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虎：改革开放以来北洋军阀史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35 《团结报》2019年1月17日第 newdu 参加讨论
北洋军阀史（1912-1928），从广义上来说，是指袁世凯、皖系、直系、奉系和西南各派军阀及其他各地军阀时期中国的历史。这段历史上接清朝，下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大陆学界的北洋军阀史研究显得有些冷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来，学术研究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才有了较大的改观。 军阀派系研究 从通史性著作看，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是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北洋军阀兴起、发展、纷争和覆灭的通史性著作。（加）陈志让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美）齐锡生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从新的角度和架构对北洋军阀史进行了论述。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民国初建（1912-1923）》及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李新总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卷至第六卷等一般通史都对北洋军阀史做了概述。此外，来新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5册、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6卷、天津历史博物馆编的《北洋军阀史料》（33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与《北洋政府档案》（196册），为该领域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 各派军阀及主要人物的历史是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础。在70年代以前，袁世凯基本上与“专制暴君”“卖国贼”“反动政客”等标签联系在一起；80年代以后，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宜杰的《袁世凯评传》、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专著才较为全面、系统地对袁世凯进行介绍。关于皖系军阀，其主要组成为军事将领、安福系官僚政客和新交通系。黄征等人编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皖系北洋人物》，莫建来的《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唐德刚的《段祺瑞政权》等著作对皖系的情况有较详细的论述。关于直系军阀的出现，丁长清在《1917-1918年的冯段之争并非直皖之争》中指出，直、皖分庭抗礼实际始于曹锟、吴佩孚时代，而不是北洋军阀内部力量组合的直皖战争。公孙訇的《直系军阀始末》，郑志廷、张秋山的《直系军阀史略》等著作对直系军阀整体情况做了介绍。关于奉系军阀，起初并不属于北洋系，后来与北洋军阀合流，并通过与皖系、直系军阀的战争得以进据中央政权。王鸿宾主编的《张作霖和奉系军阀》，胡玉海主编的《奉系军阀全书》，胡玉海、里蓉主编的《奉系军阀大事记》等著作对奉系军阀的历史做了体系化的论述。除此之外，西南军阀是当时派系最复杂，对全国影响最大的地方势力，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江上苇的《近代史上的西南军阀》，贵州军阀史研究会编的《贵州军阀史》，肖波、马宣伟的《四川军阀混战》，匡珊吉、杨光彦的《四川军阀史》等著作从整体或部分介绍了相关历史。谢本书指出，西南军阀首先是个“政治概念”，是相对于北洋或北方军阀而言的西南六省的地方军阀。段金生在《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中认为，西南军阀是政治区域化的产物，其地域范围伸缩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改革开放初期，北洋军阀史研究基本上是在“田园荒芜待人垦”的境地下进行的，因而，学者所关注的多是些相对宏观的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形成，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中指出，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是形成近代中国各派军阀及混战的原因。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中综合军事、社会思潮、列强侵华策略等因素对军阀的形成进行了分析。高海燕的《地方主义·军事主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孔凡义的《现代化、权威危机与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认为军事主义、地方主义的离心作用，以及传统君主体制面临的权威危机，促成了军阀政治的形成。邓正兵的《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与军阀政治的产生——兼向刘晓同志请教》认为，王统、道统、族统三维社会结构的裂变和衰败造成社会失序，给军人崛起提供了机会。此外，刘江船的《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从传统文化角度对军阀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关于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彭明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来新夏指出，北洋政权虽以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为主，但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也有资产阶级色彩。魏明的《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认为，北洋军阀具有资产阶级性。潘敏则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权性质再探讨》中提出，北洋政府是一种超越特定阶级利益的“波拿巴式政权”。 北洋政治与外交研究 北洋政府基本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所创制的民主共和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三大支柱的宪法、国会、总统与内阁在该时期仍在继续实验中。钱实甫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二册），徐矛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等著作从整体上对此时的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介绍。印红标在《临时政府北迁后的民主宪政实验》中认为，北洋政府以“假共和”为名，实则独裁、暴力、专制。经先静的《内阁、国会与实力派军阀——20世纪20年代罗文干案始末》通过具体事件折射出民初各种政治力量间纷纭复杂的斗争及民主共和政治的衰微。张玉龙的《新旧杂糅：民国初年政治制度现代化之检视》从政治权力博弈、民主政治精英与国民、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认为，军人强权政治得道势所必然并影响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走向。杨天宏对北洋时期研究论著颇多，其著作《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法政纠结：北洋时期“罗文干案”的告诉与审断》，使我们对该时期的政治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张淑娟的《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指出，《临时约法》被南北双方奉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打击政敌的工具，但双方实际的政治运转早已超出和偏离了《临时约法》的制约，结果双方均为宪法危机所困扰，导致和谈失败。民初政治既有转型期确立制度规范的特征，也呈现出派系、央地之间的复杂斗争面相。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王建华的《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熊秋良的《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会选举制度研究》，严泉的《靳云鹏与皖系北京政府时期的院会关系》等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初政治进行了研究。大量研究表明，北洋时期的政治并非论者过去千篇一律的“黑暗”“专制”，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面相。 北洋外交史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成果显著。过去，论者常笼而统之地称“军阀”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工具”等，这实际上与历史并不完全相符。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之《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马建标的《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侯中军的《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著作都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北洋政府基于国情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当然其中也不乏展现了军阀自私自利的一面。此外，大量的学术论文也对该时期的外交进行了探讨，例如，李兆祥的《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8）的外交立法述论》从外交立法角度探讨了北洋外交体制，认为其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王建朗的《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认为，北京政府在欧战期间的外交努力是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转向积极的一个重要标志。金光耀的《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陈雁的《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反映了北洋外交官们的个人努力及现实困境。另有学者就北洋政府时期的“修约”“废约”“关税自主”“国民外交”以及国别外交等进行了广泛考察，总体上展现了一副不同以往的北洋外交形象。 北洋军事与经济研究 北洋政府的兴衰与军事密不可分。学界对直、皖、奉军阀之间及各自内部的混战问题有较充分的研究，来新夏在《北洋时期的三次军阀战争》中对三次战争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关于直皖战争，王华斌的《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章伯锋的《直皖战争与日本》，莫建来的《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分别从人心向背和战略技术得失、日本因迫于英美压力而未公开支持皖系、奉系军阀居中挑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关于两次直奉战争，苏有全的《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从人心向背、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外交背景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他论者如李军、娄向哲、郁慕湛等，从直、奉军阀的内部矛盾、财政状况、内外客观形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展现了军阀战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军阀必然走向衰落。“北京政变”便是军阀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论者从首都革命说到武装政变说，再到直系内部权力斗争说，研究在一步步深入，张洪祥、杨琪的《冯玉祥与北京政变》一书做了整体概述。“北伐战争”是北洋军阀走向覆灭的标志，刘曼容的《国奉关系与北伐前夕中国政局》，韩信夫的《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杨天宏的《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罗志田的《“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等研究，将视角触及国共、苏俄因素等新兴势力上，显示北洋政权的覆灭是多种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北洋时期的经济与该时期的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学者也对此时期的经济给予了客观评价。缪新权等著《北洋军阀军事经济史》及黄逸平、虞宝棠主编的《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为两本研究专门此时期经济状况的专著。徐建生在《民初经济政策评析》中指出，北洋政府无论从政权体制，还是经济基础，都产生过一定的近代转型，但这些政策本身具有诸多矛盾，并使其本来就有严重局限的积极作用难以发挥。李向东、李纳珂的《北洋政府时期国家税收现代化及其异趋》认为，西方财税理论的传入及税收法制体系的完善使北洋政府税收的现代化具备了基础，但实践艰难。胡世昭的《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金融体系》指出，银两制改银元制，国家造币厂的建立，银行的大量设立，金融市场监管等对中国进入金融时代起到划时代作用。潘国旗的《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认为，发行公债在财政手段和观念上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此外，朱英的《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一书对转型时期工商业组织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对该时期的农业、林业等进行了研究。 北洋思想文化与社会研究 随着社会制度和经济形态的变迁，该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包括“废督裁兵”“联省自治”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涌现，论者就其出现的背景、思想渊源和发展轨迹进行分析、研究显示，这些社会思潮除思想进步性之外，还具有显著的政争色彩、薄弱的理论基础、实践上的脆弱等特征。罗志田的《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对该时期的思潮及思想论争进行了考察。左玉河的《从考文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认为，北洋时期兴起的创建学术研究机构热潮，对于推动各门学科之学术研究，促进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与组织化有利。郑师渠的《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指出，当时国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影响到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邹小站的《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民初的思想争论》认为，思想界在政治改造未见成效之后围绕未来路向发生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还有学者对该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新闻广播事业、文学、电影业等进行了研究，表明北洋时期文化领域既有制度创设、完善的一面，也有审查、管制的一面。 除上述方面外，学界还对北洋军阀时期的社会治理进行了内容多样的研究。张静如等撰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为通论性著作；学者们还对该时期的司法状况进行了研究，如唐仕春的专著《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即为此方面的代表著作，李在全的《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张海荣的《北洋初期司法界与湖北军政当局的矛盾与抗争》等等。 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视角不断更新，基本实现了从过去的否定向现在的客观公正转变。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北洋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但也需要客观看待一些问题的存在或潜在发生。例如，需要在“支离破碎”的研究基础上注重“整体史”的构建，至少需要将北洋军阀史议题放置在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追根溯源般探究。此外，还须避免从过去的极力否定转向一种极力赞美，鼓吹北洋军阀时期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以及资本主义黄金期等说辞，必须看清这一时期的社会总特征是“转型过渡”，许多历史现象并非都可以类似“二元对立”的方式处理，也许，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其错综复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