予审阅指导。而郭沫若在写作《棠棣之花》时，周恩来曾就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见；对于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他也提出了关于“德政”和“刑政”的不同看法，并指出：“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30] 学术指导方针曾发生过转变。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统战政策强调联合，其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快速、有效、广泛的成立（如湖南各地的文抗分会），以及在文化运动中强调抗战文化。但1939年国民党开始反共摩擦后，中共提出“坚持进步”的口号，文化工作转而强调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并重，对国民党的投降、倒退言论进行斗争，坚持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化”。1940年周恩来谈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合法斗争策略时指出：国民党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企图束缚我们的手脚，但我们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进行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31]周的这种想法是以上转变的突出表现。事实上，每次反共高潮都在提升着组织活动的进步性，如湖南的“文抗”和“文协分会”以宣传抗战文化为文化工作的首要内容，第三厅在进步文化的宣传上则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文化工作委员会对进步文化的宣传已被史学家们视为理所当然，西南文化研究会则已完全是进步教授们的天堂了。 学术指导方针的转变影响了史学家的学术和政治认知。西南文化研究会持续两年，活动内容从学术研究逐渐向政治讨论转向，后期着重分析国内外形势，研习毛泽东著作，实际上成为当时昆明学术界统战工作的一个核心阵地。[32]华岗在会上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成就，教授们则讨论有关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问题。这逐渐促进了吴晗等人思想的转变，吴晗曾回忆：“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33]闻一多也是如此，他曾极用功地读过《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并于1944年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34]闻立雕回忆父亲闻一多，也慨叹：“著名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主要已不是《诗经》、《楚辞》、《庄子》之类的古书，而是一些陌生的政治性的书报杂志，写的文章也不是《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之类的学术文章，而是政论、杂文、宣言、通电等。”[35] 4、中共给予史学家们生活上的扶持 除了思想引导，中共还对经济上面临困难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扶持。抗战时代，“凡是没有国民党当局作后台的学者和文化人，生活一概窘迫难堪。”[36]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对，但确实道出了许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窘境。对此，中共也会适时给予照顾，比如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因为孩子众多，负担很重，党组织为纾其困，特地成立了群益出版社出版其著作。又如董必武一听说侯外庐研究章太炎思想却买不起也借不到章太炎遗书的情况，马上让徐冰送钱给侯作买书之用。[37]吕振羽在复旦大学每周教几个钟点课，薪金微薄，有时一日三餐只能吃红薯，这种情况下组织经常会给予资助（尽管吕振羽曾多次拒绝）。[38]除了生活资助外，组织还会资助远行的路费。如1941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路费有困难的，由组织筹划给予帮助，吕振羽去苏北的费用就是组织解决的。[39] 无疑，郭、吕等人尽管生活艰难，但终究还有组织的关怀，那些名望不如他们或缺乏组织依靠的史学家生活则更显艰难。然而由于中共内部领导人员的处事作风不同，对史学家经济状况的关心也存在差别。对于一些领导人而言，革命就应当是牺牲和奉献，不应讲条件。李达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1939年两度失业，1941年以后甚至一直失业家居。1939年夏秋之际，当周恩来通过吕振羽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时，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但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南方局领导却回道：“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40]这与周恩来的处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周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表示：“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41]李达的延安之行终究未能如愿。这年冬初，周恩来托曹瑛去看望李达并给予经济上的关怀，还多次邀请他给办事处工作人员讲唯物辩证法。[42]华岗在这段时间里也面临相似的处境，他在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因看不惯王明做派而与其发生冲突，结果在1939年8月被以“违抗领导”罪名撤销职务，不得不避居重庆乡下租房专门写书，靠稿费生活。[43]其间还身患重病，这种状态持续到1941年被周恩来重新起用之时，生活之艰难竭蹶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来自组织的照顾往往能温暖人心。吴晗在这时也因为收入下降、家庭负担沉重而面临着卖书、辞退家政的窘境，尤其是其夫人袁震重病在身，药费不菲，无力担负。1943年仓促草成《从僧钵到皇权》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国仇家恨使得他牢骚满腹。恰在此时，来自中共的经济的、精神的关怀令他感动，中共党员周新民、李文宜夫妇见吴晗承担的医疗费太重，就请李公朴找了位当大夫的朋友给袁震免费看病，减轻了吴晗的经济负担。[44]这种无声的关怀无疑是推动吴晗思想进步的重要助力。 当然，组织的生活扶持并不仅仅就是经济关怀，更多的还在于同志之间的相互照拂，日常生活中的嘘寒问暖、急难相助往往比经济支持更能打动人心。可以说，来自中共的生活扶持和思想引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有力后盾。 三、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活动 1、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创作的开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一旦在国统区集聚和发声，与其他流派的观点激突便在所难免，对将学术看作战斗武器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怎样理解形势、区分敌我以确定斗争的基调便显得尤其重要，所以，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动态的分析也就成为学者讨论时绕不开的话题。在南方局组织的读书会中，学者们多倾向把冯友兰、贺麟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视作对立面，一碰头就研究他们的新文章，分析其政治动向；雷海宗主编的《战国策》说了些对中共“态度不友好”的话，孙晓邨主持的《中国农村》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战的话，也都先后受到章汉夫、许涤新等的批判。而理论工作者把这些事视为理所当然。[45]又如在溆浦民国大学，翦伯赞、谭丕模、张天翼等进步教授很快形成一个阵营，与当时被视作托派分子的王宜昌、刘敏形成的另一阵营尖锐对立，但因为进步教授讲课受学生欢迎，王宜昌、刘敏便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处罚学生，结果激起民愤，王宜昌被迫离校，刘敏也装病避事。[46]在昆明，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初期也曾围绕入会资格展开争论，焦点集中在闻一多身上。当时党内一些人对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偏见，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经史楚辞研究，难以共事。[47]争论最后在周恩来的介入下才得以解决，这也凸显了争论的激烈。 无论学术阵线如何分明，史学阵地的争夺终究要靠史学作品来较量高下，这样，学术创作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事实上，这个时期集聚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写就了大量史学作品。吕振羽在塘田战时讲学院编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在校内发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经修改后在1938年出版。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1941年开始加深研究、全力著述，使得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名作在短时间内涌现，有代表性的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单篇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在昆明，史学家们的著述也不少，如尚钺的《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闻一多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等。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也常被整理发表，如吴晗的《说士》、《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闻一多的《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兽，人，鬼》等都是如此，这些文章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进步气息，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如此，譬如闻一多有关“说儒”的报告就比公开发表的文章尖锐得多。[48] 史学家们在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外，还开展时政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写时评是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写历史剧是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国统区受压制的结果，也是南方局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个人专政计划的一部分。吕振羽在湖南时就中断了历史学研究，集中精力撰写政论时评，在《力报》等刊物上发文三十多篇。[49] 翦伯赞在1937年至1939年公开发表的著作中，绝大多数是政论时评，直到1940年4月以后，其史学文章的数量才超过时评文章。[50]历史剧上，以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典型，前者在其五十岁前后，一口气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等六部历史剧，后者从1940年开始写出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剧作。 2、学术观点的互动与歧异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为信仰相同，分析工具相近，讨论时往往能形成互动，找到知音。侯外庐与杜国庠的交谊就是如此，杜在重庆时代被侯称为“最堪称知己的朋友”，因为两人个性相合，严谨而谦恭，更重要的是学术观点还完全一致，对先秦到近代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十分相近。如两人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的过渡期是唐中期；柳宗元是有唐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最典型代表。[51]这种学术观点的互动带来了求同心理，在造成学术共鸣、形成学术流别的同时，也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庆时代，当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思想家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的论点时，有反对者，也有像杜国庠、杨荣国、赵纪彬、陈家康那样的支持者，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分裂的表现，而恰恰是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明证，说明同一阵营的不同观点在相互切磋中走向深入。另外，史学家们在新作完成后的相互参阅，相互撰写书评、剧评等都是学术互动的有效方式，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屈原》等作品就曾在聚会时朗诵并提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52]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内部也会存在分歧，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便是典型例证。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在讨论中把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不相符的杂音辨别出来。赵纪彬与吕振羽的争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两人虽存在“两周奴隶论”和“西周封建论”的不同学术观点，但吕振羽作为前辈，不敢强加于人。而对于赵纪彬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采纳日本史家秋泽修二观点的做法却始终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因为鼓吹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来为日本入侵作辩护，在当时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是非问题”，属于侵略理论。吕振羽为提醒赵勿受蒙蔽，多次找赵恳谈，赵纪彬接受了吕振羽的意见，承认过去对于秋泽修二的用心未能看穿。[53]相似地，一些问题即便确定是学术问题，也会因其争论所带来政治影响而被看成“不和谐”因素。1942年侯外庐和郭沫若关于屈原问题的争论本属学术问题，但因为发表的场所是《新华日报》，发表的时机是南方局为打破皖南事变后沉闷局面而举行的郭沫若五十诞辰庆祝活动结束之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影响，以至于《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乔冠华对侯表示：“不要辩下去啦，国民党在拍手呢。”这样，侯外庐的第二篇文章只发表了一部分便草草收场，郭沫若还曾为此发过火，而侯外庐也承认自己的做法“很不合时宜”。[54]这场辩论虽然激烈，但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学术问题，没有突破政治是非的界限。 3、历史资料的共享、学术人才的培养 抗战时期，众多史学家颠沛流离，珍藏的书籍资料往往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史籍的共享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来说尤为重要。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曾设图书阅览室方便理论研究和学习。史学家搜集史料时还会得到革命者的帮助，如侯外庐研究所需的大量史籍，就是通过在重庆北碚中山图书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叶文雄设法弄到的。叶甚至背上二、三十公里送至侯家，无论严冬、酷暑总是有求必应，及时送到。[55]正是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情谊为处在艰苦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史学工作者之间也存在史料的共享。1942年7月，郭沫若正在写一个描述南宋名将余玠、张钰钓鱼城抗击蒙古军的剧本，需要《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于是给翦伯赞写信求助，翦收信后，很快便将《宋史》托人送去。[56]同样，对于翦伯赞向自己来信求助《历代疆域图》，郭沫若虽然没有，但也推荐翦向陶行知借阅。[57]而当侯外庐因研究古代社会史缺乏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材料而向郭沫若求援时，郭明知两人观点有歧异，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著作中对侯外庐最有助益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借予侯，侯对这种襟怀和气度很是感佩，称自己能在半年内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很大程度上有赖郭老的这一支援。[58]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聚集也为培养新一辈的学人提供了条件。杜国庠、郭沫若对尚钺的提携就是一例。1938年底，南方局准备挑选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基础、搞过实际工作的人从事理论研究，杜国庠找到尚钺，希望他专攻历史，尚钺对此缺乏信心，杜则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之，从而点燃了尚钺“心中的矿灯”。而当尚钺立志研究古文字学，虚心向郭沫若求教、借书时，得到郭的大力支持。尚钺疏散去云南，郭沫若又将他引介给文字学家唐兰，从而将尚钺引入历史研究的殿堂。[59]吕振羽对吴泽的指导又是一例。吴泽是吕振羽在中国大学的学生，两人重庆相聚，经常切磋学术。吕振羽准备写中国通史，提示吴泽：你写一部中国社会简史，按社会形态写，我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依朝代写，同时出版。这样，吕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吴著《中国历史简编》双双出炉。[60]吕离开重庆时，还举荐吴泽代任复旦大学教职。再如，翦伯赞对田余庆走上史学道路也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其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田余庆流亡到重庆，听到翦伯赞的学术讲演，精神上产生巨大震动，他回忆道：“就是在重庆的那一年，我放弃学医，转学历史。伯赞同志和其他先辈的讲演对我的启迪，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历史学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来自伯赞同志和当时在重庆的其他先辈”。[61] 4、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出版 在当时的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活动遍布政界、教育、报刊、出版等多领域，属于中共活动网络的一部分，这张网有着从写作到出版的整个行业链条，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创作、传播都能得到保障。就刊物来说，黎澍、谭丕模主持的《观察日报》，侯外庐、翦伯赞主持的《中苏文化》，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郭沫若创办的《中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传播阵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集聚增强了这些刊物的学术性，也为刊物的创办带来了众多人才和读者群。同时，他们研究成果的发表又因为这种集聚而获得了更多便利。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论文的发表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通过自办的刊物发表，二是通过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创办的刊物发表，三是通过主流学界中的纯学术性刊物发表。史学家之间常常会相互约稿，翦伯赞给欧阳敏讷写信，吐露自己“满身的文债”——《时事类编》、《持久战》、《中苏》、《国民公论》、《中国农村》、《文化动员》都在催稿。[62]该信写于1939年，翦伯赞在这年里发表的作品20篇，仅《中苏》半月刊就有15篇，《文化动员》3篇，《力报》（欧阳敏讷负责）1篇，《中苏文化》1篇。而当翦伯赞到重庆后，主要史学论文多发表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群众》、《中原》等刊物上。[63]这些刊物除了《时事类编》，基本都是中共党员实际掌握编辑方向或得到组织支持的报刊、杂志，这明显体现出翦伯赞的投稿倾向。当然，翦所予投稿的刊物，非中共背景的也是有的，如《时事类编》就是国民党立法院主持的，《中华论坛》更像是民主党派的刊物，《中山文化季刊》则更具学术性，尽管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这种报纸、杂志的繁荣景象为翦伯赞这样有声望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成果发表的众多平台，难怪翦伯赞连呼文债众多，难以还清了。 至于学术论著，一部分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文抗会当时就准备出一套《抗战小丛书》，抗战理论方面和民众革命史方面由吕振羽撰稿、哲学方面由徐特立撰稿、战时经济方面由薛暮桥撰稿、最近政治思潮方面由谭丕模撰稿。[64]一部分则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如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在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出版机构如生活、读书、新知、群益等，很多都是中共影响下的进步书店或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出版的重要渠道。 四、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客观上，随着国土沦陷，原先散布在大江南北的知识分子逐渐向西南少数城市集中；主观上，中共对进步学者们的组织使得他们的集聚变得有序，从而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而在其他抗战文化中心，如香港和桂林，史学家的集聚和组织活动不明显，前者集聚时间过于短暂，后者则更多的是抗战文艺团体的集聚。抗战结束后，史学家们从集聚地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创立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同时，也带去了革命火种，吴晗回到北平后，就曾协助大批的青年才俊奔向解放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共的组织和领导。各地中共党组织对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政治和理论的指导，而对他们的学术旨趣、个性、见解给予尊重，并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学术和生活创造条件。或许国统区的史学家群体没有延安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安定、自足的生活条件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但他们也不用为各种政治运动所累，与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与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他们还通过学术资料的共享掌握了丰富的史料，通过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研究的队伍，通过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其作品的社会影响。而延安史家们恰恰在学术交流机会、史籍丰富程度、研究梯队数量、作品出版渠道等方面略逊一筹。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革命者和学问家的双重身份。作为革命者，他们理当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政治追求而奋斗，为此，服从组织安排，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是他们的一部分使命，乃至学术研究本身都是他们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学问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个性，为此，他们也会为了真理而执着勇进，哪怕有时会被同行所误解。对于他们来说，学术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就容易得出以今人的标准裁量过去的非历史主义偏见。中共党组织与学者们的良性互动使得马克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产生了学术上的规模效应，而这种规模效应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如侯外庐所言：“在重庆那种白色恐怖和贫困之中，我能不断贡献出研究成果，若没有集体的帮助和鼓励，是决难实现的。”[65] 参考文献： [1]有关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众多，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罗梅君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王学典、陈峰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于文善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著作，黄静的《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孙旭红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的传播》（《抗战史料研究》2013年第2期）等论文，都具有代表性，对本文写作富有参考价值。 [2]其他地方如桂林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院有杨东莼、张健甫、姜君辰等史学家，成都的唯民社则汇聚了邓初民、沈志远、马哲民、杨伯恺等左翼文史工作者，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据点，虽然不像上述地域在一段时间集聚了众多史学家并进行过明显的组织性的史学活动，但都在相应的地域内传播了唯物史观。 [3]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4]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5]邓晏如：《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始末》，湖南省文史馆组编：《湖湘文史丛谈》第2集，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6]张传玺：《翦伯赞传》，第64页。 [7]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3页。 [8]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1~122页。 [9]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 [10]《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8期。 [11]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38页。 [12] 这里的“西南文献研究室”区别于1942年7月云南大学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后者为呈报国民政府批准的公开史学机构，由方国瑜担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时撤销。 [13]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页。 [14]王宏志：《吴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6页。 [15]张传玺：《翦伯赞传》，第50页。 [16]张传玺：《翦伯赞传》，第52页。 [17]张传玺：《翦伯赞传》，第53页。 [18]江明：《回忆塘田战时讲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祁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邵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版，第18~19页。 [19]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20]张传玺：《翦伯赞传》，第51页。 [21]江明：《回忆塘田战时讲学院》，第22页。 [22]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259~261页。 [23]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5~96页。 [24]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25]张传玺：《翦伯赞传》，第68页。 [26]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304~306页。 [27]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3页。 [28]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2页。 [29]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18页。 [30]周恩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209，216页。 [31]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267页。 [32]黄圣伦：《党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基层组织的奋斗历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33]吴晗：《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日，第8版。 [34]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35]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第211~212页。 [36]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7页。 [37]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0页。 [38]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98~99页。 [39]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103页。 [40]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41]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42]宋镜明：《李达年表（1890~1966）》，《宋镜明自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43]徐畅：《战士品行，学者风范——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44]王宏志：《吴晗》，第42、55页。 [45]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2~123页。 [46]张传玺：《翦伯赞传》，第68~69页。 [47]楚图南：《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文史哲》1980年第4期。 [48]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21页。 [49]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88页。 [50]杨济安编辑，张传玺订补：《翦伯赞著述目录订补》，翦伯赞：《翦伯赞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407页。 [51]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31页。 [52]《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29页。 [53]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101页。 [54]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32~136页。 [55]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0页。 [56]《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四、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57]《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58]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9页。 [59]尚钺：《经历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尚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6。 [60]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页。 [61]田余庆：《坚持真理，无畏无私——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36~37页。 [62]《翦伯赞致欧阳敏讷的十三封信》，《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2期。 [63]杨济安编辑，张传玺订补：《翦伯赞著述目录订补》，第396~407页。 [64]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第100页。 [65]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