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与秦汉时期的“落”(5)
http://www.newdu.com 2024/12/03 08:12:54 《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郭涛 参加讨论
注释： ①《汉书·沟洫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2页。 ②《汉书·赵充国传》，第2983页。 ③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28页。 ④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9页；夏毅辉、文旭东：《论“聚”的演生及其在两汉社会中的存续与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33～37页；王彦辉：《秦汉时期的乡里控制与邑、聚变迁》，《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20～28页；黄今言：《汉代聚落形态试说》，《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第94～102页；王永莉、何炳武：《汉代史籍“聚”之蠡测》，《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168页。 ⑤《说文》卷一下《艸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页。 ⑥宗福邦等：《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53～1954页。 ⑦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1页。校注本将“其民”与“强耕而自以为落”连读，似欠妥当。 ⑧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303页。 ⑨池田雄一：《中國古代の聚落と地方行政》，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版，第65～83页。 ⑩《史记·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49～3150页。 (11)《汉书·酷吏传》，第3657～3658页。 (12)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9页。 (13)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图版一八(ⅩⅧ)。根据下揭侯旭东文中胡平生、刘乐贤等人意见改原释“吴子运”为“吴子孟”。 (14)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中国简牍集成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7页。 (15)(18)侯旭东：《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第62～66、63页。 (16)(19)王子今：《大葆台汉墓竹简“樵中格”的理解与“汉代聚落自名”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第73～80、76页。 (17)陆德富：《〈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读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第81～83页。 (20)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第12～22页；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第78～85页；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9～355页。 (21)(25)侯旭东：《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第64、63页。 (22)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38页。 (23)(26)王子今：《大葆台汉墓竹简“樵中格”的理解与“汉代聚落自名”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第76、74页。 (24)陈伟主编，孙占宇、晏昌贵撰著：《秦简牍合集》肆《放马滩秦墓简牍》(地图部分由晏昌贵主笔)，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27)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73页。 (28)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收入氏著：《石室賸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3～80页；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见氏著：《石室賸言》，第81～214页。 (29)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页。有学者根据《水陆里程简册》中南郡部分属县政区的调整情况，进一步判断该篇简册的抄写年代可能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以后，参看王佳：《出土文献所见秦南郡属县三题》，《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第71～77页。王佳的说法还可讨论。 (30)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第43页；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页；辛德勇：《石室賸言》，第66～80、81～214页。 (31)辛德勇：《石室賸言》，第66页。 (32)辛德勇：《石室賸言》，第70～71、163～164页。 (33)黄震：《黄氏日钞》卷八《读春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参看台湾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春秋三傳對讀系統”(http://chunqiu.digital.ntu.edu.tw/)。 (3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4、393页。 (35)王利器：《新语校注》，第118页。 (36)王子今曾对此类资料及“陌”做过梳理，参看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3页。 (37)“陌”又作“佰”，应用于郡县乡各级边界划分，见《汉书·匡衡传》“匡衡受封乐安乡，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之事”(第3346页)及连云港地区界域石刻。参看刘凤桂、丁义珍：《连云港市西汉界域刻石的发现》，《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第232～236页；连云港市文管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东连岛东海琅邪郡界域刻石调查报告》，《文物》2001年第8期，第22～30页；邢义田：《中国古代的地图》，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9～362页。 (38)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36～43页。 (39)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123～135页。 (40)《后汉书·循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80页。 (41)《说文》卷七下《宀部》，第147页。 (42)《说文》卷八上《尸部》，第171页。 (43)《说文》卷一三下《里部》，第292页。 (44)《史记·汲郑列传》，第3113页。 (4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4页。 (46)《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1页。 (47)《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37页。 (48)张凤：《秦汉时期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聚落的比较研究》，《考古》2011年第1期，第77～84页。 (49)(53)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271～286、286～294页。 (50)东北博物馆：《西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19～126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年第7期，第34～37页；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13日；刘海旺：《新发现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性质初探》，《简帛研究(200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301页；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第68～71页；刘海旺：《河南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华夏考古》2012年第2期，第89～107页。关于三道壕遗址的布局形态究竟是“集”还是“散”，还存在较大争议。刘庆柱、刘海旺等主流观点认为是“散布型”聚落；白云翔主张该遗址是“集聚型”聚落，新近郑君雷又细说了这一观点，但目前证据仍不够充分，本文仍取前说。参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郑君雷：《辽东汉代乡聚的性质、形态和社会生活——辽阳三道壕遗址补议》，魏坚、吕学明主编：《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92页。 (5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水井群》，《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第41页。 (5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部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53)饭尾秀幸撰，杨振红译：《秦、西汉初期里的内与外——牢狱建立前史》，《简帛研究(200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54)王彦辉：《从秦汉“单”的性质看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16页。 (56)《二年律令·田律》简247-248，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57)官崎市定：《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收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页；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上古秦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9页；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收入氏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6页；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9页。 (58)池田雄一：《中國古代の聚落と地方行政》，第65～83页；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85～100页；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6年版，第14～26页；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侯旭东：《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7～182页；侯旭东：《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第62～66页；鲁西奇、韩轲轲：《散村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第77～91页；王彦辉：《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63～187页，等等。 (59)这一观点影响较大，近来王彦辉仍持此说，参看王彦辉：《从秦汉“单”的性质看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4页。早前，王子今已经指出了这一说法存在的问题，他说道：“其实，所谓‘认为汉代是都市国家，人们均居住在有围墙的聚落中，城外没有聚落’的主流观点，不能得到考古收获的坚强支持。辽阳三道壕汉代村落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住所和农田之间，都并没有发现聚落的‘围墙’即所谓‘城’，马王堆汉墓帛书《驻军图》‘全图共有居民地五十八处’，这些‘居民处’也没有看到反映‘城’的标记。”详见王子今：《大葆台汉墓竹简“樵中格”的理解与“汉代聚落自名”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第77页。 (60)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99页；陈伟主编，刘国胜、彭锦华撰著：《秦简牍合集》叁《周家台秦墓简牍·岳山秦墓木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6页。按：“北上蒲”原释为“北上渧”，尹湾汉简有“北蒲盐官”，汉晋之间南方聚落名也常见“某浦”，当以同类地貌形态视之，容另文讨论。传统社会，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等的限制，江汉平原地区易于形成以散居为主导的乡村聚落形态，参看鲁西奇、韩轲轲：《散村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第77～91页。 (61)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校释”部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62)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第12～22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0页。 (63)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286页。 (64)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6页。 (65)《汉书·食货志》，第1120～1121页。 (6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部分，第174、203页。 (67)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194页。 (68)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校释”部分，第3页。 (69)《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页。 (70)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第14～26页；侯旭东：《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第127～182页。 (71)宋超：《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丘”与“里”》，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7～85页；宋超：《走马楼吴简中的“丘”与“里”再探讨》，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2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139～156页。 (72)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335页。 (73)陈絜：《试论葛陵楚简“丘”的性质与规模》，《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另外，关于两周时期“丘”及其变革可参看董巧霞：《〈周礼〉所见地方行政组织考察》(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第64～68页。 (74)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页。 (75)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第三讲之第一节《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