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的关系——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中一个焦点问题的新探讨(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23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 林锋 参加讨论
三、“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有机统一 至于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笔者先前发表的学术论文曾作初步的探讨或说明。笔者2010年发表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一文指出，“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二者的“主题”截然不同(笔记以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为主题，《资本论》则以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运行机制、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为主题)且“互不隶属”，但这两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可以统一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主题”(即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必然性”)之下(尽管二者服务于这一“主题”的方式和路径各不相同)。(13)在笔者看来，可以这样来理解或定性“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二者是马克思学术生涯、学术体系中“互不隶属”“相对独立”并存在一定“联系”(14)的两种学术探索活动的产物和体现；笔记与《资本论》，不仅在“学科性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15)，《资本论》则首先是“经济学著作”)上迥然不同，在“理论主题”“学术志趣”上更是如此，绝不能不加辨析和区分，将笔记简单归入“《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中去，或简单地从“《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来理解、定性笔记的“主题”“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那样将会导致对“笔记”本身的极大误解和误读，抹杀笔记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承担的真实学术使命。 在声明了关于二者关系的上述立场后，笔者还要郑重指出：笔记与《资本论》之间，虽然缺乏“直接”的学术联系，几乎不存在什么“笔记的学术研究是直接为《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服务”的情形(反之亦然)，但是笔记也根本谈不上是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否定”或“超越”(西方学界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一点也是必须澄清的。笔者以下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深入说明一个重要结论：“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及相关经济学研究，绝不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所谓的“人类学笔记、《资本论》对立说”，既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亦不符合事实。 首先，马克思在笔记中所流露出来的“研究志趣”(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与《资本论》本身的“主题”“研究志趣”并不构成实质性的“矛盾”或“对立”。事实上，二者之间虽鲜有“交集”，但彼此间并无根本性的矛盾或冲突。恰如其分地说，二者是“并行不悖”“互不冲突”的关系。此外，从“价值观”层面，甚至可以说，二者是一个学术上的“联盟”关系：它们从不同学科层次，通过不同路径和方式，共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必然性”。既然如此，怎能将笔记与《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截然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呢？事实上，笔记与《资本论》虽然在学科性质、学术主题、研究思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在“价值目标”及“精神实质”上，却可以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服务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不妨试想一下，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毫无道理地用“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哲学研究”来反对和排斥(构成他40—80年代学术活动之重心的)《资本论》经济学研究呢？要知道，这二者都完全符合他的价值目标、革命理想，对其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都是必要的、有益的，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用其中一个方面来反对另一个方面呢？为什么不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并行不悖，共同服务或致力于他的革命理想、革命事业呢？可见，所谓“笔记是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否定”的说法，不符合正常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错误看法。 其次，还必须澄清，“人类学笔记”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活动(比如《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已经“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在以往西方学界中，某些学者(譬如美国学者莱文、凯利)基于某种片面的、表面化的考察，仓促地得出结论：笔记的写作意味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及《资本论》的兴趣“衰退”，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断定，马克思在其晚年最后时期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转向了“人类学研究”，我国学界也有部分学者附和西方的论调(如前所述)。严格说来，上述说法是不够严谨、不够准确的。这里首先必须指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其所从事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这种研究构成了“人类学笔记”的“主题”、首要的学术志趣)，只是他晚年诸多学术论著、理论活动中的一种，并不能囊括其全部学术活动，也不能抹杀或替代其他理论活动。笔记及其“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确实在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唯一”的理论活动(这显然严重违背马克思晚年的客观实际)，甚至也不能认为它们是马克思晚年学术活动的“中心”(只能算是“主要活动之一”)。马克思晚年除了写作“人类学笔记”，试图进行唯物史观性质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外，还写成了《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等探索俄国及其公社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文稿，众所周知，他还创作了篇幅巨大的“历史学笔记”(16)，其篇幅容量远大于“人类学笔记”。用“人类学笔记”及“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来排斥和替代晚年马克思其他论著、其他理论活动，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只能是人为地缩小了马克思晚年的学术空间，狭隘、片面地理解了他的学术志向。另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马克思晚年根本没有“放弃”或“忽视”《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仍在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相关学术工作。据我国学者的考证，马克思晚年为配合和延续其《资本论》经济学研究，在1875-1883年(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学笔记”写于1879-1882年，这两段时间具有“重合”之处)作了大量的(其数量十分可观)读书笔记。(17)据介绍，在马克思晚年为继续研究经济学问题、创作《资本论》“续篇”所作的大量笔记中，甚至还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笔记(据相关学者的看法，这是为了配合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对相关问题的探索)。(18)以上情况有力地证明：《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并未在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中“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另外，马克思晚年所作的相关说明，更是为这一点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1879年马克思在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1881年12月他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又提到，“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第二卷’，指‘《资本论》第二卷’——引者注)，以献给我的妻子”。(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