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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史学反思与展望】疏通知远:从碎片化到整体史研究(3)


    疏通、通识与协作
    法国学者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引证,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对他的法国听众说:假设一百名专家通过抽签来分别研究法国历史的各个片段,你认为他们最后能写出法国历史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之间缺少事件的联系纽带。[17]可见,联系的纽带也是很重要的历史,而要想疏通这些纽带,既需要广博的知识,又需要专精的学问。《隋书·经籍志》中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戒焉。”[18]章学诚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19]古今中外的学术史家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要将碎片化的历史疏而通之,必须拥有渊博而专精的学识和素养。
    “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目前的断代区隔过于森严。一些作者为知识背景所局限,写出文章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在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就事论事,而不能从长时段的角度去动态地分析问题。”[20]这就提出一个整体意识的问题。陈寅恪强调,治史须有“通识”,[21]钱穆主张重视通史研究,要“上溯渊源,下探究竟”。[22]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专深的历史研究时,应该有一个观照宏观的问题意识。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在考察问题的理论思维过程中,正视问题不仅仅是能够发现问题,而且要善于发现真问题,识别虚假问题,碎片化的“微小逻辑”总是无法承担问题之“真”所具有的历史重量的,相反,只有在深入探究历史问题的宏大叙事所承载的全要素结构,增强问题意识,才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的同义语,所形成的研究结论才能真正接受历史的严苛检验,而不会在思想与价值的大尺度综合研判中轰然倒塌,成为贻笑大方或遗臭万年的理论标本。而这恰恰是不学无术的代名词。
    应该说,整体史研究路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团队合作付出艰辛努力,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绘就统揽全局的历史画卷。“历史包罗广泛,地域辽阔,时间漫长,即便是天赋超群、学识渊博的大家,也不能‘包打天下’……众多学者将各自细致描摹的点连接起来,就能形成比较清晰而广阔的历史图景。而且,只有在大量专家铺就的台阶上,才能崛起通人大师;只有借助众多的专精成果,才能诞生传世的鸿篇巨制。”[23]正如马克·布洛克所言:“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4]惟其如此,“述往事,思来者”,我们才能不断拓宽视野看世界、看中国,看历史、看未来,从而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学术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在鉴往知来中真实把握重大历史命题的生成逻辑,在学术创新中掌握破解问题的主动议程,在议题设置中增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智力支持与学理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注释:
    [1]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这两期涉及碎片化的论文共计13篇。
    [2] 高翔:《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5日,第5版。
    [3] 李红岩:《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5日,第5版。
    [4] 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5] 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6] 于淑娟:《史学四十年︱许宏、严耀中、孙江、杨国强谈史学的探索与反思》,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4360。
    [7] 章开沅:《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8]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9] 郑师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0] 于淑娟:《史学四十年︱许宏、严耀中、孙江、杨国强谈史学的探索与反思》,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4360。
    [11] 高翔:《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5日,第5版。
    [12] 李红岩:《中国史学四十年:样态、潜流、走向》,《中华读书报》2018年12月5日,第5版。
    [13] 姜胜利:《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4日,第9版。
    [14] 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15]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 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6] 参见崔蕊满:《史学与想象:历史构思的三种范式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his.cssn.cn/sjs/sjs_sxllysxs/201901/t20190128_4818180.shtml。
    [17]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18] 魏征等:《隋书》第4册,第992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3页。
    [19]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89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8页。
    [20] 龚留柱:《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之三》,《史学月刊》2011年第5期。
    [2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摘二编》,第280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6页。
    [2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68页。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6页。
    [23]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9页。
    [24]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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