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集体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路径——云南城寨村铜鼓及铜鼓舞的人类学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33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 谭晓霞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从云南城寨村铜鼓舞借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名而获得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集体意识的重构是集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以更好地延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社会中，在传统社会里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集体意识是动态变迁的。国家在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得新的集体以及扩大了的新建的集体意识的获得成为可能。文化主体参与集体意识的重构，从而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的神圣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变迁的文化生态中能够得到更好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 键 词：铜鼓舞/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意识/神圣性 标题注释：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中越铜鼓舞的保护与传承比较研究”（2017sy10040）。 作者简介：谭晓霞（1977-），女，云南丽江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分布区域广，种类繁多，具体保护与传承路径多种多样。在保护第一的原则下注重发展，强调生产性保护、强调与旅游结合等都有其合理性。在非遗项目中，个人性项目与集体性项目在保护与传承中所应采取的方法就不大可能是相同的。对于集体性项目而言，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或重构集体意识，是这些项目能够真正得以传承的重要基础。 铜鼓作为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曾经在中国西南诸多少数民族中被广泛使用。在特定的村落社区中，铜鼓除了彰显拥有者的尊贵地位，最主要的作用还在于聚合民众，娱人娱神的铜鼓舞由此应运而生。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城寨村彝族的铜鼓舞是具有神圣性的祭祀舞蹈，村民在求雨或丧葬祭祀等集体仪式中，通过集体参与的铜鼓舞获得凝聚感。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的日益便利，村寨空间被不断打破，村民不断外出，外来者不断进入，这一切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结构的变化使维护铜鼓舞神圣性的集体在发生变化。与其他依托于集体意识而具有神圣性的诸多文化事项一样，铜鼓舞逐渐式微。事实上，中国政府于2006年开始实施的非遗保护措施就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并使之能够在新的时代得以延续。但是，如果文化拥有者的集体意识在不断消失，那么，此类外缘式的发展保护措施要真正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铜鼓及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社集体维持的，而当社区由于村民不断外出打工、远离村落而逐渐松散之时，要使以集体意识为依托的铜鼓舞能够像从前一样延续是不现实的。如果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寨集体意识保证的，那么，重构集体意识则是村寨中的铜鼓舞能够传承的最为重要的元素。政府相关部门在保护非遗方面所做的具有真正积极意义的工作应当是重构集体意识。彝族的铜鼓舞在进入国家非遗名录之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无疑与当地政府的资金扶持等诸多措施的实施相关。在保护非遗的过程中，政府和传承点的村民共同构建了新的集体，使铜鼓舞的传承有了新的集体意识的支撑。政府部门采取了怎样的保护与传承行动，村民如何接受政府的相关措施并最终积极参与到新的保护和传承行动中，即政府与村民是如何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构建起新的传承集体，使新的集体意识得以培养，通过重构集体意识，使非遗项目的神圣性得以建立，最终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能够传承，这样的实例对于非遗传承保护具有启示意义和重要价值。 一、铜鼓舞的神圣性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城寨村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的传承点之一。城寨村地处麻栗坡、富宁、广南三县交界处，距县城134公里，距董干镇政府41公里。每天仅有一趟凌晨五点半经停8公里以外的新寨村委会到达文山的乡村公共汽车，赶街的日子会有新街上的面包车来村里招揽生意，此外，村民日常与外界的交流是十分有限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自然环境的限制，使得他们的一些传统文化事项较少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而较好地得以存留。截至2017年年底，城寨村共有162户721人，均属彝族白倮支系，因为对支系的差别及划分很敏感，村民的通婚圈也仅限于城寨村内部以及临近的新寨、富宁的孟梅这两个同属彝族白倮支系的村寨。延续至今的“寨老制”在很大程度上仍发挥着管理村寨的作用。像文山境内其他许多尚存传世铜鼓的村寨一样，铜鼓在城寨村民心中的神圣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不同的是，他们还完整地保留着集体参与的祭祀活动以及在这些祭祀活动中跳铜鼓舞的习俗。 一般而言，“凡是把许多灵魂团结在一起的就是神圣的”[1]（37），城寨村全寨参与的荞菜舞、铜鼓舞在加强村寨内部凝聚力、强化社区的共同道德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共同的仪式来表达他们的态度时，不但使这些态度得以表现出来，而且反过来加强了这些态度。通过仪式，这些态度达到一种高度自觉的状态，这种状态大大强化了这些态度，而这些态度又强化了道德共同体，宗教仪式就这样对于社会赖以取得团结一致的那些情感，起着确认和增强的作用，如同涂尔干曾经说过的，宗教仪式使社会本身得到滋养。”[2]（485）而仪式中进行的铜鼓舞是具有神圣性的祭祀舞蹈，在被外界认识之前，麻栗坡县境内也仅仅是城寨村以及毗邻的新寨村的彝族白倮人在操演。铜鼓舞的神圣性是由村寨这个小而相对稳定的集体所赋予的，同时，神圣性也是在村寨集体层面表现的。 城寨村关于铜鼓和铜鼓舞的来历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天气大旱，无法栽种庄稼。一个美丽的姑娘发现有一个小伙子从田边走过时，身后的田就会灌满水。姑娘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两人结为夫妻。原来这个小伙子是龙王的儿子。过了数年，姑娘的父母死了，龙王送来一对铜鼓，倮家姑娘们就跳起铜鼓舞迎接龙王。从那时起，倮家就有了铜鼓和铜鼓舞蹈。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有关物品的“传说的功能在于表达不同物品的社会价值”[3]（95-279），这个传说表达了铜鼓的社会价值，与人们崇拜的龙相关联，又与祖先相联系，社区性参与的铜鼓舞被赋予了神圣性。 除了铜鼓，二胡、芦笙等一些在举行葬礼时必然用到的乐器也被赋予神圣性，且由专人保管。如果某户人家里有人去世，这家就必须派人去专门保管的人家“请鼓”。“请鼓”是有严格的规矩的。“请鼓”之人只能是这家的女儿或者女婿。“请鼓”的时候，需要带上一簸饭、一只公鸡、一瓶酒。献祭铜鼓、狮子道具之后，寨老还要用牛角“查卦”。如果卦好，可以抬走铜鼓和狮子道具。如果卦不好，则需要再次献祭，并重新“查卦”。 葬礼中能否使用铜鼓和跳铜鼓舞还有许多禁忌：没有婚史的逝者的葬礼不跳铜鼓舞；年龄在三四十岁且上有老、下有小的逝者的葬礼可以献祭铜鼓，却不能敲鼓；家中尚有未成婚幼子的逝者的葬礼严禁敲鼓和跳铜鼓舞。插秧后至收割前这一时段，一律不允许跳铜鼓舞，否则会影响收成。一般情况下，葬礼要延续三至九天，“小客”“大客”及下葬后由家中女眷各自邀约亲戚朋友跳铜鼓舞，跳舞的过程类似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比赛过程不仅传递着对逝者的尊敬，也展现了各自家支的势力。如同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传统社区中的舞蹈可以使社区达到最大程度的团结、融洽与和谐，而且每一个成员都强烈感受到了这种团结、融洽与和睦。舞蹈能将两个或多个群体团结成一个整体，并使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种团结，从而在数天里形成一种紧密团结的状态。舞蹈是一个手段，能将诸多个体团结成一个融洽整体，同时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作为成员，与这一团结整体的关系[3]（95-187）。 铜鼓还用于祈雨。如果农历二三月间一直不下雨，寨老就要把一对铜鼓请出来，挂在寨神旁边的两棵榔树上。完成祭龙仪式后，村中最年长的妇女会穿上蝙蝠衣，带领按长幼顺序排列的女人们围圈跳舞，着传统服饰的男人们则等待女人们跳完12个调子回家以后集会。 显然，铜鼓舞是一种祭祀舞蹈，并不是供大众娱乐的舞蹈。在传统社会中，艺术通常是与社会意义等建构结合在一起的，单纯的属于审美艺术的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正如对巴西北部的苏亚人歌唱进行了三十余年研究的艺术人类学家西格尔所指出的，音乐“不仅仅是音响也是语境，音响只是其中一部分。音乐表演扎根于其他事件中，它由此而获得静默和情绪的力量，并从中接受它们。如果不注意语境，表演就不能够被研究”[4]（167）。苏亚人的“歌唱”与对血缘、家庭的维系有关，也与对生产生活及生命价值的理解有关。他们的“歌唱”是部落的符号，具有社会化、政治化的意义。铜鼓舞的神圣性与城寨村人们集体遵循的规则有关。村民共同遵循这些原则，并集体参与相关的活动，都与铜鼓的神圣性有关，而铜鼓的神圣性又由于总是遵循这些原则而得以保持。当铜鼓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之后，其实铜鼓舞的传承也是不能离开其神圣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