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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高擎民间文艺学旗帜——评刘锡诚《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


    《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是刘锡诚先生在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1957-2017)之际推出的自选集,2018年列入“西部民间文化与口头传统精选系列”(郝苏民主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刘锡诚认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从五四前夜诞生以来,已成为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颇具中国特色、最有成就的分支学科之一。对于20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刘锡诚将“文学流派”与“民俗学流派”视为最基本的分野,他本人则旗帜鲜明地坚持文学流派即民间文艺学的方向,强调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体系、诗学传统。
    该书分为理论编、神话编、史诗编、传说编、故事编、域外民间文学以及“革命”民间文学等类别,共收录文章46篇,最早的一篇《传统情歌之社会意义》写于1961年,最晚的一篇《牵牛织女原是东夷部族的神话传说》写于2013年,最长一篇《试论牛郎织女传说圈——地理系统的研究》写作时间从2007年跨到2013年,可称刘锡诚多年在民间文学领域耕耘的收获精选,深入挖掘了中外民间文学的历史文化价值,显示出文史研究的倾向,对民间文学的诗学传统进行了系统而具体的示范与阐释,并兼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间文学的整体性格局,展示了作者的博学与才情。
    全书有如下特点:
    第一,体现了鲜明的民间文学审美价值取向。
    作者强调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个性,将“民间文艺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科学”(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诸如“文化内涵”“象征意义”等字眼在文章的题目和正文中反复出现,以一个个具体、丰富、鲜活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实践了作者坚持的民间文艺学道路,以研究实绩展示出这条道路的宽广与阔大。
    作者的观点来源何处?本书给予了诚恳的回答。在首章的六篇文章中,作者以显著的位置介绍了苏联民间文艺学学术思想及学科理论,向读者交代了作者的理论偏好与思想轨迹的来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锡诚的理论源点在苏联的民间文艺思想,但正如吕微所说的,我们要认识到,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不仅仅属于苏联模式,这种纯文学、纯艺术研究取向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普遍性范式、世界性范式。(参见吕微:《我们的学术观念是如何转变的?——刘锡诚:从一位民间文学-民俗学者看学科的范式转换》,载吕微著《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二,具有调和文艺与研究的色彩。
    周作人1922年为《歌谣》(周刊)撰写发刊词说:“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发刊词》,《歌谣》第一号,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工作经验告诉作者,这两个目的在实践中是存在冲突的,纯文学的方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间文学学术研究中占统治地位,但“把作家文学的批评标准——以形象的塑造、内容的是否深刻作为判断作品的标准,亦即把作品的社会政治历史作用放在首位——移用于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一般作家文学”(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种观念给民研会的工作带来了困扰:“本来应是科学研究的团队,却误入了文艺团体的胡同里”(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者对此学术范式带来的结果深感痛心。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的”也就是民俗学研究的取向日渐强化,作为学科方向之一的“文艺的”研究范式日渐萎缩,导致“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再次进入了一个低谷时代”。(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本书收入的文章多少都有调和文艺与研究的色彩,即为“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正名,彰显民间文学在“文艺的”搜集与研究方向以及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上的价值。
    第三,体现了作者对民间文学学科的深情。
    作者深切关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在序言中坦承自己对民间文学学科的深切忧虑和背后的恋恋真情。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故而对民间文学有一种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不是虚言。民间文学的情结在刘锡诚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受恩师曹靖华影响,选择民间文学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大学毕业之际,曹靖华又直接将他送入民间文艺研究会参加工作。(参见王雪:《相识满天下知音世不稀——刘锡诚先生访谈录》,《传记文学》2018年第7期)“文革”后,周扬于1983年亲自将他调入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领导职务。兜兜转转,作者的一生都似乎因为某种宿命的因缘而与民间文学难解难分,他也将自己几乎全部的心血和热诚献给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事业。
    在该书的序言中,刘锡诚还以大篇幅全文引用了郭沫若1950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认为中国民研会的这个“初心”不应被忘记。郭沫若指出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五个目的,可以分为“文学的”与“社会的”两种类别。“文学的目的”是保存民族文学遗产、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以及利用民间文艺创造新文艺。“社会的目的”则是通过民间文学了解民间疾苦以及重视民间文学的社会史价值。相信这部文献曾经激励过刘锡诚先生年轻的心灵,通过这部自选集的出版,他再次郑重地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以诚挚的情怀和不衰的热忱向“郭沫若、周扬、老舍等前辈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宣布的研究宗旨”致敬,交上一名民间文艺界老战士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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