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地方化：世界文化遗产与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4:11:17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晏雄 参加讨论
三、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碰撞：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负效应及其消解 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在当地形成了增长极，助推了丽江社会、经济的进步。同时，作为全球化产物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吸引来的游客远远超过了其承载能力，作为地方化的丽江古城的东道主已不能满足蜂拥而至的游客的各种体验需求，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碰撞已不可避免，必然导致集群负效应的产生，但是，由于集群的自组织作用，充分发挥出自我调节功能，从而使集群在发展中较好地消解了这种负效应。 (一)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负效应 1.传统文化的解构 传统文化的解构是相对于保持文化本真而言的一个概念。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丽江传统民族文化正面临着双重解构的危险。 一是迎合市场的自我解构。即当地人为了迎合消费者对异文化的猎奇心理，受利益的驱动，将本民族神圣的仪式、礼俗等活动常态化、庸俗化。文化的本真内涵被人为地歪曲，原本具有神圣感、仪式感的民俗活动变得表演化、程式化。如纳西族神秘的祭天仪式一般在春季和秋季举行，被某些演出公司搬上舞台进行商业化表演，导致该仪式变得毫无神圣感可言；纳西族的放河灯仪式一般是在中元节为祭奠逝去亲人而举行的一种活动，后来被经营者改变成了“许愿、寄托美好祝福”的娱乐活动，成为其赚钱的工具等。 二是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解构。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当地人主动学习或模仿外来文化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观念悄悄地改变着当地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日常行为及价值观。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服饰的外来化及娱乐方式的刻意模仿，直至对原有生活方式的彻底放弃。如丽江的城区，人与人之间沟通主要靠汉语，能讲本民族语言的已成为少数，甚至出现了会讲纳西语的人就等同于“农村人”的现象，这就使得以追逐城市生活为目的的纳西族年轻人彻底放弃了母语。 文化资本化、产业化进而集群化，作为保护和传承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更主要的是文化资源的当地拥有者要能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主动参与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过程中，在发展中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而不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人为地故意歪曲和再造。 2.文化生态的变异 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丽江就不仅仅只是丽江人的丽江，丽江已成为世界的丽江。不仅世界各地的游客争相涌入，各类文化企业经营者也纷至沓来，在古城内聚集了1600多家商户。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在给丽江社会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与纳西族传统迥异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使古城的文化生态发生变异。如，外来人“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不能遵守纳西民族良好的生态协定。对古城不准乱倒垃圾、乱扔污物的规定视若无睹，常把脏东西往河里倒，给古城造成环境污染”[5](P.460)，破坏了古城的生态环境。同时，外来人口的增加，打破了他们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恬静生活方式，让古城原住民产生精神家园的缺失感，从而产生对外来文化的抵制情绪。 然而，由于丽江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产业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丽江古城居民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选择接纳、扬弃、规范外来文化，形成新的古城文化；他们也可以选择离开、旁观甚至融入外来文化，被现代化。但不管做出何种选择，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正使丽江古城传统社会文化生态经历着变迁和重构。 (二)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负效应的自我调节——构建集群区域创新网络 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的信任机制可以通过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对集群进行自我调节。集群内的“区域创新网络一般由经济网络(行为主体间的正式经济合同)和社会网络(行为主体间非正式的联系)共同构成”[6](P.335)，而且，区域的经济网络必须植根于当地利于创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也就是说，只有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形成完整的区域创新网络(也称区域创新环境)时，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才能形成。 区域创新网络形成的关键是要在集群网络的各主体之间构建起相互信任的关系[6](P.336)，通常，集群信任来源于四个方面：(1)来自紧密群体的群体信任，如有血缘、亲缘、地缘、学缘等紧密关系的群体内部的信任；(2)来自利益计算的计算信任，这种信任往往是单次交易中的短期信任；(3)来自长期多次交易的过程信任。现代博弈论表明，当交易双方仅发生单次交易时，理性经济人必然会出现囚徒困境式的损人利己的败德行为；当交易次数无限增加时，人们为了追求长期利益会展开合作，从而形成长期信任关系；(4)来自正式规则的制度信任，即由政府提供的正式制度，或者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7](P.31)信任关系对集群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可提高产业集群的敏捷性，减少集群内企业间的交易成本，提高集群的创新效率。 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构建充分发挥了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的作用，在构建起集群内部信任机制的基础上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协同创新(见表1)。  首先，政府建立了创新补偿机制。通常，由于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集群内的企业学习借鉴其他企业先进经验的机会较多，因而缺乏创新动力，多采取跟进模仿式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使创新企业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如丽江披肩产业、酒吧娱乐文化产业等都存在这一问题。因此，政府有必要进行政策干预，建立创新补偿机制，并在各创新行为主体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知识、信息的有效传递与扩散。 其次，发挥集群的自我惩戒机制。由于集群中频繁的互动和开放的性质，欺诈等行为很容易被发现，并在集群中口口相传，具有这种败德行为的企业在以后的交易活动中会被集群交易伙伴拒绝，从而使“不讲信用的客户在本地很难站得住脚”，这种可预期的惩罚将会有效遏制事前的欺诈等行为。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会逐渐沉淀形成新的集群文化，融入新入群者，改造或淘汰与集群文化不合者，使集群不断保持活力与创新。 再次，企业或个人自发地或在政府引导下建立和完善区域创新系统。企业通常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如增强与前、后向关联企业的经济联系，推行ISO管理体系，出于对信息的需要、环境的要求等会自发地投资进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如丽江玉水寨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在其驻地开展原生态东巴文化保护工程，由企业出资组织群众整修村干道8公里，在保护区建设祭天场等。这些无疑都是对区域创新网络的贡献。在政府引导下的行为通常出于政府提供的利益和企业自身对区域责任感的行为。如与区域有关的公益和福利活动等。[6](P.340) 最后，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服务机构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积极地参与到区域创新网络的建设中。行业协会通过提供服务(如举办联谊活动、行业技术信息服务、行业发展研究、行业技术研究、培训和组团参展服务等)、行业自律(如制定行业标准、推进行业诚信等)、协调行动(如解决纠纷、提出发展战略、协调市场行动等)和参与政治(如向政府反映企业意愿、提出政策建议等)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服务。[8](P.185-186)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以为集群企业提供专门的知识咨询服务，进行人才培养。这样，通过高度市场化的中介服务体系可为集群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政府、企业、中介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区域社会文化的作用下通过大量的、无限的相互联系而融合在一起，形成相互信任的氛围，通过这种制度创新，构建起区域创新网络。在创新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区域的物质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区域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促进区域创新网络的不断升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