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应邀访问印度，参加始祖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国外的敌对势力趁机进行策反，企图阻止达赖返回西藏，促其从事分裂活动，达赖一时动摇不定。周恩来总理安排在此时访问南亚，在新德里三次同达赖谈话，推心置腹，语重心长。达赖这次终于站稳了脚跟，返回西藏，敌对势力的策反活动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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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在诡谲形势下访问印度
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刻意挑起西藏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然而，决不善罢甘休的美国，决定把达赖喇嘛弄到国外去，由他出面公开否定“十七条协议”，作为美国制造所谓“西藏问题”的根据。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显示，就在那一年，美国驻印度使馆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曾经两度策划引诱达赖喇嘛外逃。
1956年4月，西藏地区形成了民主改革迫在眉睫的气氛，有些人不能适应，个别地方甚至有人闹事。与此同时，西康地区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叛乱，叛乱分子包围解放军，引发了冲突，影响了西藏的社会稳定。逃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在美国的操纵下，同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势力暗中勾结，伺机闹事。一时间西藏的局势相当复杂。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决定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于1956年11月共同举办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大会，并专门成立了纪念委员会，由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挂帅。
拉达克里希南以纪念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达赖和班禅发出邀请。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还派出其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潘特等专程来西藏。在潘特一行的策动下，西藏三大寺力主达赖喇嘛应邀访印，提出组成近百人的大型代表团，并准备上书中央。
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看，此时达赖喇嘛出国是有诸多不测的，但是，时为中印友好的鼎盛时期，如果他的访问能够顺利进行，那么对于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是有益的。周恩来总理于11月2日函告达赖和班禅，是否访印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当然，中央对于当时的形势也有清醒的分析和估计。11月17日，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达赖、班禅和他们的主要官员即将去印度访问，在国境内的一段旅程沿途要做好各项工作，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也要设想到达赖出国后一时不愿返回西藏和反革命分子趁机闹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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