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礼：从德尔斐近邻同盟看希腊城邦的政治博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56 爱思想 张爱礼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近邻同盟是一种以宗教为纽带的联盟，主要处理与圣所有关的事务。古希腊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近邻同盟是德尔斐近邻同盟，它起源于古风时代早期，消亡于罗马统治时期。德尔斐近邻同盟在古典时代异常活跃，当时发生的诸多事件都与之密切相关。它与希腊古典时代的城邦政治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为城邦间的政治博弈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城邦间的政治博弈有时会引发同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动。公元前5世纪时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各邦尚处于平衡状态，不过这种平衡状态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被打破，同盟成为大邦操纵的政治工具。这期间，同盟的第三次神圣战争也改变了希腊的政治格局。 关 键 词：德尔斐近邻同盟 希腊古典时代 城邦政治 希腊城邦 The Delphic Amphictyony The Classical Age polis politics Greek poleis 近邻同盟(Amphictyony，古希腊语为)是一种以共同的宗教圣所为中心而结成的部落、族群或城邦联盟，负责管理圣所事务，兼而处理成员之间以及同盟与外部的关系①。一词来源，此词在古典文献与铭文中有“居住在附近的人、相邻的邻居、近邻同盟各成员的代表”②的含义。最初，一词特指以安泰莱的德墨忒尔神庙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为仪式中心的近邻同盟③，后来该词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泛指那些具有特定仪式中心的宗教性组织。古希腊历史上曾出现过五个④近邻同盟，分别是：德尔斐近邻同盟、以彼奥提亚的波塞冬神庙为仪式中心的翁切斯图斯近邻同盟⑤、以萨诺尼卡湾附近的波塞冬神庙为仪式中心的卡拉卢利亚近邻同盟⑥、以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为仪式中心的提洛近邻同盟⑦、以米卡列的波塞冬神庙为仪式中心的帕尼欧尼翁近邻同盟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德尔斐近邻同盟，它起源于古风时代早期，消亡于公元2世纪，存续了近千年之久。它在地理范围上涵盖了中部希腊、优卑亚半岛、阿提卡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地区。 德尔斐近邻同盟之所以在古希腊世界享有盛名，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以古希腊最权威的神谕发布地——德尔斐神庙为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个同盟的成员几乎包括了当时希腊世界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希腊城邦。他们既是同盟的成员，也是竞争的对手。斯巴达、雅典、底比斯以及后来兴起的马其顿王国都曾力图控制近邻同盟，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德尔斐近邻同盟内成员的合作与斗争实际上就是古希腊城邦之间政治博弈的反映。 一、同盟性质的演变：从部落宗教组织到城邦政治联盟 德尔斐近邻同盟最初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与仪式基础上的宗教组织，以安泰莱的德墨忒尔神庙为仪式中心。同盟最初是由10个⑨或12个⑩部落组成。尽管成员部落大小不一，但地位上平等，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中拥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席位。同盟管理着共同的圣所，成员一同举行祭祀神明的宗教活动，还承担着调解成员纠纷的职责，并在此过程中衍生出一定的政治特性。 随着城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些部落出现了一些典型城邦，例如伊奥尼亚部落的雅典、希斯提埃亚城邦，多利亚部落的斯巴达、米特罗波利斯城邦等。这些部落在近邻同盟中拥有的代表席位便转移至典型城邦。城邦在向近邻同盟议事会派遣代表时仍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这从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与铭文材料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这一时期的铭文记载了“来自多利亚人城邦米特罗波利斯的代表Nicon”(11)。其他部落在派遣代表时则直接冠以部落的名称。从现有资料来看，成员部落的典型城邦在同盟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古典时代同盟的成员经历了两次变动，一次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德尔斐人加入同盟；另一次则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佛西斯人被同盟开除，马其顿人加入同盟。希腊化时代至罗马统治时期，同盟的构成多次发生变动，佛西斯人曾一度恢复成员身份，埃托利亚人于公元前3世纪加入同盟。 同盟在古典时代已形成议事会、代表制度、官员等一套完备的内部机制。当这套机制正常运行时，同盟便可以有效地发挥宗教、司法、经济等职能。同盟的内部机制与城邦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可能是吸收、借鉴了成员城邦的某些制度。这也反映出德尔斐近邻同盟与希腊城邦制度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议事会是同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颁布法令、制定决议、仲裁纠纷等事务。议事会于每年春秋时节召开，春季会议在德尔斐召开，秋季会议在温泉关召开。不过有时也会召开临时性的会议，处理一些紧急事情。议事会中一共有24个席位，每个部落享有两个席位(12)。部落的席位在内部的城邦间分配，有些部落的席位长期为某一城邦占有，而有些部落的席位则由数个城邦轮流分享。根据史料的记载，同盟议事会召开时首先举行对神的祭祀，之后商讨重要的事情，听取部落城邦的决定后才作出最终的决议。此外议事会还扮演着法庭的角色，仲裁城邦间的争执、审判宗教案件。 代表制度是同盟的一项重要制度。城邦根据自身占有的席位数，向同盟派遣相应数量的代表，这些代表组成了同盟议事会。城邦在同盟议事会中掌控席位的多少，能反映出它在同盟中影响力的强弱。城邦派往同盟议事会的代表有两种：希耶若姆那蒙(Hieromnemon)与皮拉哥瑞(Pylagori)(13)。其中希耶若姆那蒙是城邦的正式代表，在议事会中享有表决权。皮拉哥瑞则是另外一种代表，常扮演正式代表参谋的角色。这两种代表的任期和产生方式则因城邦、部落而异(14)。代表不仅是城邦与同盟的联络者，还是同盟的官员。根据近邻同盟的法令，他们需要履行一定宗教、司法职责，否则将会受到惩罚(15)，因此代表们大都认真履职。 同盟最为重要的职责是宗教职责，即负责监管与修缮神庙、组织皮提亚赛会等事务。公元前4世纪时德尔斐神庙因自然灾害而损毁，同盟在神庙重建的过程中先后设立了神庙营造官(Naopoioi)与财务官(Tamiai)。这两种官职是仿照城邦的官职而设立的，负责筹集重建资金、监管重建工程。神庙营造官和财务官来自成员城邦，他们在德尔斐神庙的重建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表面上看，德尔斐近邻同盟似乎是个松散的宗教性联合组织，但实际上，它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只不过被掩盖在宗教事务的外衣之下而已。据埃斯客涅斯记载，古风时代近邻同盟曾发动过一次神圣战争。在埃斯客涅斯的笔下，战争是因克里萨人的渎神行为与侵害近邻同盟代表的暴行而引发的(16)。雅典、西库昂、色萨利等城邦、部落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实际上这次战争与近邻同盟的势力扩张有关。公元前6世纪，近邻同盟试图将自身势力扩张至南部的科林斯湾地区，以便吸纳更多的成员。通过第一次神圣战争，近邻同盟与德尔斐圣所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德尔斐圣所也成为同盟的另一个重要仪式中心。自此德尔斐近邻同盟形成了一年召开两次议事会的制度。此外第一次神圣战争还产生了近邻同盟誓言，誓言强调不摧毁同盟的任何一个城邦，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不切断城邦的水源(17)。近邻同盟发动第一次神圣战争明显有着政治动机，而战后产生的誓言也显示了同盟的政治性。有学者认为第一次神圣战争的重要意义在于：“德尔斐近邻同盟凭借着德尔斐圣所的声誉摆脱了区域性特点，迅速成为一支泛希腊的政治力量，在古希腊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 二、公元前5世纪同盟内部平衡格局的维持 在古希腊历史上，公元前5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一方面希腊本土的诸城邦团结起来共同战胜了入侵的波斯，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也逐步形成，战后城邦走向繁荣；另一方面繁荣的背后又隐藏着危机，城邦间冲突不断，最终爆发了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个繁荣和战争交织的世纪里，希腊本土的政治格局不断变动。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凭借着强大的海军以及提洛同盟的力量，迅速崛起为强大的城邦。这导致希腊本土传统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动，由原先的斯巴达独霸转变成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其他城邦多依附于这两个城邦，由此形成两大城邦集团。两者因相互竞争而爆发了冲突，最终导致了波及希腊多数城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战败，斯巴达再次成为希腊世界的唯一霸主，希腊的政治格局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总之，斯巴达与雅典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治活动的主导力量。斯巴达与雅典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争夺势力范围上，还体现在争夺泛希腊宗教组织领导权上。具有泛希腊性质的德尔斐近邻同盟成为斯巴达与雅典进行力量角逐的舞台，见证了二者力量在希腊世界的此消彼长。但从整体上看，这时还没有出现一邦独大、控制同盟的现象，同盟议事会还具有一定的制衡能力。 波斯入侵希腊时，德尔斐近邻同盟的北部成员色萨利人、佩莱波伊人、马格尼西亚人、多罗比亚人、埃尼亚那人大都未经抵抗就臣服了波斯人，有些还编入了入侵者的军队(19)。位于彼奥提亚的底比斯人虽然加入了抗击波斯的希腊同盟，却在古典时代留下了通敌波斯的恶名。经一些学者推算，当时同盟约有三分之二的成员通敌波斯(20)。希波战争结束后，斯巴达试图改组同盟议事会从而达到控制同盟的目的，但遭到雅典的强烈反对。据普鲁塔克记载：“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上，拉栖戴梦人提议将那些未参与对波斯作战的城邦从议事会中开除。”(21)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上发言，指出若将色萨利人、阿尔戈斯人与底比斯人从近邻同盟中开除，则同盟将为少数大邦控制。地米斯托克利的发言改变了代表们的态度，斯巴达的提议最终未获通过。当时雅典虽然已成为强邦，但实力上稍逊于斯巴达，无法与斯巴达直接争夺德尔斐近邻同盟的领导权。为了维持同盟议事会中的平衡格局，避免同盟被斯巴达控制，雅典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联合同盟的其他成员一同挫败了斯巴达的政治企图。 为纪念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希腊人曾向德尔斐圣所捐献了一尊三足鼎。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在鼎上镌刻了“希腊人的最高统帅，波桑尼阿斯，在其击败波斯人后向阿波罗神捐献了此件纪念物”(22)。此举引起了共同对波斯作战的其他城邦的不满。普拉提亚人因而在近邻同盟中指控斯巴达人，要求对他们处以巨额罚金。斯巴达被迫将波桑尼阿斯镌刻在三足鼎上的文字除掉，刻上对波斯作战众城邦的名字(23)。 三足鼎事件看似一件寻常之事，却折射出德尔斐近邻同盟的政治影响力是附着于其强大的宗教威望之上。此事件的主角之一是小邦普拉提亚，它之所以选择近邻同盟作为申诉的对象，是因为近邻同盟具有强大的宗教影响力。斯巴达当时是希腊世界的霸主，本可以不顾及近邻同盟的裁决，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近邻同盟的决议。一方面是迫于近邻同盟的强大宗教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斯巴达在同盟议事会中的影响力有限，不足以改变议事会的决议。因此对斯巴达人而言，接受近邻同盟的决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政治因素与宗教因素在三足鼎事件中交织起来，最终导致了斯巴达政治上的让步。 斯巴达试图扩大在同盟中影响力的两次尝试都因其他城邦的干预而失败，不仅未能达到既定的目的，反而致使自身的声誉受损。但斯巴达并未因此停止在同盟中的活动。公元前5世纪中叶，德尔斐城邦与佛西斯因争夺德尔斐神庙的管辖权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史称第二次神圣战争。这原本是一场地区性的冲突，却因斯巴达与雅典的介入而升级为集团间的战争。交战双方分别向斯巴达与雅典两城邦寻求援助。雅典希望借助盟友佛西斯的力量扩大在中部希腊的势力范围，而斯巴达人则力图阻止雅典势力在中部希腊的扩张。斯巴达控制德尔斐神庙后，将神庙交给德尔斐人管理；当斯巴达人撤走后，雅典人在将军伯利克里的率领下向德尔斐进军， 控制神庙之后，他们将神庙的控制权交给佛西斯人(24)。双方围绕着德尔斐神庙的管辖权之争而僵持着，最终因雅典在克诺尼亚(Coronea)的战败而结束。依靠斯巴达人的力量，德尔斐城邦保住了对德尔斐神庙的管辖权。 第二次神圣战争结束后，德尔斐近邻同盟的成员构成发生了变动。德尔斐人可能于此时正式加入同盟，获得与佛西斯人同样多的代表席位(25)。德尔斐人的两个席位来自于佩莱波伊人与多罗比亚人。根据公元前4世纪铭文的记载(26)，佩莱波伊与多罗比亚两个部落已经合为一个代表单元，在同盟议事会中共享两个席位。据此可推测，佩莱波伊人与多罗比亚人失去的两个席位已经转移至德尔斐人手中。同盟议事会成员的变动无疑是希腊强邦政治博弈的结果。斯巴达因与德尔斐人交好而在同盟议事会中取得一定的优势地位。 此外斯巴达还通过部落代表席位的重新分配来提高自己在同盟的影响力。赫拉克利亚因邻近雅典控制的优卑亚半岛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斯巴达牵制雅典的重要军事据点。不久在斯巴达的运作下，赫拉克利亚在同盟议事会中占有一个代表席位。赫拉克利亚城邦是多利亚人创建的子邦，从族群上来说，应算作是多利亚人的城邦。从地理上来说，它位于马利斯地区。根据公元前4世纪的铭文记载，赫拉克利亚是作为马利斯部落的城邦而在同盟议事会中占有一个席位。古希腊的城邦与其建立的子邦之间常保持文化、宗教、亲缘上的联系。尽管赫拉克利亚在同盟中占有的席位来自于马利斯人，但其亲缘上则更接近多利亚人。实际上多利亚人在议事会中已经占有三个席位，比雅典所属的伊奥尼亚人还多一个席位。 总之，德尔斐近邻同盟在公元前5世纪时已经成为希腊诸城邦政治博弈的舞台。城邦间的政治、军事竞争与冲突以不同的形式在德尔斐近邻同盟中继续进行着。一些城邦已经意识到德尔斐近邻同盟可以成为扩大自身影响力、提高政治威望的一种手段。当时利用近邻同盟进行政治博弈的不限于雅典、斯巴达，还有一些弱小的城邦。不过小城邦之间的政治博弈常会将雅典与斯巴达卷入其中，最终演变成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政治博弈。强邦间的政治博弈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雅典与斯巴达都企图削弱对方在同盟中的影响力。斯巴达曾试图通过直接改组同盟议事会的方式来控制它，但遭到了失败。斯巴达最终找到了改变议事会中政治格局的有效途径，从而扩大自己在议事会中的政治影响力。不过当时的希腊强邦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并未占据绝大多数席位，能施加影响的往往是那些与自己交好或族群身份相同的城邦。因而这一时期近邻同盟还具有一定的制衡能力，它可以对希腊诸城邦施加政治或宗教的影响。由于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在起作用，强邦不得不接受德尔斐近邻同盟的裁决。这也说明当时近邻同盟中的城邦格局尚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 三、公元前4世纪同盟内部政治格局的失衡 公元前4世纪是希腊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城邦间的政治博弈较之此前也更为复杂。底比斯霸权的兴衰、马其顿进入中部希腊是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事件。此时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的格局已呈现出与公元前5世纪截然不同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议事会的原有格局被打破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打败斯巴达，一跃成为希腊世界的新霸主。原先依附于斯巴达、雅典的众多城邦转而依附于底比斯。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原有的平衡格局被打破，底比斯在其中占有绝对性的优势。据色诺芬记载，公元前370年底比斯曾率领盟友进攻拉哥尼亚(27)，盟友中佛西斯人、罗克里人、马利斯人以及色萨利人都是近邻同盟的成员。底比斯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灵活的外交策略，与近邻同盟的这些成员结成政治上的盟友，从而控制了同盟议事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据Simon Hornblower研究，公元前4世纪的60年代，底比斯已在德尔斐近邻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近邻同盟的24个代表席位，已有22个为底比斯或其盟友所占有，只剩下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多利亚人的两个席位。甚至这最后的一个席位有时还落入底比斯的伯罗奔尼撒盟友手中。”(28)自此近邻同盟在底比斯的控制下政治性日益凸显，沦为底比斯扩大政治影响力、维持霸权的一种工具。底比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娴熟地运用近邻同盟的司法职能大肆打压竞争对手(29)。 (二)同盟开始介入城邦内部事务 公元前363年德尔斐近邻同盟召开议事会，通过了放逐德尔斐城邦公民阿斯特克拉特斯(Astykrates)及其同伴的决议。阿斯特克拉特斯等人被迫逃往雅典避难。雅典曾为此专门颁发了一则法令，授予这些流亡者以政治、经济权利，其中阿斯特克拉特斯被授予雅典公民权，享有免税待遇，其他人员则被授予同等公民权(isopoliteia)(30)。传统上认为这是近邻同盟直接干预成员城邦内部事务的唯一一则案例。虽然近邻同盟此前有过惩罚城邦个体公民的事例，但往往是些涉及德尔斐圣所的宗教案件。雅典在法令中声称近邻同盟作出的决议与“近邻同盟的法律相悖”(31)。 学界对阿斯特克拉特斯等人遭流放一事有着不同的解释。H.Pomtow认为阿斯特克拉特斯及其同伴因亲佛西斯而遭到放逐(32)；L.M.Gluskina则认为近邻同盟是在底比斯的授意下作出了放逐阿斯特克拉特斯等人的决议，底比斯此举直接针对的是雅典和斯巴达，而非佛西斯(33)；此外John Buckler认为底比斯并未介入德尔斐城邦的此次内乱，“德尔斐城邦与佛西斯间长久以来的紧张关系以及德尔斐城邦与德尔斐近邻同盟间密切的政治联系”是此次事件爆发的重要背景(34)。 纵观德尔斐城邦公民遭放逐事件的始末，笔者认为诚如雅典法令所言，本次事件并不是一起宗教案件，而是德尔斐城邦内部政治斗争所引发的政治事件。德尔斐近邻同盟对成员城邦的内部事务施加了直接的政治影响。这表明德尔斐近邻同盟的确具有政治性。虽然底比斯并未直接参与这一事件，但事件的最终促成无疑与之相关。当时底比斯控制着近邻同盟，若没有它的支持，同盟议事会很难通过放逐德尔斐公民的决议。德尔斐城邦因而与底比斯城邦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于公元前360/359年授予底比斯城邦求神谕的优先权(promanteia)(35)。德尔斐城邦在政治上得到底比斯的支持，于是以授予宗教特权的形式回馈底比斯城邦。 (三)同盟沦为大邦操纵的政治工具 底比斯在霸权兴起的初期并未认识到德尔斐近邻同盟具有政治影响力。它从德尔斐公民被放逐一事中意识到这个组织可以为自己操纵和利用。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底比斯凭借自身在近邻同盟中所具有的优势，利用宗教契机大肆打压对手，维持日益衰落的霸权。这在曼提尼亚之战以后显得尤为明显，底比斯指控斯巴达事件便是一个例子。 有关底比斯在近邻同盟中指控斯巴达的记载出现在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历史文库》(Library of History)中。他在叙述公元前355/354年的历史时写道：“当底比斯人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打败拉栖戴梦人后，一方面他们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上控告拉栖戴梦人占领底比斯卫城卡德麦亚一事，拉栖戴梦人被判处一大笔赔款。另一方面，佛西斯人则因耕种大片神圣土地而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上遭到指控，并被处以一大笔塔兰特的罚金。”(36)当他讲述公元前354/353年的历史时，又复述了这两件事，不过内容上稍有差异。“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底比斯人打败了敌人，之后他们在近邻同盟议事会前提出针对斯巴达人的指控，控告斯巴达人腓比达斯占领底比斯卫城卡德麦亚，近邻同盟判处斯巴达人500塔兰特的赔款。当斯巴达人收到判决且未能如期支付赔款时，底比斯人再次控告他们，这次赔款数额翻了一倍。当近邻同盟将赔款数额定为1000塔兰特时，斯巴达人因赔款数额巨大而作出与佛西斯人相似的陈述，抱怨近邻同盟针对其所作的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37) 斯巴达占领底比斯卫城发生在公元前382年，斯巴达将领腓比达斯趁着底比斯人庆祝地母节(Thesmophoria)而占领卡德麦亚(38)。狄奥多罗斯说：“底比斯以此种方式失去了独立，被迫听命于拉栖戴梦人。”(39)对底比斯而言，斯巴达武力占领卡德麦亚不仅导致其政体发生变更，也削弱了它在彼奥提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而斯巴达此举无疑违反了公元前386年大王和约的相关条款，也招致时人的批评与指责(40)。至于底比斯指控斯巴达一事的发生时间，学界目前还存有争议(41)，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它发生在公元前361年。此时距斯巴达占领底比斯卫城已过去了约20年，底比斯人为何要旧事重提，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上控告斯巴达人？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曼提尼亚战役之后，底比斯霸权呈现衰落之势，已经不能与斯巴达等对手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底比斯需要以其他方式来维持衰落的霸权，宗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手段，而且它也有合理的借口。地母节是希腊人纪念德墨忒尔女神的女性节日，德墨忒尔女神是德尔斐近邻同盟的保护神，因而底比斯趁机控诉斯巴达人占领底比斯卫城一事。加之底比斯在同盟议事会中占有绝对优势，最终同盟作出了对斯巴达人不利的判决。 实际上底比斯并不是想要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而是想借机取得政治与外交上的胜利。若能将斯巴达从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开除，既可以削弱斯巴达在同盟中的影响力，也可以动摇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地位(42)。不过斯巴达并没有执行近邻同盟的决议，也未被从同盟逐出，但遭至其他城邦的憎恨(43)。底比斯实现了部分目的，借助宗教手段打压了斯巴达。不过底比斯利用宗教手段打压对手的行为也招致时人的指责。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普拉提亚人》中假借普拉提亚人之口批评底比斯人的所作所为(44)。此事件表明近邻同盟已沦为大邦操纵的政治工具。同时也反映出它对强邦施加的政治影响十分有限。底比斯利用宗教手段打击对手还有其他的例子，此处不再详述。 (四)内部危机导致马其顿的介入 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查士丁在《庞培乌斯·特洛古斯〈腓力史〉摘要》(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一书中写道：“至于希腊的城邦，它们试图将自身的统治推行至每一个城邦，最终却失去自行统治的能力。由于没有限制，它们走向相互毁灭。”(45)这或许可视为对第三次神圣战争中希腊诸城邦的客观评价。第三次神圣战争是由宗教事件引发的政治性事件，希腊许多城邦卷入其中。战争不仅使得同盟内部陷入危机，而且也改变了希腊本土的城邦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希腊后来的政治走向。 第三次神圣战争的起因是佛西斯人耕种了德尔斐圣所的神圣土地。据狄奥多罗斯记载，“佛西斯人则因耕种大片神圣土地而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上遭到指控，他们被处以一大笔塔兰特的罚金。当佛西斯人未能执行近邻同盟的判决时，近邻同盟的官员希耶若姆那蒙再次控告他们。希耶若姆那蒙表示，若佛西斯人不向神明支付赔金，将对他们的土地下诅咒。”(46)传统观点认为是底比斯人在德尔斐近邻同盟前控告了佛西斯(47)；还有观点认为是德尔斐人指控了佛西斯人(48)。虽然无法确定是谁指控了佛西斯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德尔斐近邻同盟的施压引起了佛西斯人的恐慌，进而促使第三次神圣战争爆发。近邻同盟内部的成员分为两派。佛西斯人武力占领德尔斐圣所，打破了中部希腊原有的政治格局，威胁到底比斯在中部希腊的霸主地位。底比斯以德尔斐圣所的保护者自居(49)，积极组织联军与佛西斯作战。不过长达十年的战争使得交战双方精疲力竭，最终在马其顿的介入下才结束了战争。 希腊本土的政治格局在战后出现变动。首先底比斯的霸权彻底终结。 战争中底比斯打着解放德尔斐圣所的旗号，得到众多城邦的支持与援助，但随着实力的衰退，它并不能解放德尔斐圣所并结束战争，最后不得不向北部的马其顿求援。这与底比斯霸权鼎盛时期的状况截然不同。底比斯虽是战争的胜利者，但所获甚少。其次马其顿的介入改变了希腊本土的政治格局。第三次神圣战争为马其顿的南进提供了契机，随着底比斯霸权的终结，希腊的城邦已无法抗衡强大的马其顿王国，中部希腊的城邦开始处于马其顿的阴影之下。 同盟议事会的成员也因第三次神圣战争而发生变化。战后佛西斯被逐出同盟，丧失了相应的权利；腓力及其后代则被纳入同盟，占有佛西斯人的两个代表席位(50)。斯巴达因战争中支持佛西斯而受到惩罚，战后失去了代表席位。战后同盟议事会成员的变动反映了希腊本土政治格局的变动。 综上所述，公元前4世纪时，德尔斐近邻同盟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同盟内部的平衡状态随着底比斯的崛起而被打破，出现了一邦独大、控制同盟的状况。其次，成员城邦打压对手的方式出现了变化。城邦往往以宗教事件为契机，利用自身在议事会中的席位优势打击政治对手，达到削弱对手政治影响力的目的。最后，同盟开始直接干预成员城邦的内部政治事务。公元前4世纪，德尔斐近邻同盟对希腊诸城邦而言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仍是城邦政治博弈的重要场所。此时同盟出现的新变化也是希腊诸城邦政治博弈的反映与结果。 四、结语 德尔斐近邻同盟原本是宗教性的组织，只发挥着宗教性的功能，负责管理双元仪式中心的日常事务，兼而处理一些宗教事务。古典时代，德尔斐近邻同盟因卷入城邦间的竞争与冲突而呈现出政治性，成为一个具有宗教与政治双重属性的组织，也好像是反映古典时代政治格局变动的一面历史的镜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席位的变动反映了希腊城邦间政治力量的变化。但德尔斐近邻同盟并不像镜子那样只是被动地反映着政治格局的变动，有时也积极地改变着希腊的政治格局。古典时代，德尔斐近邻同盟与希腊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一种互动状态。一方面同盟成为城邦进行力量角逐的舞台，同盟内部的斗争实际就是城邦间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延续；另一方面同盟又通过对成员城邦施加影响，介入城邦的内部事务或城邦间的冲突，从而改变城邦间的力量对比，引发系列的连锁反应，马其顿最后先是对同盟，进而对中南部城邦的控制就是这样的后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7-12-31 注释： ①John Boardman and 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ume Ⅲ part 3,The Expansion of the Greek World,Eighth to Sixth Centuries B.C.,seco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12.早先中国学者将Amphictyony音译为安菲替温尼同盟，目前通常将其意译为近邻同盟。 ②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A Greek-English Lexicon,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2. ③西方古典学界对该同盟的称呼稍有不同，德法学者习惯称之为皮莱—德尔斐近邻同盟，英语学界则简称之为德尔斐近邻同盟。其实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是否强调同盟的双元仪式中心。 ④古希腊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个近邻同盟，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德国古典学界主编的《古典科学百科全书》认为有六个，即笔者所列的前四个，外加阿尔戈斯近邻同盟(The Argive Amphictyony)与科林斯近邻同盟(The Amphictyony of Corinth)，参见George Wissowa,Real-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erster band Aal-Apollokrates,neue bearbeitung,Stuttgart:J.B.Metzlerscher Verlag,1894,pp.1904-1934；德国学者Ehrenberg认为有五个，即文中所列的那些近邻同盟，参见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tate,New York:Blackwell and Mott Ltd,1960,p.109；德国学者Tausend则认为有七个，文中所列五个之外还有阿尔戈斯近邻同盟与萨米库姆近邻同盟(The Amphictyony of Samikon)，参见Klaus Tausend,Amphiktyonie und Symmachie,Stuttgart:Steiner,1992，目录。目前Ehrenberg的观点较为流行，笔者采用他的观点。 ⑤据斯特拉波记载，“翁切斯图斯是近邻同盟议事会通常召开的地方”。这是古典作品中关于翁切斯图斯近邻同盟(The Amphictyony of Onchestus)的唯一记载。Strabo,Geography,9.2.3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译文参见[古希腊]斯特拉波著：《地理学》，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10页。 ⑥关于卡拉卢利亚近邻同盟(The Calaurian Amphictyony)的记载见于Strabo,Geography,8.6.14。他写道：“这里有一个与波塞冬神庙相关的近邻同盟，由七个城邦组成，共同举行祭祀活动。七个城邦为：Hermion,Epidaurus,Aegina,Athens,Prasieis,Nauplieis,Orchomenus Minyeius，后来Argos取代了Nauplieis,Sparta取代了Prasieis。” ⑦提洛近邻同盟(The Delian Amphietyony)是由伊奥尼亚人以及周边的岛民结成的宗教性组织。该近邻同盟有别于古典时代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根据铭文IG 1459的记载，提洛岛的阿波罗圣所设有amphictyones官员。IG是《希腊铭文集成》(Inscriptiones Graecae)的缩写。 ⑧帕尼欧尼翁近邻同盟(The Panionion Amphictyony)相传是由小亚的12个伊奥尼亚城邦组成。据希罗多德记载，当地有波塞冬的圣所，伊奥尼亚的众城邦在这里集会并举行祭祀活动。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1.148,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v A.D.Godle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史家安德罗提昂(Androtion)在《阿提卡史》(Atthis)记载德尔斐近邻同盟最初有10个成员部落。参见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10.8.2,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H.S.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⑩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家埃斯客涅斯与开俄斯史家提奥庞波斯则认为德尔斐近邻同盟的最初成员是12个部落，不过二者所记述的成员名单存有差异。参见Aeschines,On the Embassy,116,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Darwin Adam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Gordon S.Shrimpton,Theopompus the Historian,Lond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1,p.223. (11) 230，英译文参见P.J.Rhodes and Robin Osborne,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339.SIG是《希腊铭文汇编》(Syllege Inscriptium Graecarum)的缩写。 (12)一开始可能每个部落只有一个席位，随着多利亚和伊奥尼亚部落内部城邦的分化发展，部落的席位增加为两个。因而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的席位数增加至24个。参见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tate,1931,p.111. (13)古典文献中出现的是Pylagori，而铭文中常出现的是Agoratroi。据Grady研究，Agoratroi与Pylagori含义相同。参见Eleanor Hunsdon Grady,Epigraphic Sources of the Delphic Amphictyony,Reporter Company,p.31. (14)古典时代雅典的希耶若姆那蒙代表是从公民中抽签选出的，任期为一年；而皮拉哥瑞代表则由公民选举产生，任期为半年。第三次神圣战争后，马其顿人成为同盟的成员，其代表则由马其顿国王任命，可长期担任。 (15)IG 1126.该铭文是公元前380/379年德尔斐近邻同盟颁布的一则法令，法令要求希耶若姆那蒙不仅要履行勘测神圣土地的边界、巡察神圣土地的职责，还须惩罚那些侵占神圣土地的人员。 (16)Aeschines,Against Ctesiphon,107.罗马时期的希腊作家斯特拉波、波桑尼阿斯记述了另外两种起因，三人都认为宗教原因引发了第一次神圣战争。参见Strabo,Geography,9.3.4; 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10.37.5. (17)Aeschines,On the Embassy,115. (18)Panos Valavanis,Games and Sanctuaries in Ancient Greece:Olympia,Delphi,Isthmia,Nemea,Athens:Getty Publications,2004,p.180. (19)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7.174,7.185. (20)D.M.Lewis,John Boardman,J.K.Davies and M.Ostwal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ume V,The Fifth Centuries B.C.,seco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99. (21)Plutarch,Lives Ⅱ, Themistocles,20.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2)Demosthenes,Against Neaera,97,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T.Mur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3)Demosthenes,Against Neaera,98.修昔底德也记述了此事，不过他并未交代斯巴达人除掉文字的原因。参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132.2-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Forster 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4)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112.5.译文参考[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25)学界就德尔斐城邦何时拥有代表席位存有异议，目前有三种观点，具体参见Pierre Sánchez,L' Amphictionie des Pyles et de Delphes:recherches sur son historique,des origines au 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1,p.118.Sánchez分析后认为德尔斐城邦是在第二次神圣战争后才在议事会中占有席位的。笔者此处采纳他的观点。 (26) 230. (27)Xenophon,Hellenica,6.5.2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arleton L.Brown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8)Simon Hornblower,"Did the Delphic Amphiktiony Play a Political Role in the Classical Period?",in Irad Malkin,Christy Constantakopoulou and Katerina Panagopoulou.(eds),Greek and Roman Network in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Routledge,2009,p.43. (29)(33)Pierre Sánchez,L'Amphictionie des Pyles et de Delphes:recherches sur son historique,des origines au 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pp.153,169. (30)IG 109.铭文内容的释读可参见M.J.Osborne,Naturalization in Athens,Brussel:Paleis der ,1981,pp.49-51。 (31)IG 109. (32)(34)John Buckler,Philip Ⅱ and the Sacred War,Leiden:Brill,1989,pp.10,11. (35)FD III 4：375，铭文内容为“除德尔斐人外，底比斯人享有优先求神谕的权利”。FD是《德尔斐考古报告》(Fouilles de Delphes)的缩写。 (36)(37)(39)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6.23.2-3,16.29.2-3,15.20.3,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arles L.Sherm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8)Xenophon,Hellenica,5.2.29-30. (40)公元前371年雅典派往斯巴达的使者奥托克利斯在拉栖戴梦人及其盟友的大会上发言：“当波斯国王下令各城邦皆须独立之时，你们却极力申明自己的想法，说如果底比斯人不允许其属下每一个城邦都自治，也不许他们依照自己所选择的法律生活，那么他们就是悖逆于国王的敕令；但是，你们在攻占底比斯卫城卡德麦亚以后，甚至不许底比斯人自身保持独立。”奥托克利斯发言后，“全场一片寂静”。Xenophon,Hellenica,6.3.9.译文参见[色诺芬]著：《希腊史》，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9页。 (41)Lefèvre认为发生在留克特拉之战结束的当年。参见Lefèvre,CID IV 2002,445 note 55，转引自Simon Hornblower,"Did the Delphic Amphiktiony Play a Political Role in the Classical Period?",in Irad Malkin,Christy Constantakopoulou and Katerina Panagopoulou.(eds),Greek and Roman Network in the Mediterranean,p.44。John Buckler在书中提及有学者认为该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66年的春季，而他在对句法、词性作一番分析后，更倾向于认为指控发生在公元前361年春季。参见John Buckler and Hans Beck,Central Greece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7-218.此外Simon Hornblower亦持此观点。 (42)John Buckler and Hans Beck,Central Greece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p.221. (43)(46)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6.23.4,16.23.2-4. (44)Isocrates,Orations,14.19,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Larue Van Hook,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5)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8.1.1-2,translated by J.C.Yardley,Atlanta:Scholar's Press,1994,p.80. (47)代表性的学者是伯里，他在书中写道：“一个独立佛西斯的存在仍是底比斯在彼奥提亚联盟主导地位的一个潜在威胁，因为联盟西部的城邦总是以佛西斯为据点，并寻求佛西斯人支持她们的独立事业。因此，底比斯的政治人物认为有必要敲打敲打其西邻。”参见J.B.Bury and Russell 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fourth edi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75,p.420.译文参见[英]伯里著：《希腊史》，陈思伟译，晏绍祥审校，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第854页。 (48)学者巴克勒持此种观点，他从语法和历史角度对该事件进行分析，认为是德尔斐人指控了佛西斯人。参见John Buckler and Hans Beck,Central Greece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p.221. (49) 201.铭文称第三次神圣战争为“彼奥提亚人代表德尔斐圣所而进行的战争”。英译文参见P.J.Rhodes and Robin Osborne,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p.271. (50)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6.6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