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之争(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2:11:45 《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 王晓德 参加讨论
一、“雷纳尔之问”的缘起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件轰动整个欧洲的大事，当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事件将给全球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步显现出来。包括哥伦布在内的航海家或冒险家，他们远航美洲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贵金属和传播上帝福音。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与哥伦布为同辈人，1513年他被西班牙皇室任命为圣多明各冶金总监，留居美洲近十年，返回西班牙之后于1526年出版了《西印度通史与自然史概要》一书。奥维耶多在此书的第二卷中对哥伦布远航美洲做出比较高的评价，认为这位伟大的探险者“给我们当世及后世带来的恩泽是无法估量的”②。奥维耶多不愧为历史学家，学识过人，比同时代人更敏锐地意识到美洲的“发现”会让后世受益无穷。这种评价大概是比较早地对这一事件做出的正面回应。意大利人吉罗拉莫·本佐尼作为探险者和商人在美洲留居了15年，足迹遍及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他返回欧洲时除了丰富的美洲经历之外一无所有。1565年，本佐尼出版了《新大陆的历史》一书，内容是欧洲殖民者“发现”和征服美洲的过程，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他在美洲的所见所闻。本佐尼对哥伦布无贬损之词，字里行间把哥伦布过人智慧及其坚韧不拔的做事风格体现出来，用他的话来说，哥伦布“靠着自己的勇气胆略和极好的天赋”发现了西印度。③然而，本佐尼对哥伦布之后踏上“新大陆”的西班牙征服者大多持抨击态度，他强烈谴责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把这些征服者对印第安人的残暴以及对财富的贪得无厌贯穿于全书，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美洲之“发现”给土著印第安人带来巨大的灾难。④荷兰历史学家阿诺阿多斯·蒙塔诺斯于167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美洲的书，在他的笔下，美洲的“发现”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美洲本来是个“未知”之半球，哥伦布“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样，被古人分割的整个世界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此前，人们“只知道亚洲、非洲和欧洲，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三个部分构成了环绕全球的一个整体”，第三个部分“便是新大陆，我们的美洲”⑤。 启蒙运动之前欧洲人撰写的关于美洲著述很少对哥伦布做出负面或消极评价，多是在描述哥伦布远航美洲活动中流露出对这位航海家胆识的钦佩。对欧洲殖民者在征服“新大陆”过程中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通常只是对事实的平铺直叙，几乎没有人将殖民者的这些非人道行为与美洲的“发现”密切联系在一起，两者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上述几位作者尽管对哥伦布远航美洲予以较高的评价，但无人谈及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文明发展究竟是福还是祸。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自美洲“发现”以及通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路开通以来“过去了两到三个世纪，在此短时期内，这些事件带来之结果的整个范围不可能被觉察到。对人类来说，好处是什么，不幸是什么，没有一个明智之人能够做出预料”⑥。言下之意，时代局限了他们的视野，美洲的“发现”带来全球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美洲“发现”的全球意义，也很难提出这一事件对人类利弊祸福之论题。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学者纪尧姆-托马·雷纳尔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引发学界争论，固然与这一时期对美洲研究的深化有关，但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全球变革时代需要对美洲“发现”及其带来之结果做出评价。 在启蒙时代，很少有思想家的著述不涉及美洲，哪怕是片言只语，但能够称得上研究美洲的专家不是很多，雷纳尔为其中一位。雷纳尔可谓启蒙时代研究美洲历史与现状的著名人物，他从未去过美洲，但对这一时期欧洲人形成对美洲的看法或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学者亨利·塔克曼对雷纳尔评价比较高，宣称雷纳尔“在其时代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他尽管没有观光者的身份，却有助于使美洲及其政治诉求在欧洲广为人知”。不过，塔克曼对雷纳尔的成名作《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以下简称《哲学与政治史》)书中的错误毫不隐讳，认为雷纳尔对美洲的描述错误甚多，“显然往往来自不恰当的资料”⑦。当然，雷纳尔对美洲错误的描述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读者群中的声誉，也没有成为他对美洲之看法在欧洲广泛传播的障碍。雷纳尔的美洲观主要体现在他主持撰写的多卷本《哲学与政治史》之中，雷纳尔等人文笔流畅，描述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能吸引想了解美洲的欧洲读者之眼球。很多学者是站在全球的角度对这部多卷本著述做出评价的，很少涉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其价值不是对美洲的具体描述，而是首次把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征服的历史及其对不同文化交融的意义体现出来⑧。 姑且不论这些历史学家的评价是否恰当，《哲学与政治史》出版之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一个不争之事实，从1770年初版开始数十年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再版和修订版，深受读者青睐。该书印数之多，在启蒙时代亦为罕见，足以反映出这部多卷本著述对欧洲人认识美洲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有些内容显然对读者起到了“误导”的作用。一位参加美国革命的法国志愿者返回巴黎后写了一首诗，流传很广。在这首诗中，他谴责了雷纳尔神父那种愚不可及的热情误导他来到美国。⑨不管怎么说，很多欧洲人对美洲的了解始于阅读雷纳尔的这部著述，他们正是在书中描述的引导下形成了带有很大偏见的美洲观。有些学者指出了书中前后不一致之处，致使错误漏洞比较多。其实，就雷纳尔本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不严谨的学者，全书缺乏一条明确的主线贯穿始终，固然与多人参与撰写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体现出雷纳尔对美洲评价的矛盾心态。他在完成这部书之后一直不断地进行修订，名曰进一步“完善”对美洲的认识，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雷纳尔本人的困惑，尤其是美国革命发生之后，这种困惑在雷纳尔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了。 正是受这种困惑的影响，18世纪80年代初，已经在欧美学术界名声大噪的雷纳尔提出了一个引起很多人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即“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如果它是福音，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保持促进其带来的好处?如果它是祸害，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弥补其带来的损毁?”⑩这便是所谓的“雷纳尔之问”。为了在学术界征得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论著，雷纳尔自掏腰包，在里昂科学、纯文学和艺术研究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Polite Literature，and Arts at Lyons，以下简称里昂研究院)设立了50金路易(相当于1，200里弗尔)的奖金，对有见识的最佳应征论著予以嘉奖。雷纳尔是启蒙时代研究美洲问题的专家，此时他在欧美学术界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对美洲的描述与看法促进了欧洲人对大洋彼岸大陆的了解，但他的美洲观包含着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不利于欧洲人对美洲的正确认识。美洲负面形象在欧洲人脑海中的确立，雷纳尔显然难辞其咎。尽管雷纳尔不是一个固执己见之人，但他对美洲的负面看法从来不会在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是由他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决定的，无论他对这部著述进行过多少次修订，欧“优”美“劣”的思想贯穿全书始终。然而，美国革命的爆发与成功对雷纳尔的美洲观触动比较大，他不得不对此前的观点进行深刻反思。雷纳尔最初是想通过把美洲描述为“一塌糊涂”，借以抨击欧洲专制制度和殖民主义给这个大陆带来的“罪恶”与“不幸”，但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的爆发与成功却让他陷入困惑。这场革命赋予原来被视为“低劣”的美洲具有全新的含义，雷纳尔终生追求的“自由”、“平等”与“公正”等在美国革命和开国文献中明确体现出来。要是这个新生的国家是美洲“发现”之产物的话，那么这一发生在二百余年前的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究竟是利还是弊，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思考便是雷纳尔在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的一个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他也想通过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化解自己的一些困惑。 就雷纳尔本人而言，他对美洲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这一点在《哲学与政治史》中充分体现出来，即使雷纳尔提出了上述这个问题，那充其量只是反映出雷纳尔本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困惑。雷纳尔无疑想走出困惑，但要雷纳尔改变此前已经形成的美洲观，对一个依赖于此成就大名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雷纳尔也不会悖逆启蒙时期欧洲人对美洲认识的主流，只能是推波助澜，让否定美洲的观念在民众中更加广泛传播。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格登是研究美洲殖民时期的专家，他认为，在雷纳尔的笔下，哥伦布不仅预料到美洲的存在，而且能够理解“美洲的发现对当地居民和欧洲人意味着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讲，哥伦布已经预见到18世纪这场持续很久关于旧世界对新大陆影响之本质的争论”。雷纳尔显然不是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他的美洲观中包含着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少在1780年版的《哲学与政治史》中，他明确表达了美洲的发现“是对人类的伤害”。(11)另一位美国学者约翰·米勒也持类似看法，他在与马克·莫尔斯基合著的书中认为，雷纳尔对“美洲的发现是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这一问题“持否定观点”。(12)从雷纳尔的美洲观来看，他与当时在研究美洲问题上颇有“造诣”的布丰、德波以及罗伯逊等人一样从总体上否定了美洲，认为“新大陆”自然环境存在明显的“缺陷”，不仅无益于从欧洲移入的动植物生长，而且还会导致其发生退化，退化对象包括长期在这种自然环境下生活的人类。雷纳尔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这种“想当然”的看法，但涉及一些具体问题，雷纳尔没有完全绝对化，对美洲整体否定中夹杂着部分肯定，认为哥伦布“发现”美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由此，一些学者指责雷纳尔的美洲观前后不一致，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雷纳尔美洲观中的“积极”一面。 雷纳尔在《哲学与政治史》开首就谈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及其他航海家环绕地球航行的意义。雷纳尔认为，在整个文明史上，没有“一个事件比新大陆的发现和绕过好望角打开到东印度通道那样对整个人类尤其对欧洲国家更为重要的了”，原因主要是这一系列跨洋航行把原先互不往来的大陆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导致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尤其表现为被大洋分割的地区开始进行频繁交往，连最遥远国家的居民也被迫卷入其中，走出了封闭发展的状态。这样，“赤道气候的产品如今在极地附近地区被消费；北部的工业转移到南部；西部的居民把东部的原料转变为奢侈品。世界各地之人交换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习俗，交换他们的疾病和治疗手段，交换他们的善恶观”(13)。上述之言谈到了美洲“发现”等事件的重要意义及其带来全球的巨大变化，用当今流行的“全球化”这一术语理解雷纳尔这段话大概比较恰当，但这种结果对人类文明发展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雷纳尔并未明示。 不过，透过《哲学与政治史》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雷纳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态。这部多卷本的著述主要描述了美洲被“发现”及其被殖民化的过程，哥伦布是书中提到频率较高的人物之一。雷纳尔对哥伦布本人丝毫无贬损之意，赞扬这位航海家的话倒是不少。(14)雷纳尔没有明确对哥伦布本人做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在他的笔下，哥伦布是“发现”美洲的主角，他四次率船队远航美洲开启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全新时代，拉开了欧洲大国殖民化美洲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土著人口灭绝人寰的屠杀与奴役等“邪恶”，显然肇始于哥伦布等人对美洲的“发现”。这大概是一些学者认为雷纳尔对这一问题做出否定回答的主要原因。其实，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雷纳尔没有完全否定哥伦布等“发现”美洲的全球意义，但涉及“发现”本身给美洲带来的具体后果时，雷纳尔却表现出强烈的谴责态度，这与他主持撰写《哲学与政治史》的主旨是相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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