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之争(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01 《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 王晓德 参加讨论
四、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启蒙运动时代，美洲在很多欧洲人眼中依然属于尚未开化的大陆，其“野蛮”与“蒙昧”正好衬托出欧洲的“开化”与“理性”。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讲，欧洲与美洲两个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很多欧洲人对美洲并无太深的了解，其中包括一些有名的美洲问题专家，他们对美洲的描述游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无论他们对美洲的总体看法如何，其研究涉及这个大陆时，大概很难绕开对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评价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雷纳尔之问”在美洲问题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反映出这一时期欧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们出版或发表的论著或在“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前，或没有明确表明为里昂研究院征文而作，但多少与“雷纳尔之问”有些关系，他们对这个引人关注之问题的回答让18世纪后期源于法国的这场争论具有了广泛性和国际性。 黑尔在前边提到的论文中谈到“雷纳尔之问”的来龙去脉，认为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的公告“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46)。黑尔是个知名历史学家，凡言必有据，这种说法应该不为夸张。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与其说是获得奖项的诱惑力，倒不如说是他们觉得回答“雷纳尔之问”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论题。设奖公告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颁布的，虽然战火的硝烟依然弥漫在这个新国家的上空，但并未妨碍一些美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约翰·埃利奥特1782年2月1日致信贝尔纳普，特此告知了里昂研究院设奖征文之事，问他是否读过雷纳尔最新版的《哲学与政治史》。贝尔纳普当时担任波士顿一家公理教教会牧师，在国内学界已是一位遐迩闻名的历史学家。埃利奥特建议他阅读一下雷纳尔的这部著述，希望“运用您的思考能力来回答一个问题，即美洲大陆的发现是有益还是相反?50金路易的奖金将由里昂研究院颁发给在这一论题上撰写的最佳论著。我很清楚没有一个美国人比您本人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金”。埃利奥特还提到与他关系甚好的马瑟博士打算“在这个论题上撰文。他对获奖似乎信心十足”。6月17日，埃利奥特再次致信贝尔纳普，告知马瑟博士已经寄给里昂研究院一篇专题论文，用法文撰写。奖金将在1783年颁发给最佳论著者。(47)埃利奥特在信中所言是否为实，无从考证。他显然是想敦促贝尔纳普早日动笔撰文，以他的历史研究功力写一篇摘得这一奖项桂冠的文章。不知何故，贝尔纳普一直对友人催促无动于衷，或许他根本对这个奖项没有多大兴趣，或许觉得时间来不及，但由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十年之后，在1792年10月庆祝哥伦布远航美洲300周年之际，他完成了前边提到的那篇长论。此时，里昂研究院的奖项早已被学界抛诸脑后。不过，贝尔纳普的论文显然是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 贝尔纳普既是位历史学家，又是个笃信上帝的虔诚基督教徒。作为牧师，他承担着向教徒和公众传播上帝“福音”的神圣使命。阅读贝尔纳普的这篇论文，我们能够感受到其浓厚的宗教情结，弘扬上帝荣光的词句贯穿于全文，他把美洲的发现归功于全能上帝的指引。这个基调自然决定了他从肯定的角度看待美洲的发现及其产生的后果。贝尔纳普对哥伦布的评价比较高，把哥伦布描述为他所处时代的才华出众者，善于“利用思考和推理作为刺激行动的因素。他不是空谈的规划者，而是一个具有事业心的探险者。他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原则之上，决心尽自己最大所能，从实验中来证明真理”。由这位同时代少见的“天才”人物主导的远航美洲，从长远来看，其产生的结果自然对人类是利多弊少了。贝尔纳普从五点总结了美洲的“发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益处：一是“极大地有利于商业的目的，而商业在当代又为知识和人类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二是“大大改进了自然史的科学”，它“赋予人类对上帝作品更为公正和敬畏的观念，其中一些观念似乎比在旧大陆以更大规模以及以更为崇高的方式构建”；三是美洲在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方面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提供了“可以进行交易的许多有用商品”；四是“在人的历史上打开了重要一页。我们发现了人类同胞兄弟，他们散居在美洲大陆的各个地区和邻近岛屿。我们在不同种类的肤色、外形和习俗等方面认识了人类，我们学会把自己视为一个大家庭”；五是一个重要结果是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反抗殖民统治暴政的成功，美国的“范例将为其他国家所追随，在北美，欧洲受压迫者总能感到安全和宽慰”。美国“不仅为那里的欧洲兄弟打开了安全之门，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有资格享受相同的权利”。对于很多学者谴责的奴隶贸易，贝尔纳普没有避讳把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的非人道做法，认为这是美洲“发现”产生的一大弊端，奴隶贸易“证明无益于人的生命和幸福，与此同时还怂恿了贪欲、奢侈、高傲和残暴”。不过，他更强调人类应该从这种毫无人性的贸易中吸取的深刻教训。(48)贝尔纳普在文中没有指名道姓地反驳一些欧洲学者对美洲的错误看法，超越了从反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角度来肯定美洲的“发现”及其带来的后果，完全是站在整个人类利益的立场来看待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不可避免地把美国看作人类走向光明的“指路星辰”与楷模。这是贝尔纳普与对美洲“发现”持肯定态度的欧洲学者的最大区别之处。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肯定”包含着弘扬美国反殖民统治成功的因素，不过主要还是凸显这个新国家对世界承担的使命。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为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家，经常撰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政论文章。“雷纳尔之问”提出时他尚属年轻，还不到20岁。根茨在普鲁士政府任职多年，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可谓强烈倡导进行改革的自由主义人士。1795年，“雷纳尔之问”虽不再为学界所提及，但根茨觉得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很有现实意义，遂撰写了一篇论述美洲发现之结果影响的论文。根茨对美洲的“发现”完全持肯定态度，认为美洲“发现”对人类不仅是一个福音，而且促进了人类的启蒙与幸福，欧洲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他在文中写道，与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希腊文人从君士坦丁堡移出以及十五六世纪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相比，美洲的“发现”和通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道的开通不仅“带来人类体质和智力状况的更大变革和革命”，而且“赋予所有这些其他大事件充分的动力，使之拥有了真正的重要性”，促进了“人类朝着幸福与文明的巨大进展”。根茨总结了美洲“发现”带来的有益结果，一是“新大陆”为欧洲提供了丰富的物品；二是人们“把工业视为财富之源”，把工业“提升到有益于社会发展”之程度，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象征或与之同义”；三是通过与欧洲人接触促进了印第安人由野蛮向文明的转化。(49)根茨在这篇论文中对美洲的“发现”及其后果评价很高，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成分。根茨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很大程度上旨在促进普鲁士王国进行自由主义改革，不能代表德意志学界对美洲“发现”的主流看法，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家之言”。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尼尔斯·克里斯蒂安·克劳森(Niels Christian Clausson)试图回答“雷纳尔之问”，于1785年出版了《关于美洲发现对人类更具有破坏性之研究》的著作。克劳森对美洲发现持明确否定态度，他在书中义愤填膺地控诉了欧洲殖民者给美洲带来巨大的灾难，宣称当地的“海洋与河流被血液染成了红色，沙滩与河岸隐藏在尸首的背后，城镇遭到浩劫和焚毁，上帝眼中最风景如画的花园、草地和田野变成了荒漠”。克劳森在书中详细谈到美洲的发现与征服对欧洲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他看来，向美洲移民正在使欧洲人口减少；海外帝国的竞争正在把欧洲国家拖入战争；美洲奢侈品的进口唤起了欧洲人的过度贪婪欲望；欧洲的道德腐败甚至正在引起欧洲人体质发生退化。他由此得出结论，美洲之发现“对人类来说是破坏大于获利”。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在哥本哈根大学引起了热议，1792年，哥本哈根大学特此设立一个奖项，广泛征集回答“美洲发现对欧洲人产生什么影响”的最佳论著。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埃利亚斯·冯·黑文(Elias Chr.von Haven)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从商业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黑文的结论是，美洲的“发现”“对生活在欧洲的所有人产生了下述影响。美洲的剩余产品给欧洲居民提供了本来不会拥有的日用品。一些商品是为了舒适和实用，而另一些商品是为了享乐和炫耀。因此，美洲发现有助于欧洲人对更多东西的享受”。黑文同时发出警告，美洲正在腐蚀欧洲人的身体和心灵。不健康的美洲产品正在减弱欧洲人的生育力，导致欧洲人丧失了“理性的发挥”。正是对这些产品的消费，欧洲人正在养成许多新的恶习，其中包括男性“身体的松软和女性化”(50)。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斯韦德利厄斯(J.Svedelius)于1802年发表论文，题目为《美洲发现在欧洲的影响》。(51)上述这些论著从不同方面回答了“雷纳尔之问”，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对美洲“发现”产生之结果的总体看法。 黑尔提到“雷纳尔之问”在英国学界反响很大，但笔者至今尚未找到英国学者撰写的明确回答“雷纳尔之问”的论著，甚至连征文题目也没有发现。要么存在着相关论著，只是因为无足轻重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要么反响很大，只是无人撰文回应，因为此时英国正在被失去北美殖民地搞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学者们担心对此问题直言回答有可能惹恼政府，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灾。在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出现了很多在国际学术界知名度很高的学者。美洲一向是英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当时欧洲大陆比较有影响的关于美洲论著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英国自然也出现了研究美洲问题的大家。比较有名的当属曾担任过爱丁堡大学校长的威廉·罗伯逊。罗伯逊是位学院派的历史学家，1777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美洲史》，在欧洲学界反响很大，随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罗伯逊由此成为欧洲学界研究美洲史的著名专家之一。罗伯逊与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很少对哥伦布有贬损之词。他把哥伦布称为“伟大的航海家”，始终如一地坚持“向西航行将会导致这个最重要的发现”。在罗伯逊的笔下，哥伦布远航美洲这一事件具有把被海洋隔开的大陆连成一个整体的深远意义。当“我们凝视新大陆时，让我们感到震惊的第一种情况是其幅员辽阔。新大陆不是哥伦布发现的地球很小部分，此前如此无足轻重，致使避开了以前时代的观察或研究。哥伦布使这个比欧洲、或亚洲或非洲更大的新半球广为人知”(52)。罗伯逊没有对美洲的“发现”及其后果做出明确“肯定”与“否定”的判断，但对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的残暴行径予以谴责，这些征服者“骇人听闻的暴力凶残行为，致使西班牙的名声在这个大陆受到人们憎恶”(53)。罗伯逊接受了布丰和雷纳尔的美洲退化论，详细地描述了“新大陆”动植物退化和缺乏活力的原因。他把美洲的退化归因于当地潮湿的自然环境，与美洲“发现”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无疑会对定居在“新大陆”的欧洲人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他们把致命的疾病带回欧洲。数目巨大的殖民者“死于他们突发感染未知疾病，那些幸免于这些来势凶猛的毁灭性疾病的人，却难以逃脱有毒气候的影响。根据早期西班牙历史学家的描写，他们返回到欧洲时，体质虚弱，瘦骨嶙峋，无精打采，肤色呈现出有病的黄颜色。凡此种种表明他们居住之地区的气候对身体有害”(54)。罗伯逊实际上与雷纳尔等人一样从总体上“否定”了美洲。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成为一门主流学科上贡献尤大，这主要归因于他1776年出版的三卷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本书在启蒙时期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和人们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至今犹存。斯密在书中专章研究了殖民地在全球商业体系中的作用，其中涉及对美洲的“发现”与殖民化的评价问题。斯密从全球层面上肯定了美洲的“发现”，这一事件对人类社会变革具有的深远意义，怎么评价恐怕都不为过。斯密宣称，“美洲的发现以及通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航道的发现是记录在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它们带来的结果已经非常重大”。斯密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说明，一是从长远看这些“发现”有利于当地土著人，他们“会变得更加强大或欧洲人将会变得更加衰弱”。二是“这些发现的主要结果把重商主义提高到光彩夺目的壮观程度，这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三是那些拥有美洲殖民地的国家“享受到这种伟大商业的全部展示和辉煌”，其他国家则“通常享受从这一伟大商业实际所得中较大的份额”(55)。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斯密主要从有助于全球商业网络形成的角度来看待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结果的，自然会做出“肯定”的判断。不管是斯密，还是罗伯逊，他们的研究显然不是针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却反映出英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科内利乌斯·德波为荷兰哲学家，长期居住在普鲁士，他对美洲问题很感兴趣，于1768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德波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欧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关于美洲的观点即刻遭到一些学者的非议，同时对欧洲人树立美洲的负面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雷纳尔在内的研究美洲专家或多或少地从德波的美洲观中获得灵感，在他们的著述中加以发挥。欧洲学界专门研究美洲的学者不是太多，德波可以算作一位，但他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其对美洲否定程度之激烈，很少有学者能望其项背。读者很难在德波的著述中找到正面描述美洲的语句，他把美洲“邪恶”所表现出的一切皆归于美洲的“发现”。他在“序言”开首便谈到这一点，宣称“对人类来说，没有一个事件比美洲之发现更加引人注目了。回顾从现在到最遥远的时代，我们看到任何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比；毋庸置疑，地球的一半区域天生地丑陋不堪，致使该区域所包括的一切要么是退化的要么是怪异的，看到这种场面是多么的印象深刻和令人恐怖”(56)。从德波随后的详细描述来看，美洲的“发现”无论对“新大陆”还是对欧洲，所产生的作用几乎都是负面的。牛津大学知名历史学家约翰·赫克斯特布尔·埃利奥特由此认为，德波“把新大陆的发现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事件”(57)。德波倒不是强烈地反对殖民主义，而是想通过把美洲描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借以阻止普鲁士民众移居美洲。他对“新大陆发现”的否定旨在找出美洲“低劣”的根源，显然有着服务于普鲁士王室的现实目的。 美洲的“发现”及其殖民化不仅决定了“新大陆”的发展方向，而且对“旧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德波对“新大陆”的负面描述不只是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否定，很大程度上暗含着欧洲最终不会从“退化”或“低劣”的美洲获得什么好处。德波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出版时，法国学者安托万-约瑟夫·佩尔内蒂应腓特烈大帝之邀在柏林皇家图书馆任职。佩尔内蒂认为，德波对美洲的描述错误百出，势必会误导读者对美洲的认识，决定即刻奋笔著书，于1770年出版了《关于美洲与美洲人之论》，该书的副标题是对德波《哲学研究》的反驳。针对佩尔内蒂的批评，德波不甘示弱，神速地完成了《哲学研究之辩护》，也于1770年出版。佩尔内蒂很快做出回应，翌年便出版了《对哲学研究关于美洲与美洲人的考察》一书，这本书无多少新意，很多地方重复了第一本书的思想，却把与德波的论战推向高潮。佩尔内蒂书中很少对美洲“发现”的利弊做出评价，内容多是批评德波对美洲各个方面的贬损，但从他的反驳论据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基本看法，即特别强调了美洲对人类或欧洲的贡献。他用带有讥讽的口气说，德波先生“幸亏没有授权作为整个欧洲的发言人来决定我们关于美洲的判断和思想，也没有授权表达我们对新大陆感恩的情绪”。“感恩”一词比较形象地反映出他对美洲的“发现”及其产生的后果持肯定态度。在他看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新大陆”提供的各种物品。欧洲人“将继续从美洲获得糖、可可豆以及咖啡，以满足我们的味觉和感官”。我们还从美洲获得“制作胶合板的木材以及制作奢侈品与花色布料的印染材料”，还有“来自秘鲁的镇痛软膏、柯拜巴脂、奎宁、黄樟、愈疮木以及上千种其他药物来医治我们的疾病”。美洲还提供了诸如“金银”等贵金属，还有“宝石、毛皮以及为我们保暖的棉花”(58)。其实，美洲对人类物质生活的贡献远不止上述所列。佩尔内蒂的《关于美洲与美洲人之论》不到130页，与德波的著述相比只能算作小册子，全书差不多都是赞扬美洲自然环境和印第安人体质与智力之语，与德波的美洲观相比实际上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有的学者不同意德波对美洲的全盘否定，但反驳德波的美洲观时又与佩尔内蒂的看法区别很大。法国学者皮埃尔·鲁博神父就是其中一位。鲁博是个历史学家，出版了多部历史著作，代表作是五卷本的《亚洲、非洲和美洲通史》，他对美洲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第五卷。鲁博在书中对德波的美洲观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新大陆的发现”本身是人类的辉煌成就，但美洲的征服、美洲资源的开发以及对美洲土著民族的剥削给“旧世界”和“新大陆”带来巨大的灾难。鲁博在阐明自己看法之前用了很大篇幅对德波的观点进行辩驳，反问正辩，淋漓尽致。鲁博认为，“新大陆的发现”“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革命”，但“对美洲的征服是人类遭受的最骇人听闻的灾难”，后者与前者显然有着不可解脱的因果逻辑联系。为了说明这一点，鲁博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欧洲征服者给“新大陆”带来的凄惨图景，即“奴隶和野蛮人依然存在，这些奴隶受到最残酷的致命虐待，他们无精打采的愚昧状态是人类苦难的最低级程度。这些野蛮人通常受到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阴谋、我们的邪恶、我们的疾病以及我们的烈酒等攻击，被驱赶追捕，自甘堕落，备受摧残。他们像儿童一样变得衰弱不堪，品行败坏”。按照鲁博的观点，自美洲发现以来，欧洲与这个被殖民化的大陆之间“只存在着令人恐怖的邪恶交换，而不存在着善行的互惠交流”。他举例说，欧洲殖民者把天花带到美洲，天花对“新大陆”的毁灭一点都不亚于美洲疾病在欧洲造成的破坏。不管是印第安人，还是欧洲殖民者，死于非命的数目令人瞠目。欧洲殖民者从美洲获得大量黄金，但黄金最终让这些欧洲殖民大国深受其害。(59)鲁博对美洲的“发现”评价比较高，但对“发现”之后果的抨击丝毫不亚于德波。德波多是从美洲本身来否定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而鲁博多是从欧洲殖民者带给美洲灾难来做出否定回答的。德波和鲁博“否定”所选择的对象重点有所不同，但观点和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介绍的著述远未展现出启蒙时期欧美学术界在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上的全部成果，一些相关论著或许根本就没有出版或发表，大概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连文本都未能保存下来。此外，受语言能力的限制，笔者很难了解欧洲有些国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这些皆是研究这一问题留下的很大遗憾，弥补这种遗憾只能是有待来者了。 在启蒙运动时期，美洲成为欧洲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但绝大多数欧洲人对大洋彼岸的美洲并无真正的了解，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很多学者对美洲的描述通常是将之置于欧洲的对立面，在他们的笔下，美洲展现出的一切似乎多与欧洲文明反其道而行之，属于尚未“开化”的大陆。这样，欧洲人虚拟出的美洲形象总是负面的和不切实际的，旨在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对欧洲民众认识美洲产生较大影响的多是那些在总体上否定美洲的学者，即使有学者对他们的美洲观提出质疑，质疑者的观点也很难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更谈不上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了。美国革命的爆发对欧洲人的负面美洲形象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学界由此掀起对美洲各个方面讨论的热潮，不同观点迭出，形成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内洛·杰尔比称之为的“关于新大陆争论”(60)的局面。欧洲学界关于“新大陆”争论范围很广，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后果的利弊祸福之争只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场争论涉及研究美洲的一个根本问题，既包含着对欧洲大国殖民化美洲的评价，又暗含着如何能够走出专制主义带给美洲灾难的梦魇，实现启蒙时期思想家提倡的“理性”社会。因此，介入争论的学者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美洲很大程度上成为抨击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中介”，意为借美洲之“题”来发挥对改变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不同看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等谈到这场争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出“美洲是一个错误吗”的那些学者“不是真正地谈论美洲，他们谈论旧世界，谈论大自然和文明，谈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谈论折磨他们自己社会的腐败和不幸。当他们真正转向美洲时，他们从来不会记起他们撰写的美洲是什么样子”(61)。这段话虽有夸张之嫌，却意味深长，对理解这场争论的真正目的深有启迪。 这场争论的客体是美洲，主体是欧洲，意为主体在客体区域内的殖民活动究竟对两个大陆产生的作用如何。争论最初主要是欧洲学者参与，后来亦有少量的美国学者介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一个国家，不过基本上是在欧洲学者的圈子内打转，表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评价，不管是持“否定”意见者，还是持“肯定”意见者，基本上是站在欧洲文明的立场上来观察，“利弊祸福”主要是针对欧洲而言的，给美洲带来的“祸福”尽管是作为论证其观点的实例，但他们的兴趣点或关注点显然不在于此，他们对美洲的描述并不是把美洲作为主体，而是将之置于欧洲大国构建的全球殖民或商业体系之内。因此，“美洲的发现是个错误吗”显然是从欧洲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发现”和“错误”是主体强加给客体的词汇，离不开客体但在文本上似乎与客体又没有多大关系。这样，把欧洲置于“中心”位置回答这一问题自然为“顺理成章”，更何况读者群主要是欧洲人。在18世纪后半期，启蒙思想家高扬“理性”与“科学”的大旗，向愚昧人们的专制制度发出挑战，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欧洲人以本大陆为中心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式，美洲的“野蛮”和“蒙昧”恰恰成为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衬托。以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回答这个问题，势必缺乏客观性，不可避免地把想象夹杂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中，以此展现欧“优”美“劣”的图景。其实，对这个问题回答具有发言权的应该是美洲本土人，他们身临其境，至少对美洲“发现”给他们生活之大陆带来的结果有着切身的体验或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以“我”为中心的情结。除了很少的美国学者撰写了相关论文之外，美洲本土人的这种优势显然没有在18世纪后半期这场争论中充分发挥出来，致使这场争论几乎没有美洲本土人的声音，这无疑给这场争论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实际上成为欧洲学者针对美洲的“中心主义”情绪之宣泄。 尽管如此，这场主要发生在欧洲学界的关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争论显然具有难以磨灭的深远意义。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前便已拉开序幕，雷纳尔在美国革命即将成功之际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在欧洲学界把这场争论推向高潮。此时，争论的意义更加凸显出来，显然有助于欧洲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洲，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有了一种新的认识。里昂研究院为“雷纳尔之问”设立的奖项无果而终，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没有落下帷幕，原因主要在于这场争论没有形成人们共识的答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叶带有激动的情绪宣称，美洲的发现“是个错误，是个巨大的错误，真的是个错误”(62)。举出弗洛伊德之例旨在表明这场争论远未结束，即使到了当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的介入让争论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正是通过他们的描述，美洲不断地把真实的自我展现在世人面前。欧洲人逐渐地走出想象美洲的虚幻图景，对彼岸世界了解的不断加深。对于这种结果，这场争论的持续显然是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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