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之间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台湾和苏联这对看来不可能往来的宿敌，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却有过多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据报道，从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湾的苏联“秘歙”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伦敦晚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化名为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特务”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此期间他曾三次去台湾，密晤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台湾高层人士。同时台湾也应邀或主动派出“特使”在维也纳等地与苏联“特歙”接触。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湾《联合报》全文连载了台湾前“新闻局长”魏景蒙日记《王平档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事情)，首次披露了这些惊人的秘闻，其中对跑易斯第一次台北之行和台苏双方“特使”两次维也纳会谈的记录尤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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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特使”跑易斯第一次访台
路易斯第一次到台湾是在1968年10月。此时的中苏关系已近水火之势。利用台湾问题大做文章，这是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苏联方面与中国斗争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苏联等国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时，苏联部同意把台湾当年“主权国家”，要它在条约上签字。 1965年苏联通讯卫星日本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特邀台湾有关人员出席。之后，苏联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与台湾的同行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越来越多。苏联国内许多刊物上经常刊登台湾的“国旗”，称蒋介石为“总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进一步考虑拉拢曾标榜誓死“反共抗俄”的台湾共同反华的可能性，最终把台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它拼凑的“亚洲集体安全”的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实现这一计划无疑也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
跑易斯就是苏联派出探路的马前卒和拉拢台湾的说客。而台湾当局此时也颇欲利用国际变局有所作为。根据魏影蒙日记的透露，美国政府暗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往来，台湾高层早就看在眼里，而且评估美国不会帮助台湾“反攻大陆”。同时中日关系也有松动迹象。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办事处此时在东京设立了联络事务所，日本最具规模的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呼吁中日关系正常化。因此，台苏接触，虽然开始是苏联主动，但终究是两相情愿，一拍即合。
9月的一天，路易斯携英籍妻子在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见到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自我介绍说他是《伦敦晚报》记者，开门见山地要求访问台湾。进一步深谈，卢为知道他持的是苏联护照，并可通过他联系苏联高层。后来卢进一步打听对方的来路，知道其背景与苏联克格勃有关。事关重大而且敏感，户立即报告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陈通过台湾 “外交部”拍电给“新闻局长”魏景蒙。
对于路易斯要求访台，台湾当局持慎重要而积极的态度，对路易斯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知道他不是一般的记者以及来台的目的等。蒋介石考虑再三，裁定让路易斯来台，要蒋经国亲自掌握，蒋氏父子又委托来认魏景蒙具体负责，指令绝对不能走漏风声。从10月2日中午路易斯乘华航班机抵台北到31日离台，路易斯始终受到台湾当局周到妥善的接待安排。此间，路易斯与台湾当局高层官员举行了多次“政治会晤”，包括台“新闻局长”魏景蒙、“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经济部长”陶声洋、“情报局长”叶翔之和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其中，重要的会谈有三次，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叶翔之和魏景蒙与路易斯会谈：蒋经国与路易斯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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