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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玲:清代洮州地区多元文化交融互动


        洮州地处中原农耕区与高原游牧区的交接地带,是内地进入藏区的门户,不仅被历代王朝视为“内华夏,外夷狄”的战略屏障,而且是羌、戎、吐谷浑、吐蕃等游牧迁徙之地,民族成分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多变。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中,行政建制的变革与更替、族群的迁徙与聚合以及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互动,使得洮州地区独具特色。唐宋王朝在洮州设有榷场,开展茶马贸易,并以此控驭西番。明朝在河、洮、岷之地建卫置堡、分封土司、茶马互市,加强中央政府对洮州地区的管理。清代,洮州卫升级为洮州厅,实行土流参治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与各民族经济生产方式互补的基础上,汉、藏、回等民族各取所需。多元文化的共生互补,形成了民族交融互动的历史画卷。 
    商品交流日趋活跃 
    商品交换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之间的交换,还承载着交换主体与客体之间观念和意志的交流,而这些观念和意志则以族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展现。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改变了宋明以来“以茶易马”的传统形式,转而向蒙藏民众征集贡赋。雍正十三年,废止茶马互市制度,彻底开放民间贸易,洮州地区回、汉商人与当地藏族的交流和互动日趋活跃。 
    据《洮州厅志》记载,洮州旧地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洮州新旧两城都有定期的集市,旧城在新城西北七十里处,两城均为藏民聚集处。其中,旧城货物集散尤为便利,清末即有“繁富”之称。例如,“万盛西”“德胜马”等商号在洮州旧城的出现,对活跃商业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洮州旧城为商品集散地,来自河南、陕西、四川、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人千里迢迢前来交易。光绪年间,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西道堂的商队将大量藏区土特产品行销全国,洮州成为甘肃西南部重要的贸易中心。清代洮州地区的商业发展呈现出商品种类多、商人队伍庞大、商品数量和交易额增加、商品流通范围广等特点。 
    在民族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语言起着关键的媒介作用。洮州地区流传着“学会藏话值银子”“藏民认话不认人”等谚语,这就要求回、汉商人掌握藏语会话技能,使藏族民众从心理上产生亲近感。长期深入藏区的回、汉商人,大都能讲一口娴熟的藏话。藏区农牧民在与回、汉商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也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汉语知识,可供日常交流之用。尤其是邻近洮州农区的一些藏族农牧民,因长期与汉回民众打交道,逐渐学会了汉语。乾隆《循化志》记载,“凡切近河、洮、岷州内地番人,与百姓杂处者,向通汉语”。最能展现洮州地区语言文化魅力的便是流行于河湟洮岷地区的“花儿”。花儿是生活在河湟洮岷地区的汉、藏、回、蒙古等民族共同创造和培育出来的一种民间歌谣,其基本特征是用汉语、回调、藏风演唱,是完全跨越族际界限而为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表现形式。 
    饮食和服饰体现民族融合 
    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会因其传统居住地的地理、气候、自然资源条件而形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这些生活习俗也会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如常年奔走于川藏线的回、汉商人和生活于此的回、汉民众,习惯食用具有藏族饮食特色的糌粑、酥油茶、蕨麻饭及牛羊肉和奶制品等,因为只有摄取高能量的肉类、奶类等,才能充分保证身体的热量供给。藏族同样感染了一些回族的饮食习俗,每逢藏历新年或藏民办喜事,藏民都以回式菜肴款待客人,当地的官员、喇嘛和一部分普通藏民则更喜欢食用阿訇掌刀宰杀的牛羊肉。至于汉族,对于回族的饮食更加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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