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源华认为，因为当时正是中日两方停战会谈之际，爆炸的事情必须做在暗处，所以陈铭枢找到了王亚樵，希望由他派人实施。
因为祝捷大会不允许中国人参加，参加者只能是日本人和在沪韩侨，王亚樵领导的“铁血锄奸团”没法派上用场，所以王亚樵就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找到在上海的安昌浩，安昌浩又出面请在上海已经组织起“韩人爱国团”这个暗杀组织的金九具体实施。
“中国的军方筹集了4万元军费，通过王亚樵转由安昌浩交给金九，作为这次行动的活动经费和善后经费，其中的2万元用来制造炸药，剩下的2万元作为抚恤金转给了尹奉吉的家人，但是这个细节没有特别凿实的史料来支撑。”石源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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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沐涛则认为，王亚樵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参与这件事。
1983年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发表了《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首次提出十九路军、王亚樵和韩方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的说法，其中说，王亚樵让王述樵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安昌浩，商量行动计划。但是沐涛认为，王述樵的论述有诸多漏洞。
“此后，在上海又有一个老先生曾自称是王亚樵的手下，说王亚樵曾参与了虹口公园爆炸案，但是我们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又说不出细节来。”沐涛说。
不论王亚樵是否参与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策划过程，十九路军和韩国革命党的秘密合谋，似乎不无依据。
第二种说法，是韩国学者比较倾向的，就是金九独立负责说，而最有力，也是唯一的史料就是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
事实上，在虹口公园爆炸案之前，金九和他的“韩人爱国团”，还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暗杀记录。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也是金九和整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人员、经费上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独立运动正处在低潮时期，许多革命者都被逮捕，也有一批意志薄弱的人干脆撒手不干回了韩国，或者为了生计各奔前程。本来有千余名独立运动者，到了1932年前后，就剩下了几十人。而且因为韩国国内的反日斗争在国内影响不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在这种状态下，金九的思路是，不能正面军事袭击，搞搞暗杀也能振一下士气，因此，他成立了以暗杀为主要目的的“韩人爱国团”。
“另外，金九一直希望得到国民党的支持，但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太小，所以国民党高层没有通过官方渠道跟他们打过交道。金九也希望借助这次爆炸案在国民党内得到一定的认可，由此获得更多军事、经济上的资助。”
虽然，到现在为止，十九路军是否参与策划了这起爆炸案，仍没有特别详实的史料作为旁证，但有一点是各方都认同的：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这个暗杀计划如果成功，对十九路军和韩国临时政府来说，都是绝对的好事。
“尤其是对韩国方面来说，这个计划成功与否，对韩国革命者在中国的复国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和转折。”石源华说。
而金九最终选择尹奉吉来担此重任，主要有几点考虑：一、根据他的观察，尹奉吉确是一心报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二、尹奉吉来上海的时间尚短，不容易被人怀疑;三、尹奉吉在虹口公园附近卖菜时认识了不少日本宪兵，可以利用这些人作为行动中的掩护。
于是，便有了金九与尹奉吉在寓所会面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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