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宝：“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20 爱思想 刘进宝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主要是指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现“丝绸之路”的名称前，曾使用过“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简称或代称。1943年2月24日的《申报》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随后其概念不断深化，出现“沙漠路”、“绿洲路”、“草原路”等支线，还有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了多种称谓，但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关键词：丝绸之路/概念形成/交通网络/传播演变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阶段性成果。 “丝绸之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通过甘肃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等地，连接亚洲、欧洲的交通和商业贸易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即凡是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均称为“丝绸之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更加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各地相继成立了“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学术辑刊，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其中也涉及“丝绸之路”概念的生成、演变与发展。①但不可否认，从第一手史料入手，阅读原始材料，从史源出发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原始史料入手，从学理层面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及其名称的演变、含义作一梳理。 一、“丝绸之路”的提出及其在西方、日本的早期使用 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很早就有接触和往来，这条交往的路线也很早就存在，只是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以下简称“《中国》”)②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丝绸之路”。③191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从文献角度对丝绸之路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应把该名称(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未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正如我们首次了解到的夏德研究的结果，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的。④ 1915年，赫尔曼在《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⑤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丝绸之路应当是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叙利亚(罗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久，中国的丝绸就到达罗马帝国境内。公元前65年，庞培率罗马远征军攻占了地中海东岸，随后叙利亚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内。正是基于上述史实，赫尔曼认为，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超越了中国到中亚和印度的范围，到达罗马。⑥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可能已经传到大夏(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当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前126)，丝绸不断运送到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内)之时，罗马人也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丝绸。 随着罗马帝国版图向地中海东岸的扩张，罗马上层贵族对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的兴趣越来越大，需求也日渐增多，商人中也开始有人尝试探索通往中国寻找丝绸的道路。大约在公元100年，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Titianus)曾派人到东方经商。他们沿丝绸之路抵达巴克特利亚和某个称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收集到了一些有关赛里斯国(Seres)的消息。⑦ (一)“丝绸之路”在西方的早期使用 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得到东西方学者的赞同。赫尔曼关于“丝绸之路”的主张，得到以法兰西学院院士格鲁塞为代表的东方学家的支持。格鲁塞在1948年出版的《从希腊到中国》中描述和赞扬了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尤其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罗马与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⑧ 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早期将“丝绸之路”称为“运丝大道”，他在1923年完成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说：西域的楼兰，“是亚洲腹部古道，特别的介乎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之间‘运丝大道’旁边之一个前站”。⑨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丝绸之路》，⑩该书主要记录了斯文赫定作为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籍专家领导的西部考察，即1933-1935年进行的“汽车考察”，全书共23节，其中第18节的题目就是“丝绸之路”，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中，斯文赫定阐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及其贸易。“赫定可能是第一个引用它(指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的人”，但“他在书中对导师所说的‘丝绸之路’的涵义几乎只字未题(提)”。(11) 法国学者吕斯·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于1963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中文本于1982年出版。(12)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与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完全不同，如果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其“汽车考察”的记述和见闻，那么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著作，它所论述的时间从公元前200多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 (二)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及早期名称使用 在东方的日本，对“丝绸之路”关注较早，“日本学界对于汉文中国典籍的学习和掌握具有悠久传统，其熟悉程度优于西方汉学界，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勃兴‘脱亚入欧’思潮，学术研究亦极力追踪西方研究之法”，(13)日本学者很早就在东方学的潮流中，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丝绸之路”。其中，白鸟库吉的诸多论文，如《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国考》、《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问题的新解释》、《康居粟特考》(14)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日本早期的“丝绸之路”研究包含在“东西交通史”或“东西交涉史”中。(15) 1944年，赫尔曼的《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16)和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17)两书日文本出版，这是以“丝绸之路”为名的最早日译本。(18)日本学者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笔者所知最早的是1962年出版的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19)随后，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林良一《丝绸之路》(《シルクロ一ド》，校仓书房，1962年)、岩村忍《丝绸之路》(《シルクロ一ド东西文化の溶炉》，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66年)、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海のシルクロ一ドを求めて》，创文社，1967年)、护雅夫、别枝达夫《丝绸之路与香料之岛》(《绢の道と香料の岛》，文艺春秋社，1968年)等。这些著作以知识性的介绍为主，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 20世纪中后期，“丝绸之路”受到日本的广泛关注，从学术界到新闻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丝绸之路”倾注了大量热情。尤其是1979年8月至1981年5月，日本广播协会(NHK)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随后，又翻译出版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的小说《敦煌》，并筹划中日双方合作拍摄同名电影。《丝绸之路》的播出与相关丝绸之路图书的翻译出版，使中日两国形成了一股“丝绸之路热”。 日本的“丝绸之路热”虽然由学界发起，创办了《丝绸之路》学术月刊和《丝绸之路事典》，从学术上介绍和研究“丝绸之路”，但认可“丝绸之路”这一称谓的却主要是社会大众，“丝绸之路”也成了广播和电视宣传的重要题材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作家、画家、摄影家到丝绸之路沿线旅行，有关新闻社还举办丝绸之路的报告会和讲座。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大众化起了推动作用。对于日本的“丝绸之路热”，长泽和俊的总结似能说明问题：“这种倾向迄今仍在扩大，在书店，任何时候都摆着几册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各种各样的旅行社也在计划着各方面的‘丝绸之路的旅行’。不仅如此，由于这一名称比较时髦，所以以书店、旅行社、饮食店为首，各种店名也开始盛行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20) 日本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通俗性的称呼，学术性不强，所以学者较少使用“丝绸之路”的概念，而是用“东西交涉史”或“东西交通史”的名称。 二、我国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演变 “丝绸之路”一词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内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名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星烺在辅仁大学、方豪在浙江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其后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21)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22)和《中西交通史》、(23)方豪的《中西交通史》、(24)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25)等。这些学者讲述和研究的内容，实际上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如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是同类著作中出版最早的，它扼要介绍了张骞通西域后至清乾隆时期的中西交通状况。他的《中西交通史》讲述了“中国同欧洲诸国在政治同文化方面初步的交通情形”，并且以“鸦片战争为全书的结末”。(26)两部书中提到“丝绸”、“Seres”(丝国)和“赛里斯”，(27)但未出现“丝路”或“丝绸之路”一词。 由此可知，当时“丝绸之路”因其含义简单、范围明确，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没有被单独介绍和宣传。 (一)早期“丝绸之路”名称的使用和引进 在“丝绸之路”的名称出现之前，国内曾称其为“绸缎之路”。如1933年9月，《北辰》第46期发表了葭水的《戈壁大沙漠的秘密》一文，其中写道： 土耳其斯坦，是欧亚两洲往来的最大通衢。有所谓“绸缎之路”的，是汉朝张骞出使大月氏的道路。在Lobnor湖(罗布泊)的附近一带，这时尚可看见当日从中国运绸缎到巴比仑，Tyr，Alexandrie罗玛诸城的车马辙迹。而希腊的地理学家Ptolémée氏，曾描写过这条路径，计从中国洛阳起，至地中海止。最初握有贸易专权的，是波斯人；后来是土耳其人。(28) 从其内容可见，“绸缎之路”显然是指今天的“丝绸之路”。该词出现不到两年，就有了“丝绸之路”的先声“丝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该词的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专家朱杰勤。他在1935年发表的《华丝传入欧洲考》一文称，“古代中西交通，实以丝为开端”，“罗马与中国通商，亦大抵以丝为媒介”，“考中国生丝缯帛，初由安息输入罗马”，“当时丝之输入罗马”等关于中国丝西传的语句。其中谈到：“欲考华丝传入欧洲之情况，不可不先探其丝路”，并以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察及其《古代于阗》为依据，初步介绍了“古代东西经过中亚之交通”的具体路线。(29) 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已有“丝路”的称呼，在转引海外报道和翻译海外论著时也使用“丝路”一名。如1936年4月，《西北导报》以《新疆欧亚“丝路”》为题报道了“斯文博士在挪京演讲”： 此外，还有一些专科性的辞典，如《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经济史辞典》、《中外文化知识辞典》、《大学历史词典》等都收录了“丝绸之路”词条。其释义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 从以上辞书对“丝绸之路”的释义可知，《辞海》系列、《中外关系史辞典》、《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丝绸之路大辞典》对“丝绸之路”的释义，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记述相对准确全面，或有自己的见解。 各类专科辞典，尤其是《辞海》系列将“丝路”或“丝绸之路”列入，说明“丝绸之路”概念得到广泛认可，同时根据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其释义也在不断深化，含义也逐渐广泛。 三、“丝绸之路”概念的充实和深化 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到中亚、印度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其延伸到罗马。但他们最初的定义仅仅限定在贸易或交通方面。(87)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也在不断深化。早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中，就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丝路的支线，亦有取道今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88)这里的“滇、缅通道”就是今天的“西南丝绸之路”，“海道”就是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此后出版的《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辞海》中，都有相似表述。《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对“丝绸之路”的支线释义如下： 支线有出敦煌向北，经天山北麓至伊犁河流域再西行者，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者。海道则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从今缅甸南部西行，或由中亚转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89) 相较于《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增加了“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者”，即所谓的“草原路”。 另如杨建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丝绸之路”条目中说：“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了。”(90)这里提出的“绿洲道”、“草原道”和“南海道”(即海上丝绸之路)是对“丝绸之路”概念延伸的概括，但认为这是“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前已述及，《辞海》(未定稿)、《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已经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 《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对“丝绸之路”“支线”的记述更加细致：“陆路还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尔泰山至中亚者，有以内地经青海、西藏至印度者(吐蕃道)，还有经四川、云南至缅甸者(滇缅道)。”(91)这是在辞典中第一次明确出现“吐蕃道”和“滇缅道”。再加上以前出现的“草原路”，陆上丝绸之路的支线基本上都明晰了。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概念也在不断扩大或充实，即将我国古代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称为“丝绸之路”，甚至更为广泛。因传统的“丝绸之路”，即经中亚陆路到罗马的交通线，经过一段沙漠地带，所以被称为“沙漠路”，同样，这条路线还经过中间的绿洲地带，又被称为“绿洲路”，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到中亚称为“草原路”，从云南入缅甸、印度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经海上航路与对外交往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这些大的支线外，还有一些临时的小支线，如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居地到敦煌的支线被称为“吐谷浑道”或“青海道”。 刘迎胜撰著的“丝路文化丛书”《草原卷》中，首次出现了“丝路网络”一词。 隋、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中原与西北边疆地区的联系变得空前密切。唐政府在漠北设置州府后，开辟了漠北通往内地的驿路，唐朝平定西突厥后，天山以北诸地之间的交通形成网络。……草原丝路的网络成为连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的纽带，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92) 这是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第一次将“丝路”作为网络探讨，为以后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思路。 此后，在1996年出版的《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也有“丝绸之路”是“交通网络”的明确表述。《丝绸之路大辞典》的表述更为宽泛： 现今流行的说法是：原来所说的经中亚陆路的丝绸之路，被名之为“绿洲路”或“沙漠路”；另有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至中亚的“草原路”；经海上西行之“海上丝绸之路”；云南入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西南丝路”)等等。(93) 不论是支线说，还是各条道路的单独存在，都是“丝绸之路”概念的扩大或充实，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网络。我们知道，李希霍芬、赫尔曼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长安到罗马之间的东西方交通路线。后来，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尤其是由于气候、政治、战争、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变化，中西交通路线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从而偏离原来的路线或规划，甚至废弃某一段道路，也会不断开辟新的支线或道路，这些支线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从长安到敦煌就有几条通道，从敦煌出阳关、玉门关到帕米尔又有几条通道。在这些通道上，还有许多小支线，在史籍文献记载中，仅以民族、部族或地名出现的就有“灵州道”、“朔州道”、“云中道”、“河西道”、“高昌路”、“伊吾路”、“白龙堆路”、“回鹘道”、“大碛道”、“焉耆北道”、“康居道”、“大宛道”、“大月氏道”等。这些支线通道，有些是同时并存，有些是前后出现，它们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被使用。更大一些并且比较固定的通道还有如草原道、印缅滇道、唐蕃古道等，因此史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网络系统。一旦因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出现变故，导致某一条或某几条线路出现阻隔或阻断的时候，就可利用其他路线，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就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它从中国古代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山脉地区，路网跨距近5000公里，总长达8700公里。这显然只是一个大体走向，从其包含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境内33处遗址、遗迹就可知道，作为世界遗产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还包括许多支线。 草原道、唐蕃古道(吐蕃道)、印缅道(滇缅道)等，都是传统“丝绸之路”的延伸或支线，相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来说，统称为“陆上丝绸之路”。因此，现在一般都是将“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现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的“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亦即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按交通线路划分外，还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交换物品、传播文化来划分，如“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珠宝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青金石之路”、“绢帛之路”、“皮毛之路”、“佛教之路”、“书籍之路”等。这些都是扩大的概念，与“丝绸之路”本来的含义相去甚远。 从学理层面梳理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含义的充实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作为地质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并没有专门研究中亚史地，“丝绸之路”一词也是他偶然、无意之间提及的，所指也仅仅是从中国长安到中亚之间的东西交通路线，并将其理解为一条基本上笔直的道路。因为他把古代中西交通的贸易路线想象成一条直线，所以在《中国》第一卷的《中亚地图》上，他用加粗的红线画出了一条基本上笔直的“丝绸之路”，(94)这与“丝绸之路”的实际走向并不符合。 虽然赫尔曼也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引申和研究，但真正奠定“丝绸之路”学术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他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更加具体、深入的研究，并将“丝绸之路”一词引入国际学术界，但他并不认同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直线说。斯文赫定于1933-1935年在我国西北，尤其是新疆的汽车探险后，专门写了《丝绸之路》一书，详述了此次考察的收获、见闻等，该书第18章标题就是《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虽然全篇不到一万字，但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作了全面解题和阐述。 正是斯文赫定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几条道路、走向、性质作了全面的阐述，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学术著作，才使“丝绸之路”一词为大众熟知，并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50多年后我国学者才开始使用这一词汇。此前曾于1933年使用“绸缎之路”以指称“丝绸之路”。1935年开始使用“丝绸之路”的简称“丝路”。此后不久，欧洲和苏联也使用了“丝路”一词。1941年使用“丝绸路”。同时，还使用“贩丝之道”代称“丝绸之路”。1943年，我国正式出现“丝绸之路”一词。 第三，“丝绸之路”虽然称呼众多，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论是按交通路线划分的“绿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还是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这些扩大或充实了的“丝绸之路”，都是借用或参照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别说明，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时都应有具体的含义，即从我国长安(或洛阳)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亚、欧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 第四，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多种称谓，但都仅仅是对某一个时期或某一种物品的概括或总结，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因为丝绸是这条通道开创的原动力，它是中西方贸易的主要物品；在“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影响最大，它可以作为货币流通和使用，中国因此被称为“Seres”。正因为如此，1988-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考察”活动，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命名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都是以“丝绸之路”命名。 当然，“丝绸之路”现在已不是某一条道路或某一种交换物品的专称，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甚至突破了原来的“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注释： ①综述性研究成果如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蒋小莉译，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罗雪梅：《丝绸之路名称的历史演变》，《文史杂志》2015年第6期；田澍、孙文婷：《概念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等等。 ②FerdinandFreiherrnVon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undDaraufGegründeterStudien, 第56页。 (62)《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3)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1972年第1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4)郭沫若：《〈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关于“坎曼尔”材料的真伪辨析，参见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65)竺敏(夏鼐)：《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6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0页。 (67)冯惠民：《张骞通西域》，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68)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2页。 (69)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页。 (70)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页。 (71)陈振江：《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72)杨建新、卢苇编著，朱杰勤审校：《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73)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74)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75)1992年，西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套《丝路文化丛书》，全套共12册，其中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5册、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4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册。从杨建新所写序言和杨建新、卢苇于1981年出版、1988年增订的《丝绸之路》，改编为《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一书可知，该书是为了配合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而出版。杨建新在丛书“序言”中说：“现在我们把第二亚欧大陆桥，也喻之为新丝绸之路”。 (76)《丝绸之路》杂志由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等编辑，1992年出版试刊一期，1993年出版双月刊内部发行，从第4期开始正式出版。 (77)于忠正、曹昌光主编：《漫画丝绸之路》，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 (78)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王尚寿、季成家等编著：《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年；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79)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21页。 (8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隋唐五代史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17-319页。 (81)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1-422页。 (82)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941页。 (83)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第199-200页。 (84)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2-93页。 (85)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第1页。 (86)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刘君德等编著：《大辞海·中国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012-1013页。 (87)参见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88)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未定稿)，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5年，第91页。 (89)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第941页。 (9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隋唐五代史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第319页。 (91)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第93页。 (92)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175页。 (93)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第1页。 (94)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8页。 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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