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认同与共生：拉卜楞地区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17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 李静 路宏 参加讨论
可以看出，在语言选择的机制中，生源地的城乡差异是其根源之一。作为选择主体的儿童及家长虽然在语言选择中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但由于生计方式及生源地的根本差异，其选择过程与地域空间及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生活在牧区的牧民，尽管可以选择汉语，但其“牧民”的社会身份及“牧区”的生活环境使其缺乏选择的必要性，反之亦然。另外，拉卜楞地区生源的地域流动也较为典型，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父母因为生计原因无暇照顾子女，儿童主要由老人照顾，而老人因为宗教或其他原因迁徙至拉卜楞镇附近从而形成学生生源的地域流动，这种情况在位于城乡结合地域、靠近拉卜楞寺的九甲中心小学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父母工作调动或去县城打工从而形成学生生源的地域流动，这种情况在拉卜楞地区也较为普遍。除此之外，一般的牧区儿童因为语言使用的代际惯性普遍使用藏语。拉卜楞地区儿童的语言选择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应归因于文化场域及地域类型的典型差异，是基于教育濡化的一种文化决策，带有强烈的民族性特征。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拉卜楞地区中小学的语言选择情况可以划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梯队：第一梯队主要是处于县城的几所学校，语言选择基本从属于学校教学模式的区别。即采用一类模式的学校主要以藏语为主要教学语言，二类模式的则采用汉语教学；第二梯队主要是处于牧区的一些学校，从师资到教学，基本都以藏语为主；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梯队，这类学校主要处于城乡结合部，其语言选择情况较为复杂，如当地九甲小学一位教导处的老师告诉笔者：“我们本来和县城藏民小学(夏河县藏民小学)一样，采用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教学，有专门的藏语教材和汉语教材。但县城的孩子汉语水平较高，而我们学校的学前班、一年级、甚至二年级(的学生)都听不懂汉话，老师们上课特别吃力。教材的选择方面，以前选择的是五省区的藏语教材(专门针对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藏族牧区学生编的一种教材)，有藏语文、数学等，还有协编教材(专门针对藏区的一种教材，包括藏语、汉语和拼音等)，现在我们正在改革，逐步通过一些方式过渡到普通教材(普通小学用的教材)，慢慢淘汰以前的协编教材。为了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通过我们学校这些年办的幼儿园和学前班提前接触汉语。另外，还通过我们每周星期五办的兴趣班、播放(汉语)动画片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不同的兴趣班去学习汉语，这样对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都有好处。” 这样的方式对于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较为明显，在该校查阅今年学生的成绩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忧及民族语言的地位问题，笔者又与其他老师进行了交谈，结果发现，之所以采取专门针对提高学生汉语水平的措施，是因为学生们的藏语文成绩相对稳定，而(汉)语文成绩过差，替换掉原来的协编教材只是单纯地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进而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学习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但是，往往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学校教育是一种批量化的制度教育，如果教学中选择以藏文为主就会削弱汉语文教学，进而会直接淡化国家认同；反之，如果以汉语文进行教学则会削弱学生藏语学习水平，甚至认为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会促使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进一步的目标分野，语言选择则是造成其目标分野的主要方式。然而，通过本次调研发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庭，老师和家长们在语言使用上都表现出了较为开明的文化态度，在语言选择上的第一反应首先是儿童自身的兴趣及以后的升学就业，而不是由语言选择上升到文化决策或者文化认同。事实上，即便身处牧区不会汉语的牧民们在谈及主流文化和国家发展时也表现出较强的文化认同。大量研究也表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并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具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关于拉卜楞藏族学校教育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 (三)民族文化符号的校园体现 依据符号学的观点，所谓文化符号是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意义的文化标识，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的具象体现，也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形式。“文化符号作用的转型、新的文化符号意义的嵌入、异质文化符号形式的移植以及对文化符号的意义解读构成了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而新的文化符号的建构是不同的文化进行交往以及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资源博弈的结果”。[6]依此，民族文化符号就是民族文化在社会活动和具体行为中最直观的感性表现，它蕴含着族群共有并广泛认同的群体精神及文化价值。其表现形式可以是一种活动、一件服饰，也可以是一类建筑、一首歌曲，甚至可以是一个代表性的人或者事。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发展，民族文化符号获得了更多的表现方式，也提高了文化符号传播与获取的速率。但是，由此带来的新的民族文化符号的生成、本民族文化的被弱化及文化意义的被消解等现象和问题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提出了新的挑战。 人类学认为，民族文化符号建构的首要意义在于获得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可，并由此成为该体系的结构性要素之一，从而在此基础上转换为一种文化产品。为此，在学校教育的内容体系中，民族文化符号的重构与变迁既可以看作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折射出学校教育文化的选择途径。这意味着学校教育在民族文化符号的选择与建构上，一方面要鼓励全体师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并且真正成为本民族文化符号建构的文化主体，促进新的文化符号的形成；另一方面，学校要借助自身优势的文化资源，自觉引进异质文化符号，并在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过程中实现本民族文化符号的建构和更新。 对拉卜楞地区的学校来说，从校园文化、艺术教育、学生活动到课堂教学，都有藏族文化符号不同程度的具体体现，但在呈现的范围和程度上却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普通类学校更倾向于制度化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模式，民族文化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体现较少，仅在课堂教学和艺术教育中偶有体现。但对藏语类学校来说，民族文化符号在校园内几乎处处可见，尤其是藏语的使用。除了个别学科之外(例如汉语文、英语)，大多数课程都是藏语教学，即便是英语和汉语文的教学也离不开藏语的解释和表述，在上课时经常有学生用藏语进行交流和作答。尽管在校园中到处都有类似“普通话是沟通的工具，规范字是文明的标志”或“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等倡导标语，但下课后的学生们大多会选择藏语进行交流。 除了语言之外，服饰的选择也能折射出藏族学校教育文化决策的倾向性。不同的是，与语言选择相比，选择主体在服饰上才有较大的自主性。拉卜楞地区中小学的学生着装选择可以分为以下情况：普通类学校一般统一要求穿校服，这与其他汉语地区情况类似；藏语类学校总体没有服饰选择的硬性规定，但由于地域位置不同在具体表现上也存有差异。总体来说，越靠近牧区的学校学生着藏服的情况越为明显。例如，桑科小学(桑科乡寄宿制小学，位于毗邻拉卜楞镇的桑科乡)的学生日常大多穿藏服，而拉卜楞藏民小学的学生则大多穿校服或普通汉族服饰。另外，夏河县藏族中学因为面向全县招生，学生着藏服和校服的情况都有体现。调研中该校的一位老师谈到学校服饰要求时说：“我们的生源虽然全部都是藏族，但来源较为复杂，学生们有些习惯校服，有一些却喜欢穿藏服。在我们藏族地区，民族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牧区，一般很少有学生直接排斥穿藏服，但藏服在有些课程活动上会产生不便。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做了一个规定，要求以班为单位统一着装，要穿校服就统一穿校服；如果穿藏服，也要求统一穿藏服，不仅如此，藏服的颜色和款式也必须尽可能统一，这样方便学校的学生管理。”但是，这种服饰的多样性并不代表学生在主流文化及民族文化之间的某种选择和决策。在笔者调研中，老师和同学们在问及服饰选择的原因时都谈到了地域和习惯问题，而不是将其视作表明民族身份的特殊“符号”。 (四)教学与活动中的民族特色 学生活动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符号在校园中具体呈现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拉卜楞地区，各个学校的学生活动中民族文化的特征都很明显。如前文所述，九甲小学在每周星期五下午都会举行一些学生活动，虽然举办的初衷是汉语学习和校园文化建设，但从活动题材的选取到活动的举行和实施，都带有大量藏民族的文化元素。夏河县藏族中学也有大量独具民族特色的学生活动，每天早晨7点20分到8点10分，有体育和音乐的兴趣活动，由老师们带着，统一在操场练习，活动从头到尾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传统的藏族歌舞为严肃的学校教育增添了一抹亮色。另外，藏中还定期举行年级手工作品竞赛，主要选取一些贴近藏族生活与文化的题材，学生们分年级主动报名参与，由教师集体参与评价，评选出较为优秀的手工作品，包括绘画、手工制品等，反映的主题大都集中在藏传佛教、藏族生活等方面。 类似这种表达藏族生活变迁的学生作品在历次的竞赛中屡见不鲜。藏中的学生大多来自牧区，自小便对藏族生活方式及文化元素较为熟悉。但随着当地旅游的开发及经济的发展，很多原来的牧区家庭在生计、生活等方面逐渐发生变迁。有一位同学的作品便集中反映了当地藏民的民居变迁，如图1所示，其上方是传统的藏族帐篷，其下方的模型则是目前较为常见的一种房屋布局。这种由于生活变迁所造成的学生心理变化在此过程中时有体现。  图1 学生手工作品：藏人生活的演变(夏河县藏族中学) 除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学生活动外，藏中自2016年开始举办唐卡教学兴趣班。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题材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在拉卜楞地区的普通藏民生活中，唐卡艺术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形态，唐卡本身便带有极强的宗教和民族特点，横亘藏民生活百态，纵贯藏族发展历史。学生们报名学习唐卡，其实不仅仅因为唐卡的民族特色或单纯喜爱唐卡，还因为可以多学一门手艺，可能会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改善，在当地做唐卡学徒，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块钱；另外，部分民族高校开设唐卡专业，可以毕业后连贯学习，也是学生们选择的原因之一。笔者在调研时跟随学生一起参与该校“唐卡”课堂进行观察，藏中请来教唐卡的老师是青海师大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来自有“唐卡之乡”之称的青海热贡。这位老师非常年轻，上课充满自信，在课堂上不时会响起师生互动的话语和笑声，看得出来，老师和学生们对于唐卡的教学是乐在其中，下课铃声响后，老师和学生们依然意犹未尽。这种情况和笔者在该校的其他课堂观察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两位我关注的高一学生参加了唐卡班，平时上课注意力集中时间很难超过15分钟，但在唐卡班却能全程认真听课，积极与老师进行言语互动，其中一位同学中途为了更舒服的练习老师所讲的内容竟然席地而坐。 在拉卜楞地区的中小学校园中，类似地承载着藏民族文化意义与身份象征的文化符号时有体现，但总体上却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结构性。不仅如此，在拉卜楞地区，由于学校在行政管辖上并不归属于所在社区，使得学校与社区之间也缺乏民族文化共建的有机平台。事实上，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校园文化的特色建设来说，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化表现，是在历史变迁中传承下来的意义符号，它对民族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文化传承并不仅仅是文化“符号”的沿袭，而是对“符号”意义进行的解读和重构，是充满生活意蕴的文化交往过程。此外，人类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存在，这意味着文化符号意义的丰盈离不开对异质文化的选择汲取和对族群文化的代际传承。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就是要凸显出民族文化符号在学校教育文化选择过程中的有效决策，并在具体过程中处理好本民族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化文化认同，共筑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邹立波：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汉藏贸易
- 下一篇：王启龙 刘宇：美国的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