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史学反思与展望】疏通知远：从碎片化到整体史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3:11:19 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 参加讨论
【编者按】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学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的梯度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史学研究的领域分化越来越细密，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不断拓展到公众史、微观史、环境史、医疗史、城市史、书籍史、情感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口述史等不一而足，展现了生机勃勃的学术图谱；史学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论建构亦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近年来跨学科综合、全球史视野、大数据方法的接续兴起，更是助推史学研究不断拓展进学术繁盛的新阶段。毫无疑问，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史学走进全面繁荣发展的40年，是学术成果积累呈现繁花似锦的40年。然而不可否认，史学领域在诸多著述纷繁的映照下，也在客观面临着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与新挑战：随着史学领域的不断“深耕”引起碎片化现象，学者如何正确把握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定位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整体发展？网络自媒体的勃兴和非职业史学“观察家”的立说，将给史学研究传统造成哪些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向未来的史学研究逻辑建构，史学研究者应如何进一步开展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工作？在有效深化学理研究的实践进程中，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基于此，我们有针对性地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编发、转载的重点史学研究成果，旨在依托扎实严谨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回顾2018年迄今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学术热点，力求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学术启示，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史学研究创新发展助力。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的“理论自觉”，导致整体史写作路径遭到越来越专业化与碎片化的史学研究倾向的“新批判”。与此同时，社会史、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等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加深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的专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及其中译本的出版，更是引发中国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热烈讨论。[1]近几年，随着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短阅读”蔚然成风，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再次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之一。 “碎片化”引发强烈关注 2018年，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来都是史学研究宽广视阈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要求之一，这深刻源于二者是构成历史过程在“尺度”意义上的伴生关系。然而，历史发展的宏阔进程不能代之以宏大历史研究与微观史学研究的简单相加。其中，作为一种西方史学研究潮流，微观史学尽管具有国际性特征，但是它的分析方法与研究手段带来的却是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建构功能的“碎片化”消解，甚至会导致史学学科空洞化、边缘化的危险。对此，高翔指出：“史学研究领域存在着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现象，这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2]究其实质，任何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对宏大历史的微观研究并不等于对细微现象全部进行简单还原的“微观实证”积累，也就是说，历史决不是鸡零狗碎的聚合物。缺乏大时代与大思想、大关怀与大问题、大联系与大序列、大理论与大阐释的研究形态，只能导致论题与价值的特殊化、个别化甚至边缘化的存在形态，历史也就成为弥散化的、零散的社会物象以及缺乏意义关联的片段或碎片。这必然造成历史构成要素之间的弱连接关系，走向无节制的随意阐释或强制阐释的境地，历史的碎片化脱离了社会变迁的真实面目，严重消解了历史主体与历史主流乃至历史主题的应有实践形态与价值形态。于是，与之相关联的碎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顽固走向小论题、个案化、深度描述的盛行。这种现象正如李红岩所形象描述的：“伴随着繁荣发展，生发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现象。突出表现是：研究内容碎片化、研究主题形式化、成果表述玄学化。”[3]侯建新则提出：“研究中存在碎片化现象，原创力度不足。”[4]钱乘旦明确认为：“在历史研究的认识论方面有一个严重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就是‘碎片化’。”[5]杨国强也谈到碎片化趋势的危害性：“九十年代以来，这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推崇史料，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整体的中国历史，推崇理论，走到极端，就可能会使我们只看到各式各样的理论，而看不到贯通的中国史。这种偏失，造成了九十年代以来由否定宏大叙事开始的历史研究越来越趋向碎片化。”[6] 面对碎片化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拒绝，[7]也有的认为不必担忧。[8]那么，什么是碎片化？笔者赞同郑师渠对碎片化现象的两种区分：“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一是放弃总体性( 总体史) ，导致了‘碎片化’；二是坚持总体性( 总体史) ，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9]很显然，我们应该坚决拒绝第一种碎片化，而努力将第二种碎片化“串”起来，正如杨国强所言：“其实就整体研究总是要分解开来才能深入而言，碎片亦是应有之义，但分开之后总还要回归到整体，否则被分开的片断既无来路，又无意义。”[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