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开]史诗研究七十年的回顾与反思（1949-2019）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39 中国民俗学网 冯文开 参加讨论
摘 要：自1949年以来，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史诗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推动了中国史诗学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界的地位。本文沿着时间线索对七十年来中国史诗研究在不同时期呈现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内容、研究倾向及特点等展开宏观性的回顾，并总结与反思其间得失。 关键词：史诗研究；发现与搜集；起源研究；情节类型研究；比较研究；口头诗学 自1949年以来，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史诗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推动了中国史诗学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界的地位。回顾70年的历史，中国史诗研究较为宏博，绝非一篇论文能够呈现清楚的，这里仅择其荦荦大者，对其进行粗线条的梳理和述评，并总结与反思其间得失。 一、发现与搜集：1949-1966的史诗研究 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作为工作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自此，中国学人开始对全国的民间文学展开搜集，中国各民族史诗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纳入了搜集的范畴。1956年，老舍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高度评价《格萨（斯）尔》是“优美的富有神奇性的人民文学著作，应当列入世界文化宝库”，提出《格萨（斯）尔》和《江格尔》“两大史诗”的说法，对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等提出了应该遵循的原则、方法以及其他应该注意的相关事项。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制订了编选出“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的计划，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其中划入民间故事范畴的史诗有《格萨（斯）尔》《苗族古歌》《梅葛》等，内蒙古自治区、青海、贵州和云南分别负责《格斯尔》《格萨尔》《苗族古歌》《梅葛》的定稿及写序工作。由此，中国学人开始对国内各民族史诗展开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搜集，《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阿细的先基》《梅葛》等诸多史诗被相继发现，对它们的搜集、整理以及出版等工作有了一定的规模。 至20世纪60年代，青海地区已经搜集《格萨尔》有19部74个异文本，由藏文汉译过来的《格萨尔》有29部53异文本。华甲收藏的《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由王沂暖、华甲汉译出来，发表在《青海湖》杂志上。1962年，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翻译整理的《格萨尔4·霍岭大战上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唯一公开出版的汉译本《格萨尔》。 蒙古英雄史诗的搜集整理成果较多。琶杰演唱的近80个小时的《格斯尔》被记录下来了，而且誊写成了文字。1959年，其木德道尔吉将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尔可汗》整理出来，交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安柯钦夫将琶杰演唱的《英雄格斯尔可汗》汉译出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格斯尔》汉译本。1960年，桑杰扎布将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汉译，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0年，边垣编写的《洪古尔》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又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195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3部回鹘式蒙古文《江格尔》。1964年，13部《江格尔》以托忒蒙古文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雄史诗集》，收入《镇压蟒古思的故事》《巴图乌力吉巴托尔》《忠毕力格图巴托尔》等5部小型蒙古族英雄史诗。随后几年，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编印了内部资料《英雄史诗》（一）和《英雄史诗》（二）。 《玛纳斯》搜集整理成果也不少。1955-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组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组先后两次深入柯尔克孜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搜集了《玛纳斯》的许多片断。1961年，《赛麦台依》中的《赛麦台依与阿依曲莱克》一章由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民间文学组和中央民族学院柯尔克孜语实习组合作翻译，在《天山》杂志的第1、2期上刊发出来了。1961年春，新疆《玛纳斯》工作组成立，集合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诸多单位的学人。至1961年底前，他们对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史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记录了《玛纳斯》的各种变体，约有25万行。1961年，新疆文联将居素普·玛玛依第一次演唱的《玛纳斯》口头文本译成汉文，作为内部资料使用。1961年12月14、15日的汉文版《新疆日报》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片断《阔阔托依的祭奠》。1962年，新疆《玛纳斯》工作组搜集翻译整理了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凯耐尼木》中的一节，刊发在《民间文学》第5期上。 南方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成果也陆续被出版。以潘正兴演唱的材料为主，综合其他歌手的演唱材料，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整理翻译了《阿细的先基》，于1959年将它交给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搜集整理翻译的《梅葛》。1955年，仰星将在贵州清水江一带搜集到的《蝴蝶歌》整理出来，发表在《民间文学》第8期上。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内部编印了《民间文学资料·黔东南苗族古歌(一)》（第四集），包括了《开天辟地》《铸撑天柱》《造日月》《种树》《砍枫木树》《十二个蛋》《兄妹开亲》等十三首古歌。1960年，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将杨芝、马学明等歌手演唱的《洪水滔天歌》整理出来，刊发在《民间文学》第10期上。1964年5月，以蓝海祥唱译的《密洛陀》为基础，以后来搜集到的材料为辅，莎红整理出了《密洛陀》，于1965年将它刊发在《民间文学》第1期上。1960年3月，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将翻译整理的《创世纪》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各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存在不关注史诗歌手的相关情况以及演唱语境等现象,对中国各民族史诗做出增添、删除、改动等诸多不科学、不规范的格式化行为。首先，按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对各民族史诗的内容进行改编。如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在整理纳西族《创世纪》时删掉了宣扬东巴“消灾禳祸”威力的诗行，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对《阿细的先基》删掉了祭神拜佛等一些混杂着迷信色彩的内容。其次，剔除重复的诗行和内容，认为它们是不必要的重复，有损于史诗的艺术性。在整理流传在贵州清水江一带苗族地区的古歌《蝴蝶歌》时，仰星删除了他认为不必要的重复的诗行，使诗歌前后衔接更为紧凑。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认为重复的诗行妨碍突出作品的主线，延缓了情节的发展和推进，因此在整理过程中对许多重复的诗行进行了删节。再次，对同一首史诗展开多次搜集记录，然后将这些材料进行综合整理，汇编出整理者认为完整的一首史诗，如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搜集整理的纳西族《创世纪》。有时，一些中国学人以某一次搜集记录的史诗演唱材料为底本，综合与这一首史诗相关的其他材料，整理出一首史诗，如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搜集整理的《阿细的先基》。 虽然在搜集整理等在诸多工作环节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不可否认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成果是显著的。钟敬文曾说：“建国后，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不可讳言，它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或不足之处。在搜集、整理方面我们有较大的成就，特别是发现和刊行了许多兄弟民族的民族史诗。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宗收获。但是，在记录、整理的忠实性方面始终存在着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的学术实践值得了我们借鉴和总结。而且中国各民族史诗的发现与搜集打破了以前言必称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的囿限，有力地反驳了黑格尔提出的关于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论断。 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史诗研究的资料建设时期，学术性的论文较少，大多是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下搜集者对搜集工作的感想和为出版的史诗撰写的序言，较为重要的学术论文有徐国琼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黄静涛的《<格萨尔>序言》、刘俊发等的《柯尔克孜族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的《论彝族史诗<梅葛>》等。 (责任编辑：admin) |