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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庆平王崇锐]中国的行业神崇拜:民间信仰、行业组织与区域社会


    摘要:各行各业供奉自己的祖师神或保护神,这在中国传统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行业神崇拜是业缘性社会组织的精神象征,通过共同的祖师神信仰和祭祀仪式,行业组织的整合和维系得以实现。通过行业神崇拜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历史上不同行业从业者的信仰文化和心态,还可以透视特定区域的产业结构、社群组织和基层社会秩序。检视和反思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在研究路径和理论视野上寻找中国行业神信仰研究的新的生发点。
    关键词:行业神;民间信仰;祭祀组织;行业组织;区域社会
    作者简介:邓庆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王崇锐,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城管执法队队员。
    

    前言
    在中国民间信仰异常庞杂的神灵崇拜系统中,行业神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类型。所谓“行业神”,即从业者奉祀的与行业特征有一定关联的各种神祇的总称,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行业性民间信仰文化。纵观中国学界关于行业神的研究,既有自民国时期开始的各类行业祖师信仰的调查与研究,也有概述性的通论著述,更多的则是各类行业神的个案分析,成果可谓丰硕。然而,与学者热衷于对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总结和反思不同,关于行业神崇拜的研究,迄今却无一篇专文进行过系统梳理,这与中国行业神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状极为不符,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关注角度和研究取向来看,中国行业神崇拜的现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循民间信仰的研究理路,或从民俗学角度考述行业神的种类、源起、各行业祖师的故事传说、通过田野调查分析行业神崇拜的仪式实践及其文化意涵,或从历史学角度考订行业神崇拜的变迁轨迹;第二类则侧重关注行业神崇拜与特定行业之间的关联,结合文集、碑刻、社会调查等文献资料,分析行业神崇拜对于行业组织的整合、维系发挥了怎样的功能;第三类则在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社区传统”基础上,借鉴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将行业神崇拜放在特定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旨在揭示行业神崇拜的地方性特点,或透过区域性行业神信仰考察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类只是为了便于概述和区分不同研究角度的特点,更多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这三种研究取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因此在介绍相关研究成果时,可能会出现互有重合的现象。同时,本文旨在说明行业神信仰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对研究路径进行反思和展望,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指正。
    一、20世纪上半叶行业神研究的起步
    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业神崇拜现象,大致是伴随着两种学术路径进入到学者的视野中来:一是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民间信仰的民俗学研究取向;二是20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行会问题的关注。
    一般认为,对中国民间信仰较早进行学科性探索的代表性学者是荷兰人高延(J.J.MdeGroot1854-1921)和法国人葛兰言(MarceeGranet1884-1940)。而中国学者将民间信仰作为研究对象,则开始于1920年代中国民俗学的建立时期。在那个学科意识与学科分际尚未精细化的年代,兼顾文本与田野的民俗学者秉承“到民间去”“唤起民众”的文化自觉,将研究目光投向“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朝山进香。在20世纪的20-30年代,顾颉刚等人组织了关于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田野调查,江绍原、容肇祖、许地山等学者撰写了关于民间社会各种迷信活动的分析研究,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表了大量各地风俗迷信的调查报告和评介文章,这一系列或旨在关注民众生活、或旨在批判信仰活动的反科学性进而改造社会的学术活动,开启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民俗研究取向”。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行业神崇拜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早在顾颉刚关于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田野调查中,就已经发现香会中有一些“职业团体”,如万寿善缘缝绽会,由“皇城内外新旧靴鞋行旗民人等诚起”,为沿路香客免费修鞋;又如拜席老会,是京城席业行业公会,为妙峰山沿路茶棚提供各种用席;还有京城“正阳、崇文、宣武门外”铜锡匠行结成的乐善巧炉圣会,专在中道沿路茶棚为香客补修铜锡瓷器等等。顾颉刚并没有说明这些“职业团体”前来朝山进香的原因,倒是全汉昇在研究中国行会史时进行了解释:“为什么各行会都来这么远的一个山上来进香呢?原来各行的祖师——如技巧工人所崇拜的鲁班及一般行会所祭奉的关帝及财神的神位或神殿都在这里。”这类关于中国行业神信仰的记述,零散见于民国时期各地民俗文化的社会调查中,但大多非常简略,更不是专题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以行业神崇拜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代表作,一部是刘佳崇璋的«北平各行祖师调查记略»,一部是叶郭立诚的«行神研究»。前者是田野调查报告,后者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著。
    刘佳崇璋对20世纪上半叶北京各行祖师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并写有至少8集的«北平各行祖师调查记略»,被学者誉为“专门将祖师爷作为一个单独的题目进行调查研究的首创者”。但是,目前仅能在首都图书馆看到调查纪略第8集的传抄本,在这一集中,刘佳崇璋记载了酸梅汤摊贩、大饽饽铺、农园和茶馆四种行业的祖师。从这保存下来的唯一一集中,可以看到刘佳崇璋对于当时北京城中各行业祖师的调查非常全面,不仅细述各行业祖师崇拜的来源、传说、奉祀情况,还尽可能展示各行当的日常运营、发展状况及其社会环境,甚至还精细描绘了各行器具的示意图,如酸梅汤摊贩的铜招子、冰盏碗儿,饽饽铺的吊炉、闷炉、皂炉三种不同的灶具,将行业神崇拜的文化意涵、行业生存的社会情境融于日常生活的具象化中。所以,学者认为刘佳崇璋的调查“有着今天国内学界还在广为效仿西方的‘延展/伸’的情境分析方法(situationanalysis)的意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调查纪略的文本本身而言,这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调查纪略有的理念、方法并不逊色于以善于调查著称的日本学人和改革开放后群起效法西方的国内诸多学人”。
    1946年,叶郭立诚撰写完成«行神研究»一书,这是第一部以行业神崇拜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叶郭立诚已经主持了对北京东岳庙的调查,撰有调查报告,其中对东岳庙中的行业神殿堂——显化司、鲁班殿、马王殿、喜神殿以及行业团体的祀神活动有过简略记述。«行神研究»一书体例完备,除去引言与结语,全书共分为九章,即行神定义、行神分类、行神史料研究、工业行神、商业行神、职业行神、行神祈祀、北平行神庙宇,涉及了行业神崇拜的各个方面,奠定了后来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对于何谓“行神”,叶郭立诚首次给出了全面、清晰的定义:
    行神者即同业者共同崇奉的神祇,即俗所谓“祖师爷”也。吾国行会,每推一历史上或传说上的名人与神为本行的祖师,斯人或神即为本行业的发明者,利用此崇拜的中心以召集团体,统治会中份子,推进本行业务,行会领袖即为行神的主祭者,每年于行神的诞日例有大祭,斯时会员全体出席,祭后即举行会议,商定本会公共事宜,选举会首,改定官价,处罚犯规者,咸在神前举行,以示其神圣尊严与公平无私,最后共享神胙,更有献戏娱神,即以自娱,藉此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焉。
    这一定义不仅涉及行业神的基本内涵,也包含了行神的来源、奉祀仪式以及社会功能。依据行业性质的不同,叶郭立诚将行业神分为工业行神、商业行神、职业行神三类,再细分为若干类别(如工业行神就划分为土木建筑、家具、衣服装饰、饮食品、书籍文房用品、药及消费品、杂项共七类)进行逐一说明。同时,作者对于不同行业奉祀本行祖师神的仪式实践也做了详细的研究,包括祭祀祖师的目的与会期、公费的筹款方法、酬神演剧等祭祀活动内容等等,均一一述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叶郭立诚还将记录行业神信仰文化的书籍分为民间俗籍、传统典籍、外人研究三类进行了史料梳理,对于继续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谓助益甚多。
    除了上述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视域下行业神的调查与研究外,20世纪初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行会的关注,是中国行业神研究进入学者视野的另一个机缘。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是一些外国人撰写的田野调查性质的论著。直到1909年马士(H.B.Morse1855-1934)出版«中国行会考»一书,才代表着西方学者对中国行会史的关注转向了较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中国行会考»将中国行会分为手工业行会、商人会馆和商人行会三类加以考察,在手工业行会和商人会馆两类中,都设有“共同崇拜”一节,讨论中国传统行会内部的宗教信仰问题,并与西欧行会进行对比。马士已经观察到中国各行会存在“共同的行会崇拜的迹象”,出现了“与某些寺庙相联系的行会”,行会“与宗教的结合”是一种惯例,比如在温州,药行要求其新成员付一笔入会费给药神庙,铁匠行的行规则明确规定“在城市庙堂里召集会议,在戏剧娱乐和宴席期间”商定工资价目和商品价格。但由于马士在讨论中国行会的共同崇拜时,更多的是将英国行会中的宗教互助会作为参照系,因此,他更关注的是教派、宗教感情等西方宗教文化语境中生发的问题,而对独具特色的中国行业神崇拜则着墨极少。
    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美国传教士步济时(J.S.Burgess1883-1949),在20世纪20年代曾多次主持北京地区的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他于1928年撰写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的行会»,这是中国行会史区域性研究的代表作。步济时调查了北京及附近地区包括缝纫业行会、盲人行会、木器业行会、靴鞋业行会、理发业行会等在内的42个行会,调查人员采访行会负责人并详细记录访谈资料。在这些调查内容中,就包括了行会的行业神祭祀活动,涉及行业神的名称与祭奠活动、行业成员对行业神祭祀的看法等。差不多同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对北京地区的行会开始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陆续编纂了«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六辑。调查人员对北京的工商行会进行调查,并一一抄录了民国时期尚存的明清以来北京各手工业行会、会馆的碑文和匾额,同时对行会组织成员和从业者进行了访谈,这些碑文和访谈资料,都大量保存了北京地区行业神信仰及祭祀活动的内容。«北京的行会»与«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都采用了西方现代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不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信仰文化和心态,更揭示出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北京各类行会在祭祀行业神以及行业组织整合方式上的深刻变化。
    中国学者的行会史研究则以20世纪30年代全汉昇出版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为代表,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行会史的学术专著。该书从中国行会的起源及早期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讲起,然后按时间顺序对隋唐、宋代、元明、近代的行会分别加以论述,另撰专章讨论会馆。在论述不同时期的行会时,该书都设有专节讨论行会崇拜本行祖师的宗教活动,并认为这种崇拜活动主要是为了行会的“一致团结”。全汉昇还注意到中国的行业神崇拜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唐宋时代的工商业行会常祭祀其所在地的神”,而元明清以后才逐渐改为专祀行业祖师神。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中外学者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与行会问题的关注,中国行业神问题的研究开始起步。在这两种学术路径下的行业神研究,都呈现出田野调查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应该说,这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开创了有利的局面。但在1949年后,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在破除迷信的全国性运动下,行业神崇拜在社会上几乎绝迹,研究也就无从谈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民俗学界、历史学界特别是社会史学界民间信仰研究的复兴,行业神才又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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