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小学教师，每月定量二十八斤。他四十左右年纪，当然吃不饱，因此比较瘦，还得了“浮肿病”……我在学校，定量始终没减，三十斤，比我爸还多二斤……整个困难时期，我没听说我家乡有人饿死……我家乡是鱼米之乡。以中国之大，比我家乡差的地方肯定很多，“灾荒年”饿死人的事我不相信没有。但网上言之凿凿，说死了三千万，不知这数字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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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着一本一个名叫惠文的作者当年在四川省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的日记。他对于当地人口死亡的记载来源于他的调查和有关知情者的透漏。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40余人，只有2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20多个主劳几乎死光……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缺乏男劳力搞生产，抢种抢收时节十分困难，只好通过上级统筹调派别队的劳力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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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死了人，埋葬很简单，用稻草、席子裹着，绳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个土坑软埋下去就行了。由于浮肿病使劳动力丧失，有的生产队死了人还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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