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红郝苏民]洮岷花儿歌手文化生态调查报告——基于124名歌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58 中国民俗学网 刘永红 郝苏民 参加讨论
五、歌手与花儿习得 花儿歌手的习得指花儿歌手学习花儿的问题。我们关注的花儿歌手的习得因素包括习得的年龄、习得方式、习得语境、习得所受到的影响等问题。在此依次根据调查结果分析。 4256.jpg) (一)花儿歌手的习得年龄 花儿作为洮岷地区的一种口头传统，其习得并不与传统学校教育一致。花儿歌手习得花儿往往是从小在生活和生产劳动的语境中。他们习得花儿的年龄，根据统计结果分为三个区间，10岁以前学习花儿的歌手有21位，10~20岁这一年龄区间有102位歌手，在20~30岁区间学习花儿的歌手只有1位。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花儿歌手普遍在20岁以前完成了花儿的学习。浸染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花儿歌手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花儿的文化，从学习花儿编创、演唱，领悟到花儿的真谛，参加花儿会对唱，参加各种花儿赛事，一步步成长起来。 (二)花儿歌手的习得方式 在访谈中发现，洮岷花儿歌手往往以自学为主，绝少拜师学习。歌手从小生活在花儿文化的语境中，受到身边亲属、庄邻、朋友的影响，自发地学习花儿。在访谈中没有发现歌手被要求学习花儿的个案，也就是说学习花儿完全是自发、自觉的。这种学习的出发点就是受花儿文化的熏陶，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一部分花儿歌手特别是10岁以前学习花儿的歌手，起初学习花儿都是模仿大人的演唱，长而久之，就掌握了花儿的演唱。一部分花儿歌手因为年龄小，学习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受到大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习得了花儿。当然在成为一名花儿歌手后，在花儿会或花儿赛事的语境中，歌手互相学习花儿的创作、演唱本领，对唱技巧就成为必然。特别在花儿会的语境中，对于一位本领高超的花儿歌手从羡慕、钦佩到学习的过程就成为常态。即使在这种常态下，花儿歌手拜师学习的情况也不常见。不过也有个例外，例如著名花儿歌手、“花儿王”张正文就曾拜当时已经80岁的花儿歌手包玉玺为老师学习花儿。出乎我们预设的是，洮岷地区绝大多数花儿歌手成长的过程都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很少有中国传统社会中师徒相传的情况。 (三)花儿歌手的习得语境 与河湟花儿相似，洮岷花儿的演唱有很多禁忌，譬如说在家里不能演唱，在村落里不能演唱，在亲属、长辈前不能演唱。至今在当地文化中，特别是传统爱情花儿，在演唱时有诸多禁忌。我们从当地花儿的一些别名中可见一斑，例如“害花儿”“失教花儿”“酸花儿”“下流花儿”“骚花儿”“野花儿”“全黄花儿”“半黄花儿”等。一方面当地有非常浓郁的花儿文化，一方面花儿却有着如此多的负面别名，这种矛盾现象，在民歌中可能仅此一例。在花儿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地方政府每年都举行大大小小的赛事，努力发扬推广花儿文化，但在调查中发现，就是一些在当地已经声名鹊起的花儿歌手，在访谈时要求其在家里唱花儿，就感到很为难，怕被别人诟言。在花儿的这种禁忌文化背后，花儿歌手的演唱语境，一般都是户外生产活动的场所，在山坡放牧，山林采樵，水上放筏，商贩旅途，田野劳作———种麦子、挖茬子(药材种苗)、挖药材、薅草、收割等劳动中唱花儿。在调查中没有发现在家学习花儿的个案，即使受到直系亲属的影响习得花儿的歌手，也没有在家学习花儿的情况。 (四)花儿歌手习得的影响人 花儿歌手在自小习得花儿的过程中，会受到身边的一位或几位歌手的影响。因为受到花儿禁忌的影响，部分花儿歌手不愿提及在他们习得过程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人，因此此项统计数据样本不足。根据获得的调查资料，花儿歌手所提到的受到熏陶与影响的人中，直系亲属占绝对的比例。受到较大影响的人中，依次为母亲(8例)、父亲(6例)、奶奶(5例)、舅舅(4例)、爷爷(4例)、姐姐(4例)、哥哥(4例)，还有伯父、外公、外婆等，被调查歌手很少提及其他人对其习得的影响。这说明花儿歌手的习得，受到直系亲属的影响较大。一个家庭的文化环境、对花儿的爱好会通过生活和劳动的场域传承给一位新成长的歌手。歌手的家庭文化熏陶是花儿歌手成长的重要因素。 六、歌手与花儿会 花儿会是歌手成长的舞台，也是花儿生存的重要文化空间。洮岷花儿会遍及临洮、岷县、康乐、漳县、渭源、临潭、卓尼等地区。据郝苏民先生统计，洮岷花儿会有53个之多。花儿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呈现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特点。洮岷地区的花儿会大多在农历五月至七月农闲时举行，例外的情况有甘肃临潭八角庵的花儿会、岷县维新红莲寺花儿会和临潭遍都庵花儿会，分别在正月十五、正月十三和二月初二举行，并且会期都比较短。花儿会与当地农业作息时间适应，是农民按照自己的生产与生活的规律而举行的民俗活动。同时花儿会和民间节日相互契合，在一些地区，花儿会已经成为民众自己的民俗节日。花儿会为歌手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大多数花儿歌手对参加花儿会都很重视，每年都要定期参加几个或十多个花儿会。当地花儿歌手称参加花儿会为“撵花儿会”。在访谈中，提及参加过花儿会的歌手有112位，占所有被调查歌手的90.3%。大多数歌手凡有空闲时间，都要去花儿会场。没参加过花儿会的仅有12位，占被调查歌手的9.7%。 花儿会是花儿传承的文化空间，歌手是花儿会的主角。一代代花儿歌手在花儿会上传唱、享用、传承花儿，正是在此广阔的文化时空中，孕育出了一批批的歌手。花儿会为歌手和民众欣赏、编创、表演、传承花儿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舞台和文化空间，为花儿进一步繁荣扩布和不同风格花儿的交流提供了土壤，因此花儿会是花儿展演和传承的重要场所。许多花儿歌手经过大大小小几十场花儿会的洗礼，才成为一名为当地民众所熟知、所认可的歌手。花儿会造就了一代代花儿歌手和传承人。 通过对洮岷地区花儿流传中心区域124名歌手的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洮岷花儿歌手中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女性是花儿传承的重要群体，也是花儿传承的主要角色。花儿歌手的年龄区间呈现的特点是30岁以下的歌手缺失，40~50岁年龄区间的歌手占比最高，是主要的传承群体；50~60岁歌手人数少，演唱能力弱；60岁以上年龄的老歌手经验丰富，知识储备充足，是传承的重要一环。30岁以下年龄段歌手缺失的现状，是洮岷花儿生命周期传承中缺失的一环，由此形成花儿传承的负功能———花儿传承出现可能的危机。花儿歌手大多数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不识文字或粗识文字的歌手占很高比例，但这些歌手具备了花儿编创、演唱和传承的基本要素，掌握了程式运用等多种花儿即兴创作的手段，花儿歌手的受教育程度与传承并无直接关系。绝大多数花儿歌手习得花儿的时间在20岁以前。歌手习得花儿的语境是劳动和生活场域，传承语境与农耕社会传统的生计语境相关。歌手在花儿习得的过程中受到直系亲属的影响最大，但花儿的学习是歌手自觉的，并没有其他口头传统中常见的师承关系，体现了花儿学习与传承的特色。洮岷地区的文化语境与花儿禁忌给花儿歌手较大的社会压力、文化压力和负面影响，并引起歌手在社会和家庭中的文化冲突。时至今日，作为已经进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口头传统的传承人，花儿歌手的社会地位、文化角色和艺术能力并没有得到其他群体的普遍认同。只有花儿会这一特殊的文化机制，为花儿歌手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舞台和传承空间。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