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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赣丽]当代都市消费空间中的民俗主义——以上海田子坊为例(6)


      五、余论:民俗主义语境下当代都市消费空间里的民俗变异
    上文我们论述了田子坊空间中的民俗特征,可以看出,这些民俗与我们所熟知的民俗不太一样。在民俗主义泛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并思考这样的民俗是否应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或带给民俗学新的视角。
    (一)民俗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普遍性
    随着传统农耕文明的消失,尤其是现代性的影响,对民俗的应用非常普遍。这种脱离原来的语境,具有新的功能和内容的民俗现象,在国外早已引起民俗学家的关注,并名之为“民俗主义”。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但不同的学者对之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本迪克丝指出:民俗主义指“脱离了其原来语境的民俗,或者说是伪造的民俗。这一术语被用来指涉那些在视觉和听觉上引人注意的或在审美经验上令人愉悦的民间素材, 例如节日服装、节日表演、音乐和艺术(也包括食物),它们被从其原初的语境中抽取出来,并被赋予了新的用途,为了不同的、通常是更多的观众而展现。”苏联学者维克多•古瑟夫(Viktor Gusev)认为,民俗主义是“民俗的适应、再生产和变迁的过程”。还有研究指出:在“民”和“农民”被“居民”和“市民”取代,“传承文化”“民俗”被“日常文化”取代的过程中, 民俗主义带来了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冲击了人们所固守的民俗概念,如传承的连续性、稳定的共同体、及其生发且维系的民俗等。我国旅游场域中广泛存在着对民俗的应用,但学者们秉持正统的民俗观念,较少有人持正面的态度看待民俗主义现象和进行相关的学术分析。但今天民俗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在人造节庆、商业促销、政府宣传或在影视网络空间中常常见识的文化现象。换言之,在当代社会,随着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传统文化日益资源化,许多民俗都以民俗主义的姿态出现,所谓纯粹的民俗已难见到。正如周星所指出的,当代民俗主义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已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常态现象。很多貌似传统的事象,不再具备其原有的生存土壤,而是和现代社会的科技生活彼此渗透。“无数脱离了原先的母体、时空文脉和意义、功能的民俗或其碎片,得以在全新的社会状况下和新的文化脉络中被消费、展示、演出、利用,被重组、再编、混搭和自由组合,并且具备了全新的意义、功能、目的以及价值。”尽管民俗主义是把民俗转为消费主义逻辑下的民俗利用,并不同于民俗自然变迁到今天的新面貌;但是,在快速变动的当代都市社会,还有多少民俗能够抵抗社会转型大潮的裹挟和各种外界压力,而继续在其自然变迁的轨道上前行呢?民俗不再是当初发明其名词之时的意义,它不是人们头脑中固定的模式和内容,更不是教科书中抽象的概念,而是发生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眼光去审视民俗的定义和对其的研究志趣。
    (二)当代都市里的民俗变异:朝向大众文化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一向被视为是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文化。民俗学主要以乡村的、传统的、底层民众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大众文化主要指当代流传在城市的普通市民的文化,具有商业性、娱乐性和消费性等特征,因此,当代许多传统民俗被商业化利用亦即民俗主义的做法,不断受到学界的诟病,认为这样就会导致民间文化变味,成为一向被学界贬抑和批判的大众文化。但在消费主义日趋主宰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要继续保持民间文化的纯粹性,似乎不太可能。我们通过田子坊的案例可以发现,当代都市消费语境下,民俗生产的主体、功能和生产模式都发生了变化。首先,生产者、生产目的和面向不同。传统民间文化的生产是民俗文化主体为了适应特殊的生存环境而生产,主要目的是自我享用或自我群体的消费,仅部分具有商品流通的特性。当代都市空间里的民俗生产往往是消费主导的,商家不仅生产各种新奇和怀旧的民俗物品,还通过广告语及宣传画对所兜售的各种带有民俗意味的商品进行再诠释,以增加其文化内涵和切近当下人们的心理。市场规律决定这种生产不管是移植异域,还是营造乡愁,都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其文化生产遵循的是商业的逻辑,具有消费文化的方便快捷性,其目的是为他者消费。其次,与生产目的和生产语境的变化相伴随的是,生产的模式也不同。在乡村高度同质性的社会,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民俗生产、传承和流通传播的模式及内容都是相对单一的,而其传承是代代相传,更具稳定性而相对持久的;在空间传播上也呈层圈式逐渐变异的规律。都市消费空间里的民俗,则未必有明显的传承轨迹,跨越时空的传承或断裂之后再传承都有可能,未必代代相传甚至有时是后辈对前辈的反哺;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传播变异特征,既有本土特色,也有异地文化的融合。在传播手段上,更多借助了大众传媒而不是以往那样依靠受众主体自我的口耳相传和行为相传。仅以田子坊这样的消费空间为例,大部分的文化传播途径都是便捷式和快餐式的,主要有广播电视、杂志、旅游宣传小册子、导游词、小说、游记或自传、网络随笔、各类摄影作品、以及曾经的到访者的口头传播。这些未必是文化的生产者或拥有者的主动传播,有的是一种接受者的再次传播。这些现代技术手段对于传统民俗的营造,对于民俗意象的再诠释迎合了当下人们的消费心理,调动了人们的民俗情怀,有利于推动传统民俗的再生和民众对其再认知。当然,传播或传承的民俗可能是碎片化的,也可能是片面的,是经过市场或相关经营者来筛选的,未必是经过民众或文化经营者全面考察选择的,有些有价值的内容或方面可能不敌消费市场的混乱而被剔除和淹没。再次,民间文化在当代消费空间,更多是作为快餐式的文化在生产和消费,更为标准化和多样化,是多种配方交叉组合的快餐模式,并不是地方性的不同呈现。总之,不同于传统的民间文化(传统的、乡村的、底层的民众自我创造和享用的文化),当代都市消费文化空间里的民间文化提供的是以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主体,以广播、影视、广告、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具有商品化、共享性和消费性、流行性、通俗性、娱乐性等特征。在都市语境下,民俗文化与都市中的大众文化正在发生不断的勾连。都市空间下的民俗文化已经失去了其内生性,其生产大都只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和情感体验,不可避免的具有了大众文化的属性。虽然其有过重的商业化痕迹和倾向,但在当代消费社会,大众文化浸润在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最为普及流行并占据文化主流的一类文化。消费力量成为了民俗传播和民俗再生产的重要力量,由此也导致民俗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也就是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和人们需求的变化导致民俗生产目的、内容和形式随之变化,民俗不再是民众自我生产和享用的对象,也不再具有单纯的或纯粹的民间性,而有更多的异质性介入,呈现为多元主体创造的迎合商品市场需要的超越地方性的混杂性对象。另一方面,都市的包容性和丰富性造就了多样化的文化认同,民俗的复制和加工生产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样式,以地方性为特征的民俗让位于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仅以饮食口味为例,在大上海豆花和薯条都有多种口味,甚至从前嗜甜怕辣的上海人也沾染了西部内陆地方的嗜辣食俗,这不是因为水土民性或地方的物质和自然地理条件使然,更多是与年轻人好奇求异、贪图口欲,或现代都市人在生活压力下追求刺激和新鲜感相关。这自然导致民俗随着空间和时代的变异,从内到外产生全面的变迁。这种都市民俗的特征,正如前人所说:“现存于上海城市中的传统民俗文化空间,却是一种再生态的文化现象,它们已经与原来的现实生活场景相脱离,已经被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按照自身的文化需求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复制、再创与加工改造。它们的文化内涵中,固然还保持着一定成分的传统民俗文化原貌,同时也融入了某些代表现代都市人的文化情趣与文化理念。”处于都市空间下的田子坊体现了当代我国转型期民俗的多样性与混杂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民俗逐渐成为被都市社会消费的大众文化,契合时尚,不断被改造和走向奇异多元,以满足年轻消费者追求个性的要求,籍此,民俗也不断发生变异,而走向未来。
    总而言之,现代都市空间是流动性的复杂空间,全球化通过旅游、移民、传媒和消费,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令人兴奋的杂交文化网络,比如通过衣着、事物和音乐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是统一和单一的,而可能是多样共存的,不同的认同圈存在交叉,并随不断变幻的语境而变动。与此同时,大众媒体和广告商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不断炮制出满足大众特定审美与心理需求的象征符号,将传统民俗文化转化为当代时尚、中产品味、使之具有个性化、现代感、视觉美感,刺激着人们的消费实践。在消费主义的强力冲击下,当代流行文化抹平了时空、地域和种族的差异,成为占据主流的大众文化,挤压着传统民俗生存的空间。当代城市社会已然变成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所有的文化都可能朝着这个方向改造和生产。因此,民俗学关注民俗主义现象,关注日益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的大众文化,关注当代流行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关联,已经是逃脱不开、必须面对的课题。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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